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近20年来媒体在角色和功能上变化的媒介内部动因，并借用国际新闻界认同的职业概念加以分析，比如陆晔、潘忠党的《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文章从新闻从业者如何期待及建构专业名望入手，考察在改革中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有多个传统的渊源，当下面临各种力量的制约，在实践中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并且这种呈现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具有解放的作用，预示着更加深层的变革。[21]
由于并无“政治正确”之虞，中国内地以外的学术界研究因而更加直接。李金铨的《中国媒介的全球性和民族性：话语、市场、科技以及意识形态》，认为内地媒介的角色处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矛盾语境中，在功能上既反映也加剧了中国不均衡发展的主要矛盾，表现在牺牲农民和城市工人，看重新兴城市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经理阶级。从意识形态上讲，中国媒介及其工作者正在变动中，在政经变革的背景下，他们正在清理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儒家思想和市场逻辑的专业主义。[22]陈怀林的《90年代中国传媒的制度演变》，借用西方经济史学中的制度创新理论，认为十年来中国传媒业的主体正在日益膨胀的市场利益驱动下，从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向国有信息产业艰难过渡。这种过渡是一个尝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制度创新过程。而在中国现实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环境里，传媒制度的角色、功能变革也同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改革一样，呈现出非均衡、渐进发展的特点，是一种“束缚式创新”。[23]
潘忠党在《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一文中，运用常规理论、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和社会构筑理论的概念分析田野调查的观察，认为新闻角色和功能的改变需要新闻从业人员运用各种符号资源解构“命令型新闻体制”的一些“天经地义”的原则和实践，构筑、阐释和正当化在原有的“命令型体制”下不存在的“非常规型”实践活动。但这种新闻改革活动不具备直接的意识形态对抗的特征，而是一种解构、构筑和重构“命令型新闻体制”的多向面社会变革活动。[24]麦康勉（Barrett McCormick）的《中国媒体商业化与公共领域变迁》，坚持以受到置疑的“公共领域”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媒体新时期的表现，认为虽然传媒的商业化并非灵丹妙药，但与改革前在意识形态垄断下所塑造的等级政治文化相比，它能为开放和理性的公共领域造就更好的条件和发展前景。[25]何舟在《从喉舌到党营舆论公司：中共党报的演化》中，以“拔河赛”来比喻传媒制度层面中政治与市场的互动，竞争双方都尽全力试图将对方拉入自己的领域，竞赛中的接触、拉扯和前后移动，形成了整个竞赛的全过程，并得出政治力量唯一占强势地位的领域是新闻内容生产过程。[26]与以上研究更多认同市场正面作用的结论相反，赵月枝认为，巿场对中国新闻业有某些“进步因素”，但她更赞成基恩（John Keane）视巿场为一种宰制新闻的力量。她认为目前中国的新闻业集党国新闻和商业主义罪恶之大成。[27]
2.相关研究文献评析
作为当下的热点议题，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成果远不止上面列出的14篇（部）论文（著作），仅笔者三年来收集的相关研究就达500百多篇。由于立场各异，结论也自然不同。并且，即使在同一立场下，例如学术界的独立研究者，结论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从知识社会学[28]的角度看，不同社会群体生活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或知识，是社会群体历史经验的集合。社会群体的生活形式不同，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也不同，虽然作为知识或思想都有共同的假定。[29]德国社会学家K.曼海姆进一步强调，人的意识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人的社会地位，认为知识或思想以外的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包括阶级、社会地位、职业群体、代际关系、生产方式、权力结构、历史情境、竞争、冲突、流动以及价值观、世界观、社会思潮、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等，对知识或思想都有重要影响。[30]事实上，即使在本体论的框架下，人类知识至少要受到三种限制：知识社会学所发现的“社会学的限制”，康德所发现的“生物学的限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所发现的“心理学的限制”。因此，出现形形色色的研究结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理论界的论述范式，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内占据主流位置。不难发现，这些以某个（些）权威人物发出的，被认为具有真理性的“话语”，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被某种制度支撑组织起来的陈述群”所形成的。如果这些“话语”是完全中立的，所有利益集团都接受它，那么这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反之则有害。[31]显然，近20年来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已经完全动摇了人们对利益格局铁板一块的认知，这也正是现在理论界论说式微的根本原因。
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则要复杂得多。90年代以来，在80年代中期认识比较统一的知识分子群体，因各自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位势和现实、潜在的利益不同，对社会形势的解读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很多知识精英有受利益支配的政治倾向，也越来越背离应有的理念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本文摘录的研究文献，自然也做了有意识的过滤。笔者进入电视新闻工作、研究领域已近十年，如果“人生经历与学术洞察力”[32]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那么这种过滤也就不再需要“研究假设”来因文害义了。过滤之后的文献虽然各自的研究框架和视角有所不同，但基本的价值共识基本一致，即站在知识分子独立的立场，为维护社会公正所做的批判研究。“独立并不等于对立，……批判也不意味着政治上（简单地）反对政权的掌控者，更多的时候，学术研究只是提供材料和武器，政府可以利用其做参考，其他的研究者也可以作为参照”。[33]
在较为一致的价值取向下，上述研究在具体的结论和研究框架上依然存在差异。一方面，确实正如许多研究者提到的那样，电视媒体作为政治制度变迁的一部分，“变迁动力的复杂性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现有的学术想象”[34]，而决非仅仅是市场推动一种，否则无法解释一些关键人物在某些栏目中的主导作用。同样的复杂性也存在于变迁过程中，“体会特别深刻的一点就是，新闻记者在整个新闻实践活动当中，作为一个主体其实具有非常多面性和复杂性：他可能在这个场景里头呈现出来的是这种面貌，但是换了一种场景，他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面貌”。[35]而在变迁的结果上，无论是“双重封建化”，还是为未来的理性沟通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前景”，都让我们意识到，一定的视角打开一定的视野，但也可能导致一定的盲区；另一方面，笔者认为，造成具体判读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地新闻业自身变动不居的时代特征，无论是空间上的某种变化的碎片式呈现，还是以时间为参照系的“进二退一”，都决定了在一些研究细节上有“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状况。一个常常发生的事实是，当我们用“新闻从业者”这一集合名词指代那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时，其内部差异也就被模糊以致忽视了。这种内部差异，既存在于不同媒介类别、记者个体在同一时间的横向比较中，也存在于同一媒体类别、记者在不同时间的纵向比较中。
因此，已有研究给本文的启发是，适度的抽象能够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为我们认识变动中的中国传统大众媒体提供了一些基本特征和观察坐标，但这些总体上还是属于对事物的第一层解剖，尚未完全揭示事物本身的丰富与复杂。所以，本文的“认识与评价”，将着力于第二层的观察，即在“认识”上深描电视新闻在近20年来在与社会互动中的变化、动力机制、从业者的心理与行为特征、产生的功能格局，进而为“评价”提供更加有力的依据和完善策略。
为达到上述目标，需要一个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理论分析框架，但既往研究所采用的理论框架在这方面不很适用：第一，以上研究虽然各擅专场，但反过来因为囿于各自细分的问题领域而缺乏整体的解释力，同时由于各自的理论工具不同，少了许多在一个共同的范式平台上做“助产术”式对话的机会，使已有的研究不能很好地相互印证、质询，形成完整的认知版图。第二，已有研究所应用的范式，虽然来自不同的社会环境与学术传统，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各自的理论盲点。造成这些理论盲点的根源，在于长期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二元对立研究范式，比如主体—客体、结构—行动、微观—宏观、个体—整体等。这种长期存在有其基础——因为社会科学不是对社会现象和社会物理运行机制的简单描述，而是对客观现实、主观世界和反应、再现、实践的综合研究，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这种认知范式的弊端随着人们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暴露得愈为明显：结构功能学派往往着眼于宏观，过分强调社会结构对人们行动的决定性影响，例如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框架粗疏，忽略了人的主动性，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行动学派恰恰相反，他们聚焦于微观，常常夸大行动者的能力，失于琐碎、片面。[36]
反映在已有研究中，例如《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研究》，把电视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最终归结于市场经济，但事实上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新闻事业变革的动力依然存在，否则就无法解释以储安平为代表的50年代的新闻改革，对新闻人的心理动因缺少足够关注，使得在对电视体制衍变的动力构成解释上显得单薄，同时也忽略了电视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复杂性。而在《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中，注意到了行动者的主动能力，但仅用“新闻专业主义”作为核心概念解释部分内地新闻人的职业行为不尽全面：从行为心理看，知识分子介入、文人论政传统、个体利益驱动、新闻专业主义等构成了职业行为的多因一果；从行为指向看，转型期新闻人的职业行为，并非仅停留在获得相对独立地位的专业主义诉求，更深层的要求是推动社会权力体系转型。[37]导致这一研究核心概念统率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过多关注了外来单一文化影响，而忽视了本土宏观环境的综合考虑。
那么，是否有打通以上研究中宏观—微观两极弊端的中层理论，既注意到宏大的社会外部环境，又关注到人物细致的内心世界，从而展现一幅既有风骨写意，又有细节工笔的15年来电视新闻实践变迁图景呢？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场域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框架——场域理论
一、场域理论的学科背景
社会学领域场域理论[38]的提出者P.布尔迪厄，是继福柯之后，法国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大师，他和英国的A.吉登斯、德国的J.哈贝马斯一起被认为是当代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和著述在国际学界广受重视。一般认为，场域理论是他的基本理论，在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场域理论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学者的注意。
场域理论之所以成为当下社会学研究范式中一种影响越来越大的元模式，原因在于它对此前长期对立的两种社会学认知基本模式进行了有效的调和。社会学从古典到当代的发展，始终面对“何为社会”这个历久弥新的问题。然而，往往越是基本的问题越难以回答。“何为社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何为个人”这个问题构成互为前提的向度。以迪尔凯姆（又名涂尔干）为代表人物的社会学主义、实证主义社会学派强调社会事实的先在性、普遍性与强制性，对心理学的个人主义还原论嗤之以鼻。在他看来，“为了理解社会对自身和其周围世界的表象方式，我们必须考察的是社会的性质，而不是个人的性质”。[39]
人文主义社会学则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社会现象冷眼旁观式的研究，主张把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性作为根本问题对待，认为社会行动的本质是行动者在意义上的关联性。所以马克思·韦伯将社会学定义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40]既然关注社会行动者的意义和主观性，那么，从个体出发、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似乎势在必然。
虽然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在认识社会或社会与个人关系的问题上持不同的见解，但二者的共性是都假定存在一种认识论原则——或社会“大于”个人，或个人先于社会，然后从此原则出发认识一切社会现象。这一认识论原则又来自于同一个哲学基础——西方文化中长期存在的理性主义，尤其是科学与社会二元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基于主客二元立场发展出一种侧重经验分析——逻辑推理的理路，目标在于获取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和支配。尽管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常变常新，但从给定的认识论图式出发，其弊病是将丰富的社会生活要么凝固化，要么碎片化。具体说来，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客观、冷静、科学的研究方式俨然将人与社会相隔离、对峙，追求理性的考察和描述，将研究者视为纯粹的旁观者，不可能有真正的与研究对象的语言和意义沟通。而韦伯虽然关照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向和价值关联，但他所奉行的价值中立原则又使其止步于理想类型的分析，社会成员之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情感沟通、思想交流、意义共鸣等被排除在自身视野之外。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纷纷承继理性主义的衣钵，这种状况从古典社会学到现代社会学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
直到后现代社会学的兴起，上述范式才逐渐得到修正并发生转向，而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正是朝向扭转这一范式努力的重要成果。布尔迪厄戳穿了社会空泛的本质，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41]例如，艺术场域、宗教场域或经济场域都遵循它们各自特有的逻辑。布尔迪厄不仅以场域概念置换社会的概念，而且以惯习、位置、资本、策略等概念相对应使用之，使传统社会学中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的紧张对立趋向于调和。[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