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那些“面容疲惫、表情单一、眼神呆滞、缺乏朝气和活力”的外貌的确不能够满足观众的视觉享受，但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一原因，就怎么也说不过去了。国外知名主持人在一线工作到六七十岁的大有人在，他们白发苍苍、皱纹爬满了脸，甚至有的口齿不清，但也没见有美国观众或者议员提出要更换主持人。反省一下自身，归根到底是我们常年不变的节目定位、节目宗旨和风格给观众带来了审美疲劳，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观众的生活态度改变了，他们在不停地企求变化，而几十年不变的《新闻联播》再也无法适应他们的口味。
从1978年1月1日《新闻联播》正式开播之日起，它就在中国的媒介环境和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节目能够超越它的分量。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经过一系列的探索和改革，《新闻联播》的风格和传播样式逐渐确定下来，其宗旨定位为“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天下大事”。来源：央视国际网站。“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明确说明了其独特的政治功能——宣传。因此，一直以来，《新闻联播》被视为“喉舌”，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最权威、最有力的媒介阵地。“对内代表党和政府，对外代表中华民族”使《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具有与其他播音员、主持人不同的身份象征和政治地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他们已经成为了“国家名片”，甚至其着装的任何异常都让国外分析家们高度敏感。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新闻联播》播音员张宏民因为播音时没穿西服，而改穿了中山装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内观众百思不得其解，国外各路使节纷纷派人打听其中缘由。在他们看来，《新闻联播》是中国最权威的新闻节目，其政治地位不言自明，主持人衣着的改变象征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事实上，由于当天值班的播音员因故请假，张宏民被临时拉来“救火”。当时，张宏民没穿正装，因为这些主持人的服装都是需要自己准备的，可时间紧迫，他只好把同事的一件中山装借来急用，没想到竟引起海内外的一番猜测。《中国新闻周刊》第23期曾刊登记者专稿说，虽然只是一档新闻节目，但《新闻联播》是国人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一个渠道，更是中国政治、经济动态的风向标，而外国人则像解读密码一样分析《新闻联播》的每一句话，以便从中获取中国变化的最新信息。
从《新闻联播》用语方面来看，最早时《新闻联播》的片头语是“观众同志大家好”，相信有观众还记忆犹新，后来为以示亲切，改成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领导同志打电话给中央电视台，建议仍然使用“观众同志”的称呼。于是“朋友”又改回了“同志”。可就因为这一看似小小的改动，却再次引发了国人的议论。不少观众觉得，“朋友”的称呼能够涵盖更广、更亲切。后来，经反复考虑，片头语又改成“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从这一个词的斟酌与调整，可以看出《新闻联播》的敏感性，强烈的政治形象和高高在上的权威感让人无法亲近，这或许也正是年青一代不喜欢收看它的主要原因。
除了严肃、庄重外，过于重视宣传的作用而忽视新闻本身的传播本质也是观众不满的深层原因。《新闻联播》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新闻掌握在执政党手中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从《新闻联播》本身出发，适当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有必要的，可以让老百姓明白政府的所作所为，但一味地进行宣传，一味地进行说教，最终只会使观众产生厌倦心理。有人在网上列出了《新闻联播》的四大罪状：第一，古板、单调，远离观众；第二，高调说教、无视观众胃口；第三，自闭封锁、畸形发展；第四，收视率的假象蒙蔽了许多人。资料来源：搜狐网。过多的从政府利益出发的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受众的需要和新闻价值，使观众感觉如同一个小学生在听教导员的说教，新闻传播者的角色也被说教者角色所取代。而《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则是这个说教者最直接的化身，表情严肃，语言平板，态度冷漠，这与一个亲切智慧、富有活力的新闻传播者形象大相径庭。因此，从表面上看观众是对主持人不满，实质上是对这一节目的核心价值不满，对这一传播制度不满。更有网友直言，若不是全国人民顾及央视的政治地位，《新闻联播》早没人看了。网友呼吁，换主持人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改变传播机制，从根源上下手，转变节目风格，重新给节目定位，赋予播音员更多的话语控制权，像凤凰卫视、东方卫视等地方台的新闻节目那样，完成从播音员到主持人的转变，使他们更多地参与到新闻制作、节目运行的过程中来，给主持人更多发挥其创造力的空间。这样才可以加深他们对新闻的理解，也可以让新闻节目带上某种主持人的个性色彩，使其更贴近观众，更具有亲和力，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要求《新闻联播》更换主持人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审美情趣的多元化。随着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业余生活也日益丰富，对于美的情趣也凸现出来，媒介的生存环境及其自身的形态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新闻联播》那一年四季永不变化的六张主持人的脸。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能力去像知识分子那样分析对于主持人的不满其实来自于《新闻联播》本身定位的局限性，他们只知道这些脸我看了多年了，总是一成不变的风格，或许该换换了。他们也不知道换人背后要逾越体制障碍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但是，观众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不管他们对于审美情趣的追求能不能得到实现，他们始终怀着这样的期待，他们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敢于向权威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声音很微弱，但这体现的是社会的进步、是文明的进步。
此次《新闻联播》更换主持人，如果换作其他节目的话，那仅仅是一个节目的正常变动而已，根本不可能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之所以会引起全国上下观众、学者、专家、媒体的广泛关注，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它是“新闻联播”。当然也有学者主张不要过于看重这次主持人更换，不要把《新闻联播》作为一个特殊体来对待，这种过分关注已经意识形态化了，成为一种“新闻联播主义”。伴随着《新闻联播》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已经形成了浓厚的“新闻联播情结”，正是这种“新闻联播情结”的不合理延伸，导致了“新闻联播主义”，本应该正常的一档新闻栏目被神圣化，导致其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作为观众，我们可以思考，但无需过分关注。
历任《新闻联播》主持人
《新闻联播》最早的主播是李娟和赵忠祥。
李娟是北京广播学院的第一批播音专业学员，1961年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73年李娟被选调入中央电视台。1980年中央电视台推出晚间黄金时段的《新闻联播》，李娟成为全国收视率最高的名牌节目的第一批主播。从事播音工作达35年，一度是家喻户晓的播音明星，在80年代主持《新闻联播》期间曾多次采访来华的外国首脑。1993年，李娟在美国出席第20届“艺术传播国际会议”期间，曾被知名度很高的华裔女主持人宗毓华邀请访问了CBS电视台，受到了国际同行的欢迎。
赵忠祥，早年曾在《新闻联播》担任主播。在中央电视台40余年的工作中，担任过新闻、专题、综艺等各类重要节目的播音与主持工作。播报过这一时期国内外重大新闻，1979年随邓小平同志访美期间采访卡特，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进入白宫采访美国总统的记者。这前后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出国随同采访报道，先后采访过几十位国内外政要。在综艺节目中，曾先后主持过15届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和国庆45周年、50周年，香港、澳门回归庆典等大型晚会。
曾经在《新闻联播》节目待过后又离开的播音员有薛飞、杜宪、杨柳和贺红梅。
杨柳，山东人，1989年7月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后进入中央电视台，先后从事过《新闻联播》、《晚间新闻》、《新闻三十分》等栏目的播音工作。现为央视《子午书简》、《电视诗歌散文》等节目主持人。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之前，杜宪作为央视《新闻联播》女主播，其端庄高雅的形象深入人心。后来这位“中国第一女主播”因故转行。到经济部去当编辑并进入经济管理研究生班进修。但无论是当电视主播还是编辑，她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后来，杜宪出任电视片《中国小城镇》的主持人，跟随摄制组途经云、贵、川、藏等地。2000年1月受聘凤凰卫视，主持《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穿越风沙线》、《寻找远去的家园》节目。
贺红梅，1990年初，即将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的她被选调到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编辑部播音组实习。曾是《新闻联播》“小字辈”。1994年4月1日，央视新闻节目大改版，要求播音员相对固定，部里就确定她和康辉共同主持新开办的《世界报道》栏目，直到现在。
《新闻联播》现任主播为罗京、李瑞英、张宏民、邢质斌、李修平和王宁。
罗京，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同年到中央电视台工作，担任《新闻联播》播音员；曾被评为国家语委、全国语音文学工作先进工作者，人事部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邢质斌，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进入央视主播新闻20多年，是《新闻联播》节目组最老一兵，她始终保持低调的作风，端正大方、正襟危坐、字正腔圆、掷地有声是她典型的个人播音风格。
王宁，1981年毕业于青岛31中。1983年进入青岛电视台任新闻播音员。1986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1989年毕业后被选入中央电视台任新闻播音员。与央视少儿节目《大风车》主持人“金龟子”刘纯燕是央视的一对夫妻。
李瑞英，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1986年至今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工作，现任播音组组长。1997年被聘为播音指导，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学会副会长，主持人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曾主编《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与主持人》一书；撰写多篇论文，其中“中国电视概论”——《中国播音学》第36章获教育部优秀论文奖；《从大众传播学看播音与主持位置》等论文受到好评。北京广播学院兼职教授。
李修平，兰州人，1987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1989年由甘肃电视台上调中央电视台主持《新闻联播》及各档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