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加强和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从1957年2月到1965年7月，中国先后同23个亚、非、拉国家建交；并同一些邻国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第二，中法建交，这使美国孤立中国的图谋在西欧打开了一个缺口。对日本的民间外交也取得进展，为最终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第三，中国顶住了美苏两家的威胁，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
经过20世纪60年代“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浪潮的冲击，国际形势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美苏争霸的态势方面，苏联咄咄逼人，美国处于守势。1969年，苏联与中国在珍宝岛发生边境武装冲突。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想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增强美国对抗苏联的力量，进而维持全球均势，保住美国的地位。毛泽东富有远见和不失时机地做出反应，迅速调整外交战略，利用“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毛泽东与尼克松历史性的会见以及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经典之作，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直接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全面突破。在中美关系大门打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除美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西欧的绝大部分国家，几乎已全部同中国建交，开创了中国国际关系的新阶段。
1973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周边的“一大片”国家。它是抗衡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实质是联美抗苏。毛泽东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目的是建立国际反霸阵线，侧重点在苏联。
二、邓小平的对外战略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重新审视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分析和中国外交的战略与策略，提出从新的时代特征出发，制定当代中国外交的战略策略。邓小平作了两个重要战略转变，一是提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二是修改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把中国对外关系奠定在新的现实基础之上。
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特点，是邓小平制定科学的外交战略策略的现实基础。邓小平对当代国际形势的变化作了深刻分析。一是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不认真对待这种形势。科技革命一方面密切了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另一方面改变了各国的外交思想。国家最高利益的实现已不单纯在于其军事实力，主要在于以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从而影响了各国在国际舞台的活动方式。二是国际关系出现了新态势，不论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都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在互相矛盾、互相斗争的同时，共存、共处成为国际关系的新特点。三是战争与和平的形势发生了新变化。邓小平说，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迫在眉睫，这种担心过分了。根据新的形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基于这样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科学论断。
对当代中国国情的正确分析与认识，也是邓小平制定外交战略策略的现实基础。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世界大国。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力不强。一方面，我们要从中国的国情国力出发，坚持灵活的外交策略，在国际事务中既不屈服于人，也决不当头；另一方面，我们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有相同的历史遭遇，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有相似的国际地位，从而决定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只能站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其次，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代表着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我们负有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支持一切人类进步事业的历史责任。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再次，中国又是一个大国。邓小平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中国不仅是亚洲的大国，而且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中国的对外关系应该积极进取，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邓小平关于中国对外战略的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在新形势下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思想和理论。
第一，独立自主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靠本国人民的探索和力量，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尤其要正确处理党与党的关系。邓小平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各党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老子与儿子之分，都应该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建立起新型的关系。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事务中不畏强暴，主持正义。邓小平认为，坚持独立自主，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在香港问题上，邓小平强调，主权是不可以谈判的。针对美国的“制裁”和人权攻势，邓小平强调，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我们的内政。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就要在国际关系中实行真正的不结盟，决不受制于任何国家或集团。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从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出发，同苏联结成战略同盟。这对维护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结盟，外交活动不得不受对方的制约和牵制。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变化，集团政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对此，邓小平指出，集团政治这些东西非结束不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就是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成同盟关系，对国际问题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也不搞“玩牌”外交，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只有这样，才能不受制于任何势力，在战略上主动，在国际问题上有发言权，增加我们的国际分量。
第四，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是搞闭关自守，夜郎自大，而是同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起来。受“左”的思想影响和严峻的国际形势的制约，我国在一个时期里把独立自主同对外开放对立起来。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今世界紧密联系的实际，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他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中国必须走向世界。同时，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需要中国的强大。实践证明，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才能发展经济，增强实力，使独立自主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在对外开放中有力地抵制敌对势力的侵蚀、渗透、颠覆，保证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
第五，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就是要在对外关系中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倡导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由于它的科学性、合理性、适用性而受到各国的普遍欢迎。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对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加以新的阐述。首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原则，也是处理相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其次，和平共处不仅是解决国际事务的好办法，也是解决一国内部事务的好办法，“一国两制”就是“和平共处”在解决内部事务上的成功运用。最后，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有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样的基础，国与国之间、洲与洲之间，都可以建立起和谐的政治关系。
除此之外，邓小平还提出了诸如要研究国际法，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中国在世界上永不称霸，决不当头；对有争议的历史遗留问题，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在国际风云变幻的情况下，中国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等富有创见，高瞻远瞩的对外战略和策略方针。
三、后冷战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特点
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针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情况，中国领导集体在实施中又作了一些新调整，使之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既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又强调不搞对抗
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和态度。过去，中国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不愧为一支中坚力量。冷战结束以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随之消亡，天下仍很不太平。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大国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一方面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极力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一心想把社会主义制度搞垮；另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也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击、压制，要把这些国家全部纳入它们所控制的范围。少数西方大国除了继续传统的依仗军事手段来谋求政治霸权之外，还以经济制裁、文化渗透等手段来推行“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中国一如既往地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不管霸权主义来自何方，也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中国都坚决反对。中国既反对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损害，也反对其对别的任何国家的干涉和侵犯。
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是为了维护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秩序，而不是为了寻求对抗。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不仅坚持了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和勇气，而且更注重反霸斗争的策略和方式；做到了既敢于反霸，又善于反霸，与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霸权主义国家在哪些方面表现出蛮横的强权行径，中国就在哪些方面同它们作斗争，而不是事事处处都与它们对立对抗。中国还是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都搞好关系。
（二）既强调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又强调要维护全人类的
共同利益冷战后，世界呈现出多样性发展的趋势，这是各国独立自主意识和能力增强的突出表现。世界多样性实质上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展现。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具有相同的国际法的主体地位。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做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中国一贯强调要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反对少数强权国家干涉别国内政，垄断国际事务，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他国。
当然，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有前提的，即一个国家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都不应损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行使本国主权的时候，不得侵犯别国的主权。要反对某些国家的当政者借口世界多样性，不顾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和总趋势，滥用国家主权的行为。当前，世界各国联系愈益密切，全球化趋势愈益加强，人类面临的共同利害问题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把自己的独立主权的行使同世界共同利益的需要结合起来考虑，自觉地依照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三）既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内政，又注重改善本国的
人权状况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大搞所谓“人权外交”，肆意干涉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内政，这是对独立自主国际行为准则的严重挑战。对此，邓小平揭露和回击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强权势力进行了坚决的“人权斗争”。1991年1月，中国首次公开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表明中国正视和关心人权问题的态度，阐明了中国的人权观，并论述了中国人权发展的成就，有力回击了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诬蔑和攻击。自1990年至今，中国已先后十几次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挫败美国炮制的攻击中国人权问题的议案。
中国在同美国霸权主义的“人权外交”作斗争的同时，也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来看待和从事本国人权事业的发展。继续促进人权的发展，努力达到中国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实现充分人权的崇高目标仍然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中国在努力发展人权事业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活动。中国一贯尊重并切实履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联合国系统内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起草和制定工作。中国政府先后签署、批准加入了十多项国际人权公约，努力促进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