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家神道”的基本思想
第一，敬神爱国，崇祖尊皇。即把崇拜天皇和崇拜祖先结合起来，将家庭中“孝”的观念扩大为对国家的“忠”，把对父母的孝和对祖先的崇拜，同敬神和崇拜天皇内在地联系起来，这样，“忠”和“孝”就一体化了。
第二，国体主义。此主义首先主张作为神的天皇统治的大日本帝国的神圣性，它的根据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神话，并将从“天孙降临”开始的一系列政治神话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课题。
第三，日本主义。国体主义的核心是将日本作为“神国”，将天皇视为“现世神”，并强调日本在世界上的绝对优越性和统治世界的神圣的使命感。
正是由于日本将其国家神道作为其立国之基，由此便形成了日本这个“神道国家”。并且依其神道国家的逻辑，日本是“神国”，理应统治世界，教化他国的国民。因此，日本用其国家神道的教义来粉饰其对外的扩张侵略，将侵略战争美化为“圣战”。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一直奉行这一信条。同时，国家神道也是日本政府控制民众的有力武器，在这样的教化之下，日本人视天皇为日本的象征、宗教生活的中心。对天皇，他们表现出无条件、无限度的忠诚。效忠天皇，为天皇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是每一个士兵作战时的最高的精神支柱，也是日军顽强作战、不轻言投降的重要原因。日本政府正是利用民众对天皇的愚忠，为自己的侵略战争寻求支持。
（四）军国主义传统
军国主义基本特征是：军事至上、谋求霸权。它是理论、体制、政策及实践的综合体。近代军国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之一，法西斯主义是军国主义的极端阶段，它的核心思想是鼓吹侵略扩张的极端民族主义，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领袖绝对权力和对整个国家及个人生活实行严格控制的极权主义。
1.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文化与政治意识根源
从历史文化渊源上来看，日本所谓的“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思想，封建武士道精神，及封建幕藩体制，是促使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历史因素；日本的“神国”论、武道论、扩张论是诱发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文化渊源。因此，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是伴随着日本的国家神道意识以及武士道传统深植于日本民族性格之中的，只要日本的国家神道及武士道传统继续延续，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就会有复苏的可能。总的来说，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是近代天皇制发展的外部表现，是由军事性、封建性帝国主义这一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明治维新后，日本仿效西方列强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的道路。明治政权建立之初就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作为施政纲领的《五条誓文》和《御宸翰》，规定日本对外发展的总方针是：“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就是说，要以武力把天皇的“肇国”神威普及到全世界。1890年，首相山县有朋在首届国会开幕式上提出，日本不仅要保卫“主权线”，而且必须防卫“利益线”，表明日本确定了一条侵略扩张的对外发展路线。这是日本侵略扩张理论“大陆政策”形成的标志，也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形成的标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提出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封建社会，是以武士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实行的是“武家政治”。武士阶级的政治信条，一是认为“日本为万国之本”的神国，理所当然要统治天下。二是崇尚武力，认为“武力是立国之本”。到了幕府末期，在西学东渐，日本面临殖民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封建军国主义的思想发展成为“进取”的攘夷主义——“海外雄飞论”。其代表人物有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佐藤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中宣称：“皇国（日本）乃天地间最早形成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号令、征服世界各国乃天理使然”。因此，要以武力“先吞并满洲……继而再将朝鲜、中国全部划入日本版图”。吉田松阴也鼓吹，对于美、俄等国，“励行条约，敦厚信义”，于此之损失则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养蓄国力，一旦强盛，就向北开拓虾夷（北海道），夺取堪察加，割取“满洲”；南则掠取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群岛，进而君临印度。由于日本是个岛国，资源贫乏、市场狭小，资本主义因素十分薄弱，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缺少必要的条件，所以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也是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一点比起西方殖民侵略更为突出，更为凶残。
2.日本军国主义的特点
日本军国主义有六个特点：一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性和封建性的特点贯穿着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二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军国主义。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是在学习德国军国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了东西方军国主义的特点，故而成为世界上最典型的军国主义。三是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近代天皇制本身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体制中，天皇是“兵马大元帅”，军队是“皇军”，士兵必须一心一意为天皇卖命。四是军队统帅权独立，保障军事发展不受军外势力左右，军部则可轻易制约军外势力，因而更加飞扬跋扈。五是军国主义教育的系统化、体制化，采取一切措施强化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六是建立军人极权主义统治体制，成为法西斯主义。
3.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对外侵略扩张
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完全是靠进行不间断的疯狂的侵略战争来推动的。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侵犯中国；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革命；1931年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1937年全面侵华；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通过这些侵略战争，获得了巨额赔款，掠夺了被占领国家的大量财富，攫取了大片土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似乎即将实现。但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联合打击下，日本军国主义在1945年9月彻底垮台了。从近代日本的发展轨迹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侵略战争相伴随的。以战争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两次产业革命高潮的兴起。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孕育着新的战争。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70多年里，日本几乎是每隔10年左右就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近代日本是以战争促发展，以发展促战争，最后在战争中遭到惨败的历史过程。
（五）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与天皇观
天皇是日本国皇帝的称号，日本有许多关于天皇的神话传说。日本天皇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日本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天皇制也不是其一开始就有的，其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
1.古代天皇制
日本古代统治者被称为“王”。公元三世纪时，仁德天皇改称大王为天皇，日本开始正式沿用天皇的称呼。公元608年，推古天皇派小野妹子为使节来华，递交给我国隋朝的国书开头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为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对外使用天皇的名称。公元593至1192年，是日本古代天皇制的确立和发展时期。公元645年，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革新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后大张旗鼓地进行大化革新，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标志着日本古代天皇制的确立。公元707年，元明天皇即位，迁都平城京，公布《大宝令》和《养老令》，日本进入奈良时代，自此古代天皇制步入鼎盛时期。1192年以后，古代天皇制日益衰落，国家大权逐步落到幕府将军手中，尤其发展到江户幕府时代，一切权利归德川幕府，德川将军成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天皇丧失了实权。实行以幕府将军为核心的君主专制政治，幕府将军挟天皇而令天下。
2.近代天皇制
1868年的明治政权开创了近代天皇制。其标志就是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拥有“统帅陆海军”、“任免文武官员”、“召集帝国议会、令其开会、闭会、休会、及众议院的解散”等一切大权。天皇掌握了国家的一切最高权力，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皇制的代表者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国家权力结构的中心，而且还是全国最大的地主、资本家和军事首领。日本近代天皇制拥有一系列与之相配套、起拱卫作用的辅助政治制度。如华族制度、内阁制度、国民制度、官吏制度等。所有这些具体的制度共同构成了一个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坚固的政治运作链条，建起了一部天皇统治下的近代国家机器。近代天皇制一经建立，就表现出了极强的侵略扩张性。饱含扩张性的国家神道加固了天皇制，刺激了军国主义，使天皇制在军国主义的泥沼里越陷越深。因此，日本近代的天皇制也是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罪魁。所以，二战结束时，很多国家都主张把日本天皇列入战犯名单，同时废除日本的天皇制。
3.现代天皇制
1946年，在美国的占领下，日本废除了明治天皇宪法，颁布了新的《日本国宪法》，从而确立了现代天皇制。与近代天皇制相比，现代天皇制的最大特点是标榜“主权在民”的象征天皇制。按照《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只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日本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宪法明文规定：“天皇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由于新宪法的颁行，神道被禁止作为国教，实行国家与宗教分离，昭和天皇也于1946年元旦发表“人间宣言”，结束了自古以来天皇神化和皇权神授的历史。
二战后美国把日本的天皇制保留了下来。其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美国担心一旦废除天皇制，审判裕仁，将会引起日本人对美国和占领军的仇恨，从而给美国对日的占领带来阻力。
第二，美国担心废除天皇制的做法将在客观上鼓励日本进步势力的发展，一旦占领结束，有可能发生“共产革命”，这当然是美国不能容忍的。
第三，美国希望以保留天皇制为条件，逼迫日本接受“放弃战争和军备”的宪法条款。即不准日本重新建立军备，并由美、苏、中、英四国管制委员会进行监督，期限25年，但这一设想没有完全实现。
（六）尊崇和学习优秀的传统
日本虽然有着妄自尊大的狭隘的民族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必将故步自封，恰恰相反，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具有很强的开放意识。这一点在其政治体制的发展历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第一，在古代日本曾受到中国盛唐文化的冲击，当日本朝野看到中国的隋唐盛世之后，便决定向中国学习，于是颁布了“大化改新诏书”，自此开始全面照搬中国唐朝制度，但是这种完全照搬的体制在实践过程中并不十分适用，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的天皇和中国皇帝的地位有所不同。因此日本以中国唐朝制度为基础进行改良，从而导致了所谓日本帝国的真正诞生。
第二，日本政治演变遭遇到的第二次冲击是19世纪中叶来自西方的冲击，这次冲击直接导致了日本开始其“明治维新”。参照西方政体，日本建立了符合日本国情的特殊的君主立宪政体。在日本现代化的初期阶段，这种政体在集中社会有限的各种资源应付现代化的需要方面，以及在整合政治秩序和应对西方挑战方面，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这种政治形态也曾畸变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工具。
第三，日本政治制度经受的第三次冲击是其在二战中的失败所带给它的。日本二战后在美国的主持下确立了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议会内阁制，即议会君主制的政体。二战后，日本由战前具有浓厚的军国主义、封建主义色彩的君主立宪制改为议会内阁制的民主制度，天皇作为国家象征被保留。因此，实行欧美式的三权分立原则和议会内阁制是战后日本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特色。
从日本政治体制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日本政治文化中不断学习先进的开放意识，日本对外来先进文明的学习并没有止步于照搬照抄，而是结合日本国情加以改良，形成了日本特色的政治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