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提供了一个关联的语境，使经济、文化的边界更加模糊，全球化速度加快。在这一语境下，“搜索与链接”、“复制与粘贴”、“多媒体和数据库”等等网络语汇，已经超越网络本体含义成为特殊的经济、文化代码。
世界就是由边界构成的空间。在“世界”这个词汇中，“界”的本义就是界限，包含地界、边界、省界和国界的含义。所以，世界即边界。世界是由错综复杂的边界构成的。这些边界可以划分为有形边界和无形边界。有形边界是指把国度与民族界定在一定的空间之内的地理边界；无形边界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形成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取向、风俗习惯、民族心理、人文艺术等等的“思想边界”。有形边界是静态的，相对稳定清晰；无形边界是动态的，变化复杂无常。无形边界决定有形边界，有形边界随着无形边界的变化而变化。无形边界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人类的发展过程也是不断突破边界的过程。在漫长征程中，人类经历了从沙漠之路、海洋之路到网络之路的历史性跨越，每一次跨越都在瓦解着世界的边界。
在人类的沙漠之路中，最为醒目的一条就是公元前2世纪的丝绸之路。它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最艰辛，也是最深远的边界拓展之路。这条道路把中国和罗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世界的边界逐渐模糊起来。
丝绸之路以中国的长安为起点，沿渭水西行，过黄土高原，经甘肃河西走廊，到达当时中西交通枢纽敦煌，在此分成南北两路：
南路出阳关入新疆，经若羌、民丰、和田、叶城等地，登上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再经阿富汗、伊朗西去；北路出玉门关进入新疆，经吐鲁番、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再经费尔干纳等中亚地区到伊朗。
南北两路过伊朗后，又经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过地中海，到达终点意大利的罗马、威尼斯。
后来，又开辟了一条通往伊朗的北新道。
这条东西方交往的大道的开拓者是中国汉朝的使臣张骞。公元前139年，他受汉武帝派遣，向西域进发，准备联合大月氏，一同抗击匈奴。经历了13年的艰辛，包括两度被匈奴关押，最后回到长安。公元前119年，对沿途各国有了亲身了解的张骞再度出使西域，这一次，他带着价值巨大的金帛货物到了西域各国，开始了东西方早期的大型经贸和文化交往。
丝绸之路实现了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在这条贯穿东西的通道上，中国的烤烟技术、蚕桑技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等也先后传到中亚、伊朗、罗马等地。而西方及中亚各国的物产，如葡萄、黄瓜、胡椒、大蒜、玻璃、香料等也落户到了中国。丝绸之路的由来就是由中国丝绸的西传而得名。物以稀为贵，西方不产丝绸，所以来自遥远东方的丝绸就成了高档衣料，于是以丝绸的质地论身份地位就成为一种社会标准。在雅典卫城巴台农神庙的女神像身上，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的丝绸着装，足可以看出丝绸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丝绸之路把东方的物质文明带到西方的同时，也带回了西方的物质文明。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桃、胡瓜、胡椒、胡萝卜就是通过丝绸之路到达并扎根中国的。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西来的不仅仅有植物，还有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杂技，还有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等等，因为这些都是舶来品，在本土比较罕见，所以很快成为达官权贵攫取的对象。据史料记载，从魏晋到隋唐，随着属于伊朗文化系统的粟特人的大批迁入中国，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等也随之涌入。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或简称作“胡”，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以撒马尔干（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有九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国。这些粟特人大多以经商为业，他们组成商团，成群结队地东来经商，并且有许多人逐渐在经商之地留居下来。南北朝到唐朝时期，沿丝绸之路的于阗、楼兰、龟兹（库车）、高昌（吐鲁番）、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和长安、洛阳等许多城镇，都有粟特人的足迹。他们的后裔渐渐汉化，但不少人的外表遗传了“深目高鼻”的基因。粟特人也曾经对中国的历史有过巨大的影响，比如武威安氏，曾经帮助唐朝平定凉州李轨的割据势力，后被唐朝皇帝赐姓为李。又如发动安史之乱的河北叛将安禄山和割让燕云十六州而作儿皇帝的石敬瑭，都是分别来自安国和石国的粟特人后裔。这些早已被众多史学家认真考证，而成为不争的史实。
一些历史前辈粟特人在文化上很早就接受波斯的伊朗文化影响，他们的到来，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满了一种开放的胡风。盛唐开元天宝年间的有关记载里弥漫着粟特人的风土人情。李白《前有一樽酒行》诗：“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是说当年长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徕宾客。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诗：“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说的是酒泉地方官的宴席上胡人演唱的情形。白居易《胡旋女》诗：“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太真就是杨贵妃，她是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子，其善跳胡旋舞，说明了这种舞蹈在当时比较风行。安禄山作为粟特人后裔，跳胡旋是其看家本领，史书说他“作胡旋舞帝（唐玄宗）前，乃疾如风”，可以与杨贵妃媲美。已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先生曾撰有长篇论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我们可以从这篇史学名作中一览唐代长安的种种胡化景象。
据史料记载，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汉末年就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已经深入民心，并且由中国的高僧创立了中国化的宗派。今天，佛教已没有古代那么盛行，但人们头脑中的因果报应思想，语言中常常使用的一些词汇，如“刹那”、“影响”、“水乳交融”等等；随处可见的佛寺石窟，小说弹词等文学艺术形式，都是佛教直接或间接留下的影响。特别是沿着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佛教石窟，著名的如龟兹的克孜尔、吐鲁番柏孜克里克、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等，这些石窟大多融会了东西方的艺术风格，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从魏晋到隋唐，西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先后传入中国，都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的摩尼教本是产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种宗教，在波斯受到镇压，几乎绝迹，但却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维吾尔先民回鹘人中间广为传播，甚至在九、十世纪建都吐鲁番的西州回鹘王国中，被立为国教。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汉文和各种伊朗语、回鹘文的摩尼教文献，与埃及发现的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献一起，构成今天我们认识古代世界的摩尼教的基本文献资料。
相对而言，在宋元之前，中国思想的西传远远不如它所接受的那样多，但中国物产和技术的西传却是难以统计的，造纸、印刷、漆器、瓷器、火药、指南针等等的西传，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直到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到来，才将中国思想文化大规模地介绍到西方，同时也开启了西方近代文明进入中国的时代。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共享”之路。丝绸之路又被喻为“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丝绸之路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使人类的物质文明开始冲出国界，为世界共享，而且也使人类的精神文明向更广泛的空间播撒。丝绸之路加速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使东西方的经济、文化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在丝绸之路方面的丰硕研究成果，为我们重温这条东西经济文化的古老通道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史料。
当驼队在茫茫戈壁滩和沙漠中摸索的时候，一些人已经在海上探索出新的经济、文化通道。于是，一条人类经济、文化交互的另一条通道——海洋之路，逐渐繁荣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