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进程时间和传媒生产时间之间的中心矛盾，被证明是政党民主到传媒民主转型进程中不可抵抗的一大推动力。该矛盾产生于媒介系统的技术可能性及其产品不能与政治进程独特的时间标准相通融的特殊性。极其短促的传媒生产时间所具有的独霸地位在政治公共舞台上导致政治体系中若干结构和组织的贬值，它们本来按其性质应享有政治进程中的长期寿命，尤其是跨媒介机构及政党自己。根据政党民主的官方理论，政党本应在民主政治进程的所有活动者中拥有中心地位。有关不同时间文化的矛盾请比较Glotz，1999；Baier，2000。
只要政治程序在本质上以阶段方式展开，即首先源于社会利益集团，随后在协会、联合会、教会和动议中出现雏形，最后在政党中形成大的整体政治的行动选项，并在竞选成功时作用于政治行政体系中，那么，它能够也必须遵循自己的时间标准。在所有多少有些重要的政策规定中，这一时间标准的跨度通常是若干年，有时甚至是许多年。这些政策规定涉及范围广泛，例如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金形式、核能、税收以及重要性相仿的其他所有事务。与哗众取宠的偏见相反，除非遭遇突发紧急状况，就本质而言，长的时间段对政治本身是恰当的。因为，政治过程是接触、斡旋、理解、学习、转型以及融合原本对立的立场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确定最终行动目标的恰恰不是在专业上可以定义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认同、说服、共同转变和塑造的过程，即集体的实践。
在政治实践中，主要是围绕如何争取尽可能多的各类行动者的参与；如何融合不同的原始立场，从而逐渐形成共同的行动以及对行动的目标和结果的认同感；而对问题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则几乎只能由专家集团勾画并加以实施，因为，他们只关注为实现预设目标所需手段的功能如何。对他们而言，重要的只是生产时间，起先是在对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制定上，以后则是在对解决办法的实施中。鉴于极其迅速的技术发展，尤其在媒介领域，生产时间可能非常短促，而面对今天的技术可能性，它甚至出现接近零的倾向。反过来，只要政治依然遵从在民主的绝对命令中自我生根的实践所提的要求，即使要求本身并未达到理想的典型高度，长期进程时间对政治而言也是建设性的和富有意义的。延长的进程时间段本身是政治实践最重要的成功条件之一，因而必须适合政治自身。进程时间首先不是产生于生产实现预定目标的手段中，而是产生于对许多人和许多目标的融合过程中，产生于与此紧密相关的以寻求解决办法为目标的讨论型统一过程中。
相对较长的政治进程时间在议会民主制中自然因为选举期节奏而一再受到限制。因此，不能将它与政治行动结果的长期计划时间相混淆。即使是在欧洲强大的政党民主时期，评估成果的机构性压力最晚在本选举期结束时也都会缩短政治代表人的结算时间并涉及未来的政治领导的期待远景。20世纪70年代以来觉醒的经济思维将技术和工业对自然的征服，以及未来的行动结果同政治行为的责任期限之间的矛盾视为威胁，从而成为政治中的一个问题。
在经济学理论中，这一机构性两难现象被概称为主要动因现象。根据这一现象，合同受托人越来越倾向于寻求最短期限内的结果，原因是，他们不能指望合同委托人能够透彻了解相关的所有原因和影响所构成的整个复杂关系，并完全信任他们。授权方对事情的细节了解越少，以授权方名义管理并负责相关事情的受权方就越是单纯地寻求短期即见的实实在在的成果，以作为自己能力的证明。这一点既适用于行为者，又适用于一般选民。根据个人自主行动和自我负责的程度，则至少在具有足够的外部稳定的条件下，他的计划远景才有可能广为扩展。在养老保险提前的重要问题上，其计划期限可能远远长于他个人的生命期。
对政治进程时间的现实预算而言，这一认识具有两个有限制性的结果。第一种结果产生于作为政治精英政绩预算界限的立法会议任期周期。它总共至少有四到五年。第二种结果产生于政治行为者的行动角度，即看他是作为受权人行动，因而处于被迫在短期内拿出成果的压力之下，还是作为自主的行动者，即通常是在公民社会、协会、联合会、动议和政党构成的居间政治系统中或在自己的生活区域中的行动者。在后一类情况下，更可能的是，他们更关注追求以目标为指向的行动远景，在此，行动的成果比实现的时间标准更重要。但是，这一行为角度正好包括了公民动议、组合、联合会、协会等居间政治机构所形成的领域，在它们那里，政治的进程时间是与它们的过程和行动条件密切相连的。但是，代表性政治领导层的时间预算也长达数年，并且，长期而言，它在政党民主中始终处于居间系统顽固要求的压力之下，而该体系有着自己的政治进程时间和大量利用并保持该时间的自主的行为者。
相反，在传媒系统专有的两个绝对命令的统治下，传媒生产时间却魔幻般地逐渐接近于零。它一方面遵从生产合乎目标产品的技术规则，专业人员成为这一规则的体现，他们使用的是不断完善的技术，使立即传遍全球的真实时间条件下的生产成为正常现象。刚刚在尼泊尔摄得的图像经由卫星可以在全球各地同时看到。它涉及的是技术的可能性这一面。而另一方面，其产品的经济特性却使它处于现在时间的统治之下，因为，如果事件本身或随着其他众多竞争者的公开展示使所有其他同类产品变得毫无价值，那么，各种形式的传媒产品在下一时刻便已然失去其交换价值。如果一条有关现实事件的消息早已由竞争媒体作了报道，那么，该条消息的价值就会锐减；而如果该消息是在过了一段时间后重新被报道出来，则它将毫无价值可言。
与个人消费品和公共财产不同，大众传媒的主要产品——新鲜性在被展示出来的那一刻便烟消云散，并且，在失去其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失去任何商业交换价值。如果已成过去的“现刻”的新鲜性不能至少让人感觉到有某种新的成分，那么，作为商品，它在“此刻的现在”就已经不再值价。因此，媒介传通中的那种毫不妥协的“表现主义”是传媒系统自身功能性和结构性的必然要求，而非私营经济追求赢利的一种不名誉的附加现象，尽管对赢利的追求常常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电子传通技术的发展使表现主义成为可能，而新闻商品的特殊性则使之成为必要。
大众传媒没有时间，也不知时间为何物。新闻因素作为用于传媒认知和结构的过滤体系服务于大众传媒世界，对这一过滤体系的经验性研究证明了上述这一时间差异的理论解释。只有当它们同时作为现时的轰动事件出现时，事件本身才能作为有始有终的事件赢得媒介的关注。只有在这一时间观中，它们才能成为媒介真实图像的一个成分。因此，对尚未完结的过程，传媒感兴趣的不是行为者在时间进程中的共同作用，而最多只是时间进程中那些已经完结的故事。就此而言，只能以过程形式被观察和认识的事件，一般而论，在大众传媒的政治信息部分中是不能被表现的。
美国总统候选人乔治·威廉·布什在2000年10月的一个竞选片断可以作为上述观点的例子。当时，在一次与公民的对话中，一位女选民突然问他，她应该如何对自己的一位熟人解释，为什么要投布什的票。显然，这一询问未经事先安排，不是所期待的问题和效果显著的回答。面对这一问题，布什这位竞选人长时间不知所措，随后的多次回答尝试在提问者那里也只是引起明显的失望。有关这一事件的唯一有意义的消息显然只能是多次不成功的回答尝试、反应和校正构成的延续了数分钟的那一过程，而不是整个过程中的某一插曲。在当天的新闻报道中，相关事件所占的时间只有区区数秒钟，只是从整个过程中截取出的一个孤立插曲，而该插曲并不能传达这一事件的要害所在。媒介当时只将注意力放在了对较好的或较坏的回答的选择上，而实际上，两种可能的回答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该事件真正的意义上引开去。
传媒生产时间的毫不妥协的表演主义和长期的政治进程时间难以相互包容。结果不定的长期进程这一政治核心得不到媒介逻辑的宽容，该进程或被缩短为短促的片刻及最新的现刻，或被完全忽视。构成例外的只是鲜有人问津的那些传媒为较高品位受众制作的长篇配音报道。因为，像谈话秀或游戏秀那样，即使传媒在政治和娱乐张力场内腾出时间，由于娱乐相对政治的强势地位更能吸引观众，尽管使用了政治议题或政治名人，得到实现的依然并非政治进程时间，而是娱乐表演时间。
一旦政治体系的领军人物遵从传媒民主的基本方程式，将公众性等同于成功，他们就会屈从于媒介的生产时间，错误地将其视为赢得公众青睐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浅俗的意义，将旅行、党代会议程、重大活动、象征性行为、声明、决定的宣布等，精心安排在最能获得媒介关注的时间，即传媒适时。专业顾问班子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这样的安排。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结果更为严重的那种做法，即只要必要并可能，政治的最高代表人就会以遵从传媒生产时间为标准，来看待长期的政治进程及组织该进程的跨领域机构和政党本身。
至于这一点如何在具体情况下表现出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红绿联合政府提供了大量例子。1998年秋季，新政府试图部分地使所谓的非全职工作进入社会保险责任体系。孰料，短短数星期内出现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乒乓游戏：政府相关计划的宣示、传媒的报道以及对该计划的批评；政府对计划的“改善版本”的迅速宣示、传媒中的重新报道及对计划的新批评；不下半打的对计划的“追加修改”，等等，不一而足。这场乒乓游戏完全不受组成政府的政党的羁绊。而如果接受这一羁绊，则将突破传媒的时间界限。因而，它完全没有被各行为者所考虑，也没有让各方感到若有所失。跨领域系统悄无声息地被传媒时间的速度抛在后头，而行政方面的最高行为者们则以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精力主动适应该速度，以期不失去对其项目的传媒表演的方式方法发挥影响并因此对公众发挥长期影响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