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电视新闻场域的一般构型——政治经济观众思想
依据场域理论分析的第一步，首先要确定与电视新闻场域最为相关的几个场域，并确定场域之间的位置关系。因此，本节的任务，即联系本文的研究对象和主题，给出电视新闻场域和关联场域的一般构型模型。
一、电视新闻场域的自身位置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基本上也是在任何社会中，有许多中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机体中，确定其性质，并构成这一社会机体；如果没有某种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功能发挥，那么这些权力自身就不能建立、巩固并得以贯彻。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真理话语的体系并基于这种联系进行运作，就不可能有权力的行使。我们受制于权力而进行的真理生产，只有通过真理生产，我们才能行使权力”。[1]与福柯的这一观点类似，布尔迪厄在场域理论的应用中也高度重视对从事符号生产、话语生产的文化场域进行分析。
场域理论把文化生产场域分为两个部分：有限生产场域，专指为其他文化生产者进行生产，比如学术期刊、先锋艺术等；规模生产领域，专指为一般受众生产，比如电影、小说等。新闻场域隶属于文化生产领域的规模生产领域，但与电影场域、文学场域不同的是，新闻场域因为被社会赋予信息传播的职责，而获得了探察其他场域的权力，因此成为联结其他场域的信息纽带。
电视新闻场域在新闻场域中属于较晚诞生者，而场域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关注场域新进入者带来的内部自主逻辑的变化，这有助于进一步精确定位电视新闻场域的位置。布尔迪厄曾经对法国电视新闻场域的发展进行过分析：二战后因为对大众报纸泛滥的根本否定，商业的但严肃的报刊如《费加罗报》和《世界报》，将新闻场域整体向“知识分子极”拉近，从而在法国的新闻场域中拥有支配权力。在此权力架构下，“好的新闻记者”的支配性定义是那些重视事实准确，能够赢得同行尊敬，拒绝抢新闻和耸人听闻报道的记者。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的电视和广播尽管拥有大量受众，仍无法对严肃报纸杰出的“造神”权力构成挑战。1968年以前，法国的电视节目中没有广告，广播电视始终由国家控制，因此事实上在公众和其他新闻从业者眼中，它们更像是权力场域而非新闻场域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电视广告获得稳步增长，和严肃的印刷媒介不同，电视的力量“不是基于其新闻生产的内在质量”，而是存在于其广泛的、近乎无远弗界的扩散性，它赋予电视无与伦比的影响舆论的能力，并得到政治人物的高度重视。1982年总统密特朗开放了声像媒介的商业化，强大而“合法”的商业压力引入新闻场域的中心，从而将整个媒介场域从“知识分子极”拉向“商业极”。在新的商业电视主宰的媒介权力架构中，“好的新闻记者”的标准也就变成了能吸引最大多数受众的人。[2]
中国电视新闻场域进入时的状况显然与法国不同，1978年之前，中国并不存在法国式的新闻场域，只能说存在隶属于政治权力场域内的“宣传场域”。中国的电视新闻是与报纸、期刊几乎同时开始进入婴儿期的新闻场域，由于不存在像法国新闻场域中原有权力者的占位，中国的电视新闻场域很快以其传播上的技术优势——对文化水平要求无需过高的门槛而赢得最多的受众，较其他媒体更胜任规模生产的特点，使它很快获得了政治权力场域和经济场域的重视：前者以1982年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被授权比其他媒体提前一天独家发布重要新闻为标志，电视新闻场域就获得了比其他媒体新闻场域更靠近政治场域的位置；后者以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逐渐消亡的第一条商业广告为起点，到1994年1月1日在政治属性最强的栏目《新闻联播》后出现30秒广告为标志，[3]经济场域已经“合法”地进入电视新闻场域，至2005年全国电视广告总收入已达397.13亿元[4]，位居各媒体首位。因此，中国电视新闻场域处在新闻场域中属于最靠近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的位置。
二、电视新闻场域的关联场域
场域理论认为，虽然每个场域的理想状态是依自身逻辑自主运行，但事实上每个场域都会因其他场域的入侵而成为半自主性的场域。[5]比如学术场域应当以追求真知为逻辑，但在集权统治下往往会为权力附会。而文化生产场域自身中的规模生产领域又非常容易受到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的侵入，因此新闻场域作为连接其他场域的纽带，更容易损及自身场域逻辑。与此同时，在每一个场域内部，还存在着各种力量的争斗，内部的个体为了获得在场域内部更好的站位，会主动引入其他场域的力量来改变原有的场域逻辑。比如布尔迪厄曾经在《关于电视》中批判过的“快思手”——那些借助电视场域的介入成为“学术明星”的二流知识分子。在新闻场域内部也同样存在类似状况，因此，必须确定哪些是容易影响新闻场域的关联场域及其位势。
新闻场域是连接社会其他场域的中介，它所连接的场域就成为关联场域。那么它是如何与其他场域发生关联的呢？从社会赋予新闻的功能角度考察，有学者指出，新闻媒体肩负着守望、协调沟通、教化、娱乐等社会功能：第一，守望监督的功能。它包括去政治中央化，挑战国家机器，监督行政、立法、司法。第二，协调沟通的功能。为民喉舌、伸张人民权利。第三，传衍文化的功能。包括作为社会化的重要管道，补充正规学校教育之足以及引进外来文化，促进文化间的沟通。第四，提供娱乐和广告的功能。利用市场机制，反映阅听的大众需求，同时追求商业利益，充分展现商业逻辑。[6]正如已有分析那样，新闻媒介这些作用中，第一点可认为是新闻场域与政治场域之间的关系，第二、三点反映了新闻场域与受众场域、文化场域之间的关系，第四点反映了新闻场域与经济场域和受众场域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理解新闻场域与政治、经济、文化、受众四个场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7]
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的电视新闻场域，在其并不长的历史中，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是与之关联最为密切的两个场域。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场域作为国家权力的掌控者，居于元场域的位置，包括经济场域在内的任何场域都受其控制，进入90年代“新威权主义”体制日趋巩固之后，政治场域虽然在各个场域有所退出，但依然具有元场域的特征。在计划经济时代终止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经济场域已经成为进行社会交互的基础，其他场域都要与之进行资本交换，电视新闻场域更是凭借从经济场域中获得的雄厚资本而成为新闻场域中的豪门。
文化场域涵盖繁多，从结构凝聚上被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当代社会人们又把文化区分为高雅文化——通俗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产业文化——商业文化等概念。人们不厌其烦地定义、解构、重构文化导致文化概念本身的多义甚至歧义。与此同时，电视新闻场域本身即隶属于文化场域规模生产的一端，如果采用文化场域作为电视新闻场域的关联场域，在种属上将存在矛盾。因此，需要从文化场域中选取与电视新闻场域关联度最大的子场域。
在转型期中国，初期奉行的“改革而不争论”政策，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思想的多元已无法回避，而近现代史也多次证明，沉落只有向下一个方向，而上升过程中却蕴藏了太多的变局，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后，民主不足导致的集权独裁或是民主过剩导致的参与爆炸，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社会运行基本原则和利益分配体系认识层面的多元思想，就越来越成为影响当下和未来中国走向的关键因素。而思想的多元化不仅存在于思想场域，也存在于新闻场域的从业者之内，并成为影响公众思想构成的一个重要管道。搁置认知真伪和观点价值的评判，作为“思想”的专业生产者，“思想界”尤以知识的良知和道德责任感，迫使他们去关怀更广阔的领域——关怀公共的知识、公共的文化、公共的道德和公共的社会制度，这与新闻场域历史上形成的“公共利益维护者”等逻辑相合，由此新闻场域内部的某些人也希望借助思想界的力量实现新闻场域的自有逻辑。而视这种“关怀”为一种不可推却责任承担的“思想界”，也恰恰需要借助新闻场域发出他们的声音，与公众互动形成价值共识，参与社会改造运动。两种力量的对接，使思想场域成为文化场域中与政治场域、新闻场域最具张力关系的关联场域。因此，本文把思想场域作为文化场域中的重要部分抽离出来作为关联对象。
观众场域作为电视新闻场域的派生场域而存在，是新闻场域在社会利益冲突加剧时更为关联场域所重视、争夺的内在动因，也因此成为电视新闻场域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思想场域交换资本的筹码和中介。电视新闻场域的一般构型
需要说明的是，场域之间常常存在着事实上的相互侵入，尤其是在集权体制和威权体制下，政治场域对其他场域的控制是普遍现象。因此，现实中的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等往往相互重叠，上图只是抽象状态下的电视新闻场域构型。另外，布尔迪厄对于场域的理解是三维空间的立体结构，在这个立体结构中，每一个行动者有自己的资本组合，从而都有自己的空间位置，同时也能感觉到自己与别人的相对位置关系，因而，以上的构型图只是场域之间关系简化之后的平面示意图。
第二节 电视新闻场域与关联场域的资本交换机制
分析一个场域必须要进行的第二个环节是必须勾画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这种客观关系结构由场域与场域之间、场域内部行动者与场域之间的资本交换行为构成。
一、电视新闻场域的资本构成
场域理论认为，每个场域内都会有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种种组合，但最终决定一个场域能够与其他场域进行交换的根本，是它必须能够生产出自己的独特资本。那么，电视新闻场域的独特资本是什么呢？
“文化资本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观念的普遍性，要把这种普遍性充分体现出来，实际上应该把它叫做信息资本（Informational Capital）”。[8]作为信息的收集者和传播者，电视新闻场域的资本，在本质上是通过播出的新闻所体现出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是一种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它需要观众运用自己身体化的文化资本进行解读。
但是，尽管在本质上新闻场域用来参与社会交换的资本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但显然新闻场域的独特资本构成远非如此简单，或者说任何一个场域都不会仅仅满足于自身用来交换的资本单薄至此，它们在不断寻求建立、积累另外一种资本——象征资本。[9]
布尔迪厄论述到，“在一种以拒绝承认‘经济’实践之‘客观’真实性，亦即以拒绝承认‘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自私打算’法则为特征的经济中，‘经济’资本本身若要发挥作用，只有使自己得到承认，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经受一种使其真正的效益原则变得难以辨认的再适应：象征资本就是这一被否认的资本，它被承认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人们不知道，象征资本在经济资本不被承认的情况下，可能与宗教资本一起组成唯一可能的积累形式”。[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