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电视新闻关联场域的变化
如果把中国的改革比做一班发自1978年的列车，那么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短暂脱轨后，经过三年的休整后又小心翼翼地重新出发。但是，此时的动力组成已于此前有很大不同：80年代的改革推动主要发端于政治上层，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的渠道自上而下地推行；而90年代的改革则多基于市场竞争，在市场筛选的推动下，自下而上地扩展，其主要动力源于各种经济困境和潜在危机。后者的改革尽管没有前者那样群情振奋、斗志昂扬，但却是真正的制度攻坚。它深入中国传统体制的核心，触及了大量的既得利益，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化。也正因为如此，90年代的中国社会中，对改革的一往情深和齐声赞颂销声匿迹，而形形色色的疑虑和五花八门的抵触却比比皆是。这使得90年代的改革态势显得暧昧、散乱、扑朔迷离。
场域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场域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变化的原因来自与外部场域资本交互过程中的应激反应，也来自内部行动者不同占位后的自我调整，强调场域的“变动性”“过程性”，是其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电视新闻场域必然会随关联场域的变化而变化。变化的动力机制，既有着与政治、经济、观众、思想场域资本交互机制体现出的宏观“关系”，也有着内部行动者之间在个人理性主导下的“微观”资本交互关系。本节的内容，即是为解决考察前者铺路：90年代以来急剧的社会变革，使政治、经济、思想、观众各个场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认识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新闻场域变化的第一步。
一、政治场域的“收”与“放”
大多数学者认为，进入90年代后，中国政治结构的“后全能体制”特征愈加明显。相较改革前高度一元化和板块化的社会，“后全能体制”下经济市场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内的自主性社会空间，国家的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缩小，仅局限在与国家和政权安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领域。目前，在中国不仅出现了经济领域内的多元化，而且在文化领域内，在政府认为不影响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也已经出现了有限的多元化，作为“第二社会文化”的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性社团等，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1]换而言之，政治场域对文化场域的控制采取了“收”——收缩此前“泛意识形态”的做法，同时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建设——和“放”——对非意识形态的其他文化领域适度放开，适应日渐分离的国家、社会趋势。
意识形态“收”的过程自然需要电视新闻场域配合。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电视新闻场域的黄金时段被大量的宣传内容所填充。宣传本身是必需的，任何国家的政治都存在宣传，不过有的国家宣传成功，有的失败而已。失败者是因为表现笨拙，让听众意识到宣传者的企图从而产生抵触情绪；成功者是因为手段巧妙，把宣传的内容与人的潜意识需求联系在一起。正如列宁所说：任何一种理想都应与现实的任务目标联系起来；理想的价值在于被接受的程度；理想要成为现实的可能，应与参加者的利益结合起来。宣传家的基本目标是确定听众的心理与情感需要及感情，通过一些方法使听众的态度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或者不利于自己的对手。[2]
回顾9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收缩”中的宣传过程，首先开始自扬弃此前过于浓重的乌托邦色彩，但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以作为一党组织整合与党内聚集的基础，然而由于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不再具有原来平均共产主义的目标意识，而主要通过国家机器与政治性权威作为政治整合的基础，力求以经济增长来获得国民对政权的认同。然而，市场的“自利”逻辑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他利”内核有明显的冲突。因此，意识形态的“收缩”并没有像物质实体那样随体积的减少而密度增大，反而在市场化和信息全球化的冲击下持续面对“空心化”的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被冲击、被淡化的倾向愈来愈突出。再加上一些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缺乏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当代现实、回答当代问题的勇气和自觉性，也缺乏与当代各种思想学术体系对话、交流并论争的热情与魄力，不能真切地解读民间的文化生存和生活诉求，空话、套话盛行，思想和表达显得苍白无力与枯燥乏味。这样，也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有所降低”。[3]
类似的看法并不鲜见，执政党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状况的存在，“三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一系列意识形态建构，都证明了政治场域对文化资本亟待充实所回应的努力。这些旷日持久的告白运动，无一不通过电视新闻场域长期、大规模的宣传向观众场域输送。输送的结果如何呢？有待于本文随后对具体新闻栏目个案分析的验证。
二、经济场域的“公”与“私”
90年代初由邓小平首先加以肯定和推广的“南中国模式”，在整个90年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它的制度经济学特征非常清晰，那就是对“分立的财产权利”（Severance of Property）的保护。[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边继续保持国有经济在支柱行业中的主体地位，一边通过鼓励非公有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国民人均收入水平。中国国有经济产值的比例在90年代的十年时间里从56.17%速降到28.21%。[5]经济场域“公”与“私”的产权构成，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都有存在，但似乎在中国结合得更好一些，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数字俨然证明了这一点。但在国内外许多经济学者看来，中国的经济运行简直就是一个“谜”：因为从理论上分析，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已经完全摧毁了自由市场经济道德规范，在这种情况下的经济运行，最终能够得到的只会是黑帮或腐败官僚，而不是一个法治的市场社会。而让学者们不理解的是，“似乎那个体制在有效地运行着，可是我们不理解它怎么就运行了”，[6]对这样的困惑，国内经济学界提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一种认为市场本身足以教育出新一代市场社会的公民，即便是黑帮之间的斗争也能够最终形成规则并且导致法治社会；另一种认为市场社会必须有一个与之适应的道德基础，而这个道德基础不是市场自身有能力培养出来的。
实际上，围绕这个问题最终要指向的问题是：在政治场域规则基本未变的情况下，中国90年代以来经济场域剧烈的“公”“私”变化，最终能否产生良性的社会结果这一远超经济层面的课题。“我自己来说，始终对俄国人所做的一切持着高度的敬意。因为毕竟他们的改革是从观念开始的，从政治到经济的，而我们的局限于经济发展的改革在观念上是‘稀里糊涂’的。我不知道我们两国的改革者谁能够笑到最后（我个人的悲剧性格让我认为俄国人将会笑得比中国人好）……我们希望能够改善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与政治不发展的局面，希望能够改善中国目前的道德无政府状态”。[7]不管这种感觉是否准确，但至少说明了一点：中国经济场域一路狂奔的背后，掩盖和隐藏了许多秘密和不知几何的代价。
经济场域的症候，也自然影响到了自20世纪90年代大踏步迈入市场的电视新闻场域：（1）私人产权的明确保护，极大激发了国人对财富的热情和创业的激情，如同一场压抑已久的赛跑，太多的人簇拥在起跑线上等待那一声明确的枪响。枪声过后，人们寻找不同的手段以获得领先位置，通过最广传播范围的电视广告塑造品牌，无疑是一条迅速打开市场的快速通道，于是，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电视媒体聚集了中国广告市场上最多的财富。（2）无论是迫于财政压力的“甩包袱”，还是对广告市场蕴藏能量的独具慧眼，政治场域改变了此前对电视新闻场域从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两条缰绳的“双保险”控制，放开电视媒体的市场寻利活动以壮大自身，更好地抵御潜在的外来信息竞争服务宣传。（3）快速市场化后暴露出公共政策规制的不足，隐于其后的权力体制错位弊端也随之凸显，社会公正日益成为焦点，大量社会失范为新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题材。（4）市场化带给电视新闻场域的并不全是“福音书”，“新闻事业是一种双重性格的事业。站在为公众提供普及教育的立场来说，大众传播是一个学校；但是，站在为投资者赚钱的目的而言，大众传播媒介是一个企业。任何传播媒介的负责人，受这种双重性格的影响，一方面要尽校长之职，另一方面要尽经理之职，这两种职务有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的”。[8]媒体工作者自身，同样有对经济资本的渴求，大量的媒体腐败、新闻寻租亦随之层出不穷。
正如经济学界对观念不明的市场化改革结果深深怀疑一样，电视新闻场域经济资本的市场化供给也带来了疑问：与政治场域文化资本的滞后供给不同，经济场域经济资本超速供给下的电视新闻场域，是否能够把自己对经济资本的饕餮欲望，抑制在承担公共领域使命的理想之下？电视新闻场域和经济场域的资本交换中，是否存在不当之处，这些不当之处是只作为电视新闻场域走向自主过程中的副产品而存在，还是在积累另外一种潜在的宰制力量？
三、观众场域的“合”与“分”
9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刚推出《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时候，某期节目经常会成为国人街谈巷议的热点，但现在出现这种状况的频次变得越来越低。个中原因，并非是节目质量下降，而是大众传播信息渠道的多样化、节目内容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都导致电视观众已经由开始时的“合”走向不断细化的“分”。回顾中国电视观众规模曲线的变化，在2002年达到增长顶峰，稳定在11亿左右[9]，此后出现被分流的迹象，央视-索福瑞公司对全国城市电视市场的收视率调查数据显示，传统电视的受众正呈分流和递减趋势，并且自2000年以来观众人均收视时间逐年下降。以央视综合频道为例，从1997年至2004年，北京地区经常收看的比例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1997年收看比例为60.9%，1998年为56.1%，1999年为52%，2000年为51.8%，2002年为53.2%，2003年为37.9%，2004年为38%。[10]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新兴产业的高收入者、年轻人开始抛弃快食面式的电视节目，网络上那些出于种种原因以看电视“为耻”、攻击中央电视台的帖子常常会引起大量跟帖。2006年8月，一篇题为《央视改名“中国国家电视台”，你支持吗？》的帖子，在各大网站的社区论坛引起网友强烈反响，以至于8月15日央视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更名没有必要”；而在央视内部，有关部门则整理出《中央电视台的盛世危言——网民对央视负面评论摘录》，思考应对之策。所有这些，都表明11亿的数字后面，隐藏着观众场域发生的许多变化：观众的社会特征、价值取向、收看时间和频次、收看节目的类型构成等。
观众场域变化的基础，首先来自于90年代以来社会阶层分层的变化。社会学界对此有以下影响较大的观点：孙立平的“断裂社会”观点认为目前的分化已走向两极分化；而陆学艺等人提出的“中产化现代社会”观点则认定趋向于中产化的现代化社会结构正在出现；同时，李路路的“结构化”论点认为边界日益分明的阶级阶层结构已然形成；而李强、李培林的“碎片化”观点则强调分化的多元特征而阶级阶层结构难以形成。[11]不管哪种观点，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分类标准[12]，已经使中国的受众场域发生了很明显的分化。而面对这个分化的市场，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体一般有两种选择：要么遵循“大数法则”选择所有人群都具有的需求，比如一切“娱乐处之”；要么迎合特定人群的价值观获得更具商业价值的分众市场，比如像《口述历史》这样总是瞄准当代政治史中被遮蔽部分的电视栏目。
但如果不是从市场，而是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面对已经分化的观众场域，大众媒体应采取的做法又应是另外一种选择。因为社会分层必然带来两个中心问题：社会的平等和社会的整合。前者要求大众媒体针对所有阶层提供平等的信息关注和信息供给，哪怕是购买力和影响力较低的弱势人群；而后者则要求“人们常常通过理论建构，把起到整合作用的凝聚因素归为一套高度一般化的观念和价值，可以超越分化所带来的社会经验多样性。在有些理论中，把这套东西称为某种意识形态，而另一些理论则归之为共有文化或居于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13]比如政治场域近期提出、力图超越社会利益分化的“和谐社会”理论，大众媒介承担社会整合职责自然责无旁贷。
因此，观众场域分化导致的市场分化，要求电视新闻场域要么迎合人性中最基本的需要，要么吸引最具商业价值的中上层观众眼球；同时观众场域中社会分层的变化，又要求电视新闻场域承担社会群体信息均衡、价值观整合的社会责任。这两种不同趋向的要求，无疑会更加剧经济场域带给大众媒体“教堂”与“工厂”的内在冲突。那么，面对这些冲突，电视新闻场域内部会产生怎样的选择，又会给电视新闻生产带来怎样的影响，最终新闻的价值指向是否能在市场和责任间做到有效调和，有关于此，同样是本文案例分析部分的关注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