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曾用这样一句名言宣告了先验时代视觉文化的终结：“基督王国乃听觉王国，非视觉王国。”在先验时代，民众不是通过听讲拉丁文本，而是通过观看传达圣经信息的绘画了解神的秩序。当代那位在20世纪20年代就宣告并论证了交流文化的重新视觉化代表未来发展的思想家是匈牙利艺术家、知识分子和电影美学家贝拉·巴拉兹。作为现代视觉文化的信使，电影在他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位伟大的理论家和将视觉效果作为新真实的第一位富于想象力的阐释者。他宣称，随着动画时代的到来，一种新的普适的交流文化将从此诞生。这一文化绕开了终难为所有人理解的文本曲径，摆脱了语言扭曲的中介、僵硬的俗套和意识形态的樊篱。画面的直接性没有任何界限——的确可以直接抵达包括劳工阶级在内的所有人——再次在历史上形成一种平等的和普适的交流文化。“肢体动作”的视觉交流不仅是未异化的个人自我经验媒介，而且是最成功的人类交流——“直接得到体现的灵魂的视觉交流”。
今天，电视已通过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这一作品。以电视和广告交流为主导，一种新的视觉文化理想正在当代社会获得实现。不用说，从外表看，它已经远远超过了电影理论的奠基人曾有过的设想。我们的文化正迈步走向巴拉兹当年所设想的那种视觉文化，而且，尽管精神作用可能完全不同，但这却正是他所描绘的那种机制的结果。在这里可以观察到与口头和书面语言不同的作为视觉主导的社会世界的美学化。它体现于四个相互连接的层面，其中每一个层面创造并保持了另一个层面的前提。这四个层面分别是：生活世界、政治、个人生活方式、社会结构。
当代生活世界具有美学化倾向。按照韦尔施的说法，“通过感知建构起来并以感知能力及其重要性的扩大为目标的生活方式不断出现”。位于这一程序中心的是“这一传媒世界画面性”意义的增长。交流形式、生活方式、认同典范和社会关系的一种新的视觉感官化层面以一种迄今为止基本没有考虑其作用的方式得到实现。
视觉传媒突入生活世界并从内部塑造它。这一诊断基于以下两个前提：其一，当代传媒世界是电视成为影响一切的文化隐喻的世界；其二，通过它的特殊媒介性，即它进行交流的方式，按照麦克卢汉已成为经典的判断，电视自己就已经是信息。它不仅作为一种媒介在社会世界上起作用，而且重新建构这一社会世界，并成了生活世界中的某种目的。视觉性成为社会世界的特性，并同时成为阐释这一世界的占统治地位的媒介。对画面的感官认知成为对世界的感官认知。被制造出来的画面印象的感官性同时影响了形式和内容。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社会经历和认知视觉化的现实美学意味着以下两点：
一是博德里亚所描述的图像的循环。电视和广告的图像似乎在社会生活形式和反映模式里得到模仿，反过来，电视和广告也以现实摹本的形象出现，而这一现实又是由起自于图像模仿的要求所共同造成的。追求没有坚固社会土壤的图像循环的倾向给相关图像提供了高度的社会自有现实，这就是博德里亚的“模拟程序”。信息、解释、生活气氛、消息、标准、世界观成分、形象、表率以及所有属于图像产品的任何其他东西的某种视觉化形式，以一种没有终结的循环形式，成为社会世界经验和生活世界构成的重要成分，成为这两者传媒摹本的重要成分。
二是，这一视觉印象性风格排挤了来自社会的世界经验核心领域，尤其是来自公众传媒舞台的社会世界的讨论经验、理性的沟通和批评性讨论，这是尼尔·波兹曼有关电视—文化的批评文字中切中肯綮的关键一点。而这一点对政治文化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对为眼睛生产的东西的感知将成为供应生产的优先准则，因为，它是最快让人关注、最能确保吸引人、最能让人长久记忆它所提供的信息的，而这一感知是令人惊讶的、印象深刻的、好玩的、轻松的、似乎总是易懂的、通常又毫无疑问是有效的，就是说，是直接映入视网膜的。
画面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在这个受电视和广告影响的生活世界美学化形式中模拟型照相式画面的优势地位，总体上对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带来两种长期后果。第一种后果是画面娱乐逻辑之于语言和对话沟通逻辑的领先地位。另一种后果源自国际生产的世界图像原始作者被隐去的过程中。其原因在于，图像的原作者与论说和语言阐释的作者不同，自己并不出现。两种后果的影响共同导致产生特殊的表象“逻辑”。在视觉表象的逻辑中，关注、真实、吸引力和合法性已通过画面的影响以不由自主的方式达到了统一。
画面世界是偶像符号世界。与构成口语和书面语的象征符号不同，偶像符号自己就体现了所表现物的质量。它们与其所表现的东西浑然一体，因而似乎可以让每一个人都立刻明白它们。而语言符号则只有通过两者间的约定才能获得意义。电视的活动画面始终给人一种它们是现实的直接反映的印象，因为，它们调动了与外部世界中适合它们的对象一样的同一类感受及认知密码。观者不假思索地相信他所看到的一定就是未经中介的事情的真实。因此，偶像符号和象征符号之间，通俗地说，画面和语言之间的根本质量区别与那个经典的符号学争议问题无关：画面是否在人的大脑中以数码形式储存下来，抑或它们引起的感知和认知密码是否仅仅是文化的常规现象？因此，凯普林格颇有道理地将避开批评性认知潜力的这种画面的特殊能力准确地称为“基本的欺骗结论”。其结果是此一媒介所提供的对世界的解释与转向这一解释的人们之间距离感的消失。它因通过电视这一媒介深入人们日常生活世界而得到决定性的推动。电视深入人们的生活世界，它在“触觉”上让人有可以触摸到的感觉，并且不是通过中介机器，而是通过所传达的画面提供的信息自身。其画面之贴近和生动犹如发生在家庭的餐桌边，而不会让人想到它们是精心导演的人为产品。它们犹如直接的现实成分在初级经验世界里发挥影响，与正力图保持与客观世界距离、借助自己的图像语言突破现有视觉方式的视觉艺术形成鲜明对照。在屏幕上出现的电子舞台已然不再是舞台，而成了生活世界中的真实场所、最真实的现实。这一交流文化的重新视觉化改变了我们的交流能力。凭借画面影响的自然主义联想，通过以图像形式传达的关于世界的说法使自己具有“免疫力”，同时将论辩文化排挤出公共舞台。
政治公众的美学化是对电子传媒舞台的预导演和社会判断力的视觉塑形的一种本能反应。在电视的统治下，政治交流迅速并彻底地利用了交流和经历形式的视觉化。政治在传媒社会中越来越频繁并娴熟地以图像、适合于相机的虚假事件、个人化及形象的排列形式出现。手势和象征，典故和情景，环境、背景和道具——简言之，各种形式的画面信息成为核心结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是由广告和交流专家设计出来，然后由活动者加以演绎，从而确保获得最大的媒介效应。比如，在奥地利，作为众多政治领导人导演教练的阿列克·泰勒就在一本《您如何正确导演》的小册子里，像送货上门的目录一样，形象地介绍了适合传媒的姿势和动作(Taylor，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