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闻调查》子场域资本交换机制及其对行动者惯习的影响
1.当下资本交换机制《新闻调查》成立十年的历史，浓缩了思想场域、经济场域、政治场域的先后角力，而角力的结果，就是思想场域在《新闻调查》的节节败退，经济场域、政治场域的步步为营。在成立了11年之后，《新闻调查》子场域与关联场域的资本交换机制《新闻调查》与关联场域的资本交换机制2.场域变化对内部行动者惯习的影响
外部场域的变化，开始对《新闻调查》内部行动者的惯习产生影响。
案例：
2005年11月播出的《天价住院费》
2004年，74岁的翁文辉被诊断患上了恶性淋巴瘤，因为化疗引起多脏器功能衰竭，2005年6月1号，他被送进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心外科重症监护室。在这之后的67天，医院收费139万，平均每天两万多，但高昂的医药费并未能挽回病人的生命。更令病人家属和《新闻调查》记者不解的是，声明禁用的过敏药，屡屡出现在收费单上；在7月31日的收费账单上，一天输的各种血液包括血液制品共计83袋，盐水用了106瓶，葡萄糖用了20瓶，总计将近100000毫升的液体量，是人体血液总量的20倍；病人去世后两天，胸腹水的化验费用依然出现在收费单上……在观众看到的镜头中，医院的医生、护士、纪委书记、院长面对记者的调查，似乎始终支吾其辞，没有给出有力的解释。这个黑心医院榨取普通百姓血汗的反面典型，在2005年底一经《新闻调查》播出，立即引起了非常强烈的社会反响，深受失败医疗体制改革之苦的公众有了一次极为充分的情绪宣泄出口，对医院众口一辞以致人身攻击的讨伐声浪，成为“一边倒”的社会舆论。
这似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调查性报道。
但3个月后，《财经》在先后多次赴当地的调查之后，推出了《“天价医疗费事件”调查》的特别报道。在证实了医院存在分解收费等违规多收费的事实外，更多的调查结果是：医院多次通知病人家属鉴于病情应当放弃治疗，而病人家属自恃有雄厚经济实力和“政治背景”，要求“只要坚持一分钟就不惜花任何代价”，这直接催生了“天价住院费”的产生；“海量”的用液量，则是因为病人多脏器功能不全，需要长时间的血滤治疗，这种一次性的置换液进出，需要上述用量的液体用量，这些解释和说明得到业内专家认同；去世后仍然出现的化验单，来自所需要的细菌培养时间。而这些能够舒缓观众情绪的信息，尤其是病人家属强烈主张“不惜一切代价”过度治疗的信息，并没有出现在《新闻调查》的节目中。而这些信息在记者采访院方时，院方不可能闭口不谈，但制作者最终选择把它放在了观众的视野之外。
信息的全面和平衡，是新闻专业化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之一。
同一时间，中央纪委牵头的调查组意见佐证了《财经》的调查：真实情况远逊于此前的舆情预期。
更与《新闻调查》不同的是，《财经》还在同期杂志上刊发了《医疗费用为何居高不下》的学者分析文章，除了分析医疗改革的失误之处外，对社会对医院高收费的片面误解做了澄清，指出这是一个生命科学突飞猛进之后，人们不得不接受的行业现实，对已经极其脆弱的医患信任关系做了弥补。而深度分析，原本是《新闻调查》的特长和口碑。
造成两篇报道差距的原因，是《新闻调查》被收视率逼迫的大众路线，和《财经》面向高端的精英路线之间的差异。《新闻调查》不得不采取“故事化”手段，通过强烈的信息刺激，来维持观众在无数娱乐节目争夺中的停留。在经济场域收视率的压力下，节目编导终于在潜意识里不由自主地发生变形；在政治场域审查的压力下，编导又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拿出成品，以赢得和公关力量的赛跑。场域的共同影响，催生了这期节目带着信息的缺失面世。
经济场域和政治场域的夹击，对《新闻调查》内部行动者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节目上，还导致了内部行动者性情系统的变化。《新闻调查》的栏目内分组改革，原本希望通过组与组之间的竞争提高节目质量，但这种良好的出发点却没有遵循管理学中存量改革效果远逊于增量改革的规律。即在栏目经费固定的情况下，一个组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意味着另外两个组收入必然减少，即使后两个组比以前更加努力。这样长期实施的结果，必然会带来对选题资源、优秀人力资源的争夺，而这种“零和博弈”的结果，注定了栏目内部人员关系的猜忌和恶化。“无论在张洁还是在柴静的发言里，还是余仁山的炮轰里，都提到了《调查》目前的团队缺少凝聚力和斗志，呈现一团散沙，而且这也是很多同仁共有的感觉”。[51]而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内部如果不能做到相濡以沫、相互支撑，确实遗憾。
这种遗憾不是《新闻调查》独有的，而是广泛存于电视台现有经费体制下的许多栏目中。在央视内部的座谈会上，人事部门的负责人提出，要进行与广告收入直接挂钩的栏目经费浮动拨付制度改革，因为现在的“改革都是增量改革，没有存量改革，存量改革在中国行不通，你拿10块钱，你改革再投入5块钱，成了15块钱，咱们说改革可以，如果在10块钱的基础上改革，你这个改革肯定是不行。全国都是增量存在，你想让他存量改革不可能”。因此，在《新闻调查》实施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2003年，就已经注定了当下的内部氛围。在不是非常了解管理知识的情况下简单地跟风引进所谓“科学管理”，终要付出代价。
也有观点认为内部气氛的变化是早已有之的事情。“实际上评论部所走的这种东西有点像水泊梁山，有点像农民起义，它一方面有一种道德追求，就是杀富济贫；……另一方面它有一个所谓的群体的平等意识，你看评论部很典型的就是每年的例会、晚会追求这个东西，所有的人跟制片人，跟部主任追求这种好汉结盟的感觉，但是这种东西肯定是行而不远的东西，因为这种东西走到一定程度以后，不同人的动机就出来了，不同人的想法就出来了，不同人的虚荣心也出来了，不同人的利益也出来了……我觉得在《新闻调查》后期，实际上走到三四年以后就面临这个问题，人员逐步地分层，圈子逐步地有了，每个人的利益开始发生冲突，包括一个内部的评奖也不一定那么的让人舒服等”。而改革后新的分配制度，无疑更加放大和激化了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从这个视点出发，《新闻调查》内部行动者的性情系统，并非仅有一个向面。一方面，他们具有很强的社会奉献精神和职业担当意识，比如听到舆论监督的禁令时，会有编导的哭诉，“那我今后还干什么啊？”决定离开《新闻调查》这个理想的寄居地；另一方面，“对于做得好的人来说，他的提升感做不出来，他觉得我在这里受到挤压，对于水平稍差一点，处在某个位置，他有一个要捍卫自己的位置，所以他不得不采用武大郎开店的办法等”。[52]缺乏上升空间和成为“雇工”的用人体制，使他们又常常陷入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之中。“在这里最后你什么也得不到”，不止一个老编导曾经这样说过。这种情绪在新老调查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流露，“我有时想，命里无时莫强求，但，都知道我们干的是维护公众利益的事情，可自己却维不来工作三年自由出入（央视大门）的权利！”[53]
或许有人很早就预见到了《新闻调查》在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的夹击下对实现自我空间的有限，而选择了退出。“2000年，他（王坚平）辞职下海去了‘银汉公司’。多少年来，进出评论部的人来去匆匆，但有几个人的离开，我内心是充满惋惜的，遗憾的是我没有令他们不离开的充分理由。王坚平是其中之一，还有夏骏、刘春……”[54]而坚守下来的领头人，也不免常常面对疑问，“钱钢这么多年对我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坚持，一定要坚持。可我们坚持下来的那天会是什么样？”[55]
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三重冲突的纠缠下，《新闻调查》内部的行动者注定会不断自问，“我们怎样为之才能捍卫栏目十年一以贯之的品质和尊严，同时又具有骄人的收视与份额？”[56]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内部行动者近年来一直不遗余力：一直研讨提高影像语言和“讲故事”的技巧和能力，以求吸引观众；不断地寻找边缘题材，通过“打擦边球”来多少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需求；经常开展“校园行”、诗歌朗诵会等带有仪式化色彩的活动，以学生的热情和集体的力量来稳固有些消沉的斗志。但笔者认为，如果不能在社会资本来自政治场域、经济资本来自观众场域“大数法则”的现状上有所改变，《新闻调查》和思想场域的资本交换，还将一直延续上述苦苦挣扎的“理想者”形象。
小结
《新闻调查》子场域，集合了当下中国现实环境里最具张力的三种文化资本，因此它的节目一直缺乏稳定的面貌，节目之间文化资本的跳跃性比较大，这使得它在观众场域中难以形成很强的约会意识和收视期待，这成为高端题材受众较少之外另一个影响功能发挥的原因；但反过来，也正因为这三种资本存在的稳定结构，使它事实上很难真的会被某一方有足够的理由和勇气撤销或放弃，因为《新闻调查》的象征资本已经形成，拿掉任何一方都可能激起强烈的反应。所以，一个低迷、徘徊的《新闻调查》，在现有的场域环境下，会在也只有在央视这一经济资本雄厚的传播平台上长期存在。
第五节 逐利——《南京零距离》类新闻子场域的变化
2002年元旦，《南京零距离》在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6∶50～7∶50播出；三年后，节目的广告收入由开播时的不到4000万，增加到2005年的1.0388亿，跃居全国地方同类栏目之首，收视率从开播时10%以上，稳定在目前的6%～7%之间。此后，全国300多家省、市级台考察、效仿，地方电视新闻进入被实践者概括为“民生内容、平民视角、民本取向”的“民生新闻”时期，一个新的新闻子场域类型就此产生。
一、《南京零距离》新闻子场域的资本变化
1.社会资本的变化
和《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不同，《南京零距离》的出身和时期都有了变化。一个让人产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南京，为什么是《南京零距离》成为“民生新闻”的领舞？这一个案，折射出中国地方电视台怎样的资本运作机制？
《南京零距离》的节目组成，包括：（1）突发事件的跟进报道；（2）深度报道，相当于次头条，时长在2至3分钟，报道有一定的深度和观点的分析，以百姓关注度较高的社会新闻类为主；（3）独家报道，带有一定策划性的，主题比较重大，片长一般在4至6分钟；（4）《甲方乙方》，10至15分钟，主要是家庭矛盾、社会问题的对立面，有主持人的点评；（5）媒体联动，外地发生的、与南京有关联的重大事情，直接连线采访该媒体记者，以求多一层主动的视角，拓展新闻报道范围；（6）《孟非读报》，对当天其他纸媒的社会新闻进行点评；（7）《小璐说天气》；（8）与市民的电话连线，听取观众投诉。由于板块众多，所以涉及题材范围很广，但以道德情感类和百姓投诉类特色出位。
从板块上看，这些构成有些平淡无奇，在许多地方电视台，这些板块中的一项、两项总会出现在不同的栏目中。但如果看过几期节目，就会发现，《南京零距离》有关“曝光”的报道，要比其他地方多得多，比例在报道总量的20%左右。“在去年（2004）的全国电视新闻年会上，有的省说他们去年一年才做了8条批评报道，觉得很了不起了。那我们在一档新闻里头就不止8条揭露批评报道了”。[57]
“舆论监督”，一直是许多中国媒体有些“可望不可求”的“权力”，这需要政治场域的授权，比如曾经的“吕日周现象”。作为新闻场域里的关健资本，这一社会资本《南京零距离》如何得来？
如果经济发展和信息流通有正相关的话，南京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在江苏都算不上经济最发达之列的城市，媒体之间的竞争在全国却是最激烈的，90年代末，当地的众多“都市报”曾经卖到一毛钱一份。激烈的竞争，打开了当地舆论监督管控的缺口：新华社下属的《现代快报》，成为突破的急先锋。因为来自一个更高的政治场域，它有了触动地方政治场域的底气，地方政府、公检法，都拿它没有办法，渐渐也就养成了被监督的无奈和气度。随后，各种媒体“搭便车”，获得了这一地方政治场域的社会资本，这让后来的《南京零距离》在全国电视媒体中有了脱颖而出的资本。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诺斯的解释，这是一次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一群（个）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所引起的获利机会时而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创新。那么这种社会资本的变迁方式能否在其他地方重复呢？
在目前的“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的政治场域里，“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58]官员的升迁形成了地方官员不得不靠采取掩盖弊政、美化现实来实现被上级提升的愿望。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控制新闻“舆论监督”的频次和力度，而这些往往是动辄在“维护社会稳定”的下进行的。虽然《2005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表明，“负面新闻”不断的南京市政府社会凝聚力指数在200个城市（不含港澳）中高居第二，而政府推销能力指数也位居第八。[59]因此，如果不改革现有领导干部的选拔、考核机制，新闻场域里社会资本的诱致性变迁就不太可能普遍实现。这也是此后《南京零距离》的众多模仿者难以超越它的原因，最后只能在“市井新闻”的胡同里打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