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上看，大明王朝在万历中后期神宗皇帝消极怠工几十年之后，无可挽回地进入没落时期。许多敏感的人士，很早就预感到覆灭之灾的不可避免。万历年间一位小有名气的文人陶望龄曾经沉痛上书：“方今之势，如漏舟泛江海，犹幸无事，濡衣褐，解幞被，叫呼狂顾，塞此溃彼。假令风济彼解，犹幸无事，万分有不幸，冲飙狂涛，又震击之，虽有童昏之人，犹知其难也。”到崇祯年间，虽然立志作“中兴之主”的崇祯皇帝励精图治，但流弊所及，大势已去，非人事之可为。清初学者唐甄曾总结过崇祯皇帝在“图治”与“无用”之间的尴尬处境：“庄烈良于世宗，亦可为之君。继往之始，罢太监镇守及织造之使，专将帅以责效，节俭以足国用，此人臣见功之时。乃使之治兵而兵无用，使之治赋而用不足，盗寇日张，国势日蹙。於是乃复用太监，横征无艺。此其计无所出，知其不可而为之，诚可悯也。”顾炎武《菰中随笔》卷二中记载了当时严重的流民问题：“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实不仅吴中如此，全国亦然。流民问题导致“叛贼”层出不穷，正如唐甄在《潜书·明鉴》中所载：“李自成虽尝败散，数十万之众，旬日立致。”甲申之前，明朝时政已如漏舟航海，岌岌可危。甲申之后，整个局面更是土崩瓦解，不可收拾。
困扰着明末时局的，还有“南倭北寇”和“三饷加派”。南方日本海盗的屡屡骚扰和北方游牧民族虎视眈眈的威胁，以及反政府武装起义的不断爆发，贯穿了明朝整整一个朝代，至明末危机更为严重。与之相应的“辽饷”、“剿饷”、“练饷”的加派，使得民众负担加重，不满情绪更炽，加深了明末的政治危机。甲申事变之后，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与此起彼伏的南明小朝廷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拉锯战，直到康熙初年，政局才稍稍显示出安定平和的局面。
从经济上看，由于张居正改革的功效，万历初期达到一个富庶的高潮。据《明史》记载：“自正、嘉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最称富庶。”《明史》卷二百二十二《张学颜传》。但万历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变成“流民”，进而演变成直接摧毁明王朝统治的“流寇”势力。在一些大中城市，手工业经济逐渐取代农业经济占据主要地位，由此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形成了一些新的与商业社会相关联的价值观。
从学术思想上看，明清之际经历了从理学到朴学的转折，经世致用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明弘治、正德年间，浙江人王守仁掀起道学革新运动，改良理学，倡导心学，提倡“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王守仁的大弟子王艮开创了泰州学派，从平民的立场发挥了“致良知”学说。隆庆年间，福建人李贽拜王艮的儿子为师，倡导一种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风靡一时。晚明是一个心宗盛行的时代，无论王学或禅学，都直指本心。在师心蔑古的空气中，却透露出古学复兴的曙光。万历之后，东林各派发起王学修正运动，提倡从悟到修、从思到学、从体到用，提倡事功思想，出现了古学复兴的趋势。大体说来，在晚明思想界占中心地位的还是王学和禅学。但是，明清之际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清初诸大师以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相号召，截然划出一个思想史上的新时代。这一班大师几乎都是明代遗民，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可以说，江山易主的惨痛经历，促使学者从清谈转向务实，从理学走向朴学。
文学艺术方面，晚明盛行“童心”说、“性灵”说和“情教”说。李贽在《童心说》中，针对当时文学界追随古人、缺乏真情实感的写作风气，提倡文学创作要有“赤子之心”，写作题材要有活泼泼的生活来源，不能死读书、只在故纸堆里寻找素材。袁宏道的“性灵” 说，提倡灵动、活泼的文风，在当时比李贽的“童心”说更为流行。汤显祖在《牡丹亭》一剧中将情感提高到一种超越生死的无上高度，其《牡丹亭记题词》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冯梦龙则更进一步，将“情”提高到“教”的层次上来。他在《情史序》中说：“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童心”、“性灵”和“情”，其实也是三位一体。“童心”是文艺创作的原动力，“性灵”是文艺作品的表现形式，“情”则是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在李贽“童心” 说、袁宏道“性灵”说、汤显祖“主情”说、冯梦龙“情教” 观等的濡染之下，明清之际通俗文学大盛，创作了很多新作品，也重新刊刻了不少旧作。
明清之际的士人心理，也有着迥然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征。明末以东林党为代表的那一部分士人，一直以“清议”、“直言”、“骨气”而自我标榜和为人称道。但明亡之后，总结明亡原因的人们，也对他们提出了指责。顾允成就说：“吾叹今之学者，凭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是讲学耳！”但细究明末士人之心，大多已经意识到危业难扶，但为了道义又不得不扶。正如刘宗周所说的那样无奈：“欲以垂尽之躯，扶天崩地圻之业。”很多人都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可奈何的心态。
明亡之后，还出现了中国遗民史上富有特色的一批遗民。余英时先生认为，明清之际遗民最大的特点是“以隐语传心曲”。这种风气，在明清之际最为盛行。当时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遗民们既不忍心埋没其事，又大多不敢直道其事，就采用种种隐语，曲折道出，而又语焉不详。当时人们心照不宣，后人欲要理解却困难重重，需要破解隐语。汉末、魏晋时的遗民多以篇幅短小的诗文传达自己隐微的心曲，明清之际的遗民则多以篇幅宏大的学术著作、小说、通俗戏曲的创作寄托自己的心曲。赵园先生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以文集为材料来源，用半部书的篇幅，从“遗民论”、“遗民生存方式”、“时间中的遗民现象”、“关于遗民学术”等几个角度，首次展开较为系统的明遗民研究。
受此启发，在这部论著中，我们将从小说作家研究的角度，对小说创作中的明末作家和明遗民作家（我们不妨称之为“遗民小说家”）作一系统的梳理。不可否认，小说作品也是一套有效的隐语系统。在阅读这些小说和探究小说作家心态的过程中，破解其寓于小说之中的隐语（或者说是其作者的隐秘心曲），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项研究任务。
第二节小说史上的“明清之际”
一、小说史上“明清之际”的划分
在文学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者划分明清之际的界限时，大多承袭了史学研究领域“明万历年间到清康熙年间”这个观点。如林辰先生的《明末清初小说述录》一书、许建中先生的论文《论明清之际通俗文学中社会价值取向的嬗变》等等。也有人采用“明嘉靖—万历到清乾隆—嘉庆年间”的划分方法，如钟婴先生的论文《明末清初的市民文学和江南社会》中对“明末清初”时间段的划分，就大致与李亚宁先生在《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一书中的划分相同。
文学史上还有两种不同于历史学领域的划分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明清之际应当指明万历之后到清乾隆之前这一时段。陈伯海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一书中，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明清之交”的范围，但他在描述“明清之交”的文学成就时说，从“晚明至清前期，以万历和乾隆为制高点而形成马鞍形结构”，也就是说，他认为“明清之交”的时段范围应当是从明朝万历以后到清朝乾隆之前。另一种意见认为明清之际应当只包括明崇祯年间和清顺治年间。邬国平、王镇远在《清代文学批判史》一书中提出，就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对于明清之际的界定不宜过于宽泛，应当界定在明崇祯年间到清顺治年间这三十四年之间为宜。
在小说史上，对明清之际时间段的界定也有几种意见。李忠昌先生在《略论明末清初小说的基本特征》一文中，明确作出界定，“所谓明末清初的小说，是指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一百四十余年的小说作品而言的。”林辰先生在《明末清初小说述录》一书中，对“明末清初”未作界定。但从书中所论述“明末清初”的小说作品来看，也是以“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一百四十余年”为标准的。从小说史的发展状况来看，这种划分标准似乎也太过宽泛。张俊老师在《清代小说史》一书中，认为从中国古代小说史的自身发展规律考虑，小说史上的明清之际这一时段应当只包括明崇祯年间和清顺治年间。本论著采用的就是这个标准。
另外还有一些论文只从某种侧面、某个角度涉及到明清之际。如栾星先生在《明清之际的三部讲史小说——〈剿闯通俗演义〉〈定鼎奇闻〉与〈樵史通俗演义〉》一文中，对“明清之际”未作界定，因为这篇文章只考察了南明弘光和清顺治年间接踵出现的这三部作品。陈大康先生在《论明清之际的时事小说》一文中，对明清之际也未作界定。由于这篇文章是对时事小说作整体考察，虽然名为“明清之际”，实际上考察了“明清鼎革之际”和“清亡前夕”两个时间段，其中“明清鼎革之际”时间段，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征播奏捷传》问世起，到顺治年间《樵史通俗演义》问世为止。这种划分标准，似乎比较契合时事小说的发展历程，严格说来，时事小说应当从崇祯元年问世的《警世阴阳梦》为开端。因为此书刊出时，距离书中所描写的事件结束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七个月。笔者认为，“时事小说”应当描写发生在一年之内的新闻事件。如果作品创作时间和作品中所描写事件发生时间之间的距离过长，似乎不应归入时事小说的范畴。但不宜作为小说史上明清之际的界定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