对传媒民主的权力政治结构而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最新民意调查结果与政治体系最高层活动人媒介化的探测式交流之间始终存在的战术性并联关系。与此相联系，对非自由民主的中介体制的系统性回避被说成是民主的成熟。原因是，人民的声音在不加中介的情况下得以进入政治体系的计划之中，比起协会、联合会、联盟、政党等中介过程，它更为直接而且不走样。
传媒民主政治以两种方式绕开中介体系：一是迎合公众，二为社团战略。这两种方法都被解释成是直接民主的发展。以下不妨对这样的民主列出一份资产平衡表：
作为迎合公众方法的传媒民主：不论在古希腊时代还是在现代，民主都不是仅仅经由表决程序和多数原则获得其合法性。对它来说，即使对合法性以及与其一起提出的关于它优于所有其他模式的统治原则的这一要求而言并不具有更为基本的意义，公众的政治角色也同样重要。与民主有关的公众概念不论在古希腊还是在现代欧洲都不满足于这么一种看法，即但凡政治中的项目、选项、要求以及批评都应具有“被公开”意义上的那种公开性。有关民主的两种理由所依据的主要是一种质量型公众概念。根据这一概念，政治诉求必须经由所有相关人士共同而理性的检验。统一的社会空间－时间结构是这一公众模式的背景观念。公众曾被视为一种社会空间，它使所有国家公民之间的理性交流成为可能，并使所有有权参与政治决策的人之间发生积极或被动的联系。公共交流得以展开的那种统一的连续性时间的前提涉及设想和项目的逐步被检验及其成熟，也涉及将公众在其政治代表那里得到的经验加以采纳的机会。尤其是，政治代表们的行为与他们在公共讨论中的言论恰成对照，从而在其个人的融合性及可信性方面成为可以被评判的东西。表决在这里成为对迄今为止的公开对话进程的评判。
然而，一旦传媒民主政治进程中分散的国家公民最初的设想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传媒战略，得到坚持和强化，同时，又缺乏在其过程中可以形成合理公众观点的公共思维所需的空间和时间，公众就会失去民主所需的提供有效性和方向的建设性功能。这样，迎合公众口味战略框架内的领导层和大众之间表面上更为直接的关系最终只意味着民主监督的缺失。其结果就是一种虚假大众性。
认为民主质量通过将传媒民主中的政党边缘化而得到提升的另一种论点，其主要依据是取政党而代之的社会各利益和协会之间妥协体系的有效性。根据这一论点的逻辑，绕开政党的强大社会经济利益团体之间的合作政治，熟悉如何通过有效的传媒表现而获得合法性，比政党的中介工作更为民主。原因是，它建立在社会中心活动者直接参与和同意的基础上，而不是先要经由政党和议会体系中介才起作用。这一观点的口号是：社会利益越能直接被引入政治决策，相关的程序及其实质性结果就越民主。
因其所具有的中介功能，从这一观点出发，政党及其组织和作用方式从原则上而言是民主的损失，相反，传媒合法性意味着民主的增进。按照这一逻辑，如果某国政府分别与个别利益集团的代表商定了结果，然后成功地在媒介中加以介绍，该政府就会被视为是一种“媒介基础民主”。至于将各自利益组合起来、将其传达给政治体系，并将过程的结果不断回馈于自己的社会主群体的居间政治组织，在这种民主观看来则纯粹是政治的曲径，因而是可以放弃的。
这一观点有多个恰当的理由。从民主理论和民主政治视角出发，以下一点的确无可置疑，那就是，在民主制体内，附属学说原则也应有效。如果各小团体有能力经由沟通之途自行掌管与己相关的事务，它就不仅是捍卫了民主合法性的基本法则，而且，比起任由上一级机构像监管人一样作出相关决定来，从原则上说是更好地实现了这一法则。只要当事人自己作出决定，而不是因压力、依附关系或金钱力量而被迫表示同意，这一点便始终有效。不过，只有在所有当事利益集团均参与各项决策，并且，由它们作出的各项决定不影响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的第三者，各社会谈判系统才有权利用这一优越的民主质量。尤其是地方自治主义和公民社会政治方案乐于援引此类组合。就此而言，国家作为主持人与行为者和参与其间的社会活动者们的谈判回合意味着民主的双重增益。在那里，一方面减少了中央决策官僚主义的成分，另一方面，直接作出决定的当事者们的分量则相应增加。
不过，一旦触及被排除在谈判体系之外的第三者的利益，这一模式便归于无效。这个第三者也不能通过政府方面的参与而自动得到代表。因为，这一中介活动恰恰是政党民主合法性要求的起源。作为其主要的功能目标，政党致力于这样来处理和整合社会利益：力图使自己在民主程序中获得社会多数的同意，然后，通过对选举的参与和公共职责，承担对选战中公布的利益融合纲领的具体实施。
因此，绕开政党的获得媒介合法性的社会妥协政策，其在民主意义上是否站得住脚，取决于它如何尊重触及第三者利益的界限。否则，它虽然也可能获得相当的成功，并有可能聚合广泛的利益集团，但仍摆脱不掉缺乏民主的污点。民主机构并非只是延缓决策过程并使之形式化的摆设。相反，它们确定程序，且多数人的认可和参与可以确保它们按照这一程序进入与各项纲领有关的有序过程。假如少数几个主要活动者不顾党内意见，依然达成某项涉及全社会利益的妥协，并使用传媒中介战略稳固其地位，便不能称之为民主的增益。
实际上，决策权限并非回归于社会，而是归于代替一切人作决定的最强势活动者们的俱乐部。此时，民主政治的问题不在于社会决策人是否在国家的参与下作出了约束性的决策，而是在于，在没有民主程序的情况下，假手传媒中介战略而宣称获得具有全社会意义的合法地位。如果说在传媒民主中绕开政党在原则上对更为直接地施加民主影响而言是一种增益，这一观点在民主理论上便难以自圆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