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教授说，在南广建校的2004年，他就计划来南广了。那个暑假，刘院长在北京的一家湖北饭馆宴请多名曾经在北广工作的老教授，诚挚地邀请他们来南广教课。虽然田教授接受了刘院长的盛情邀请，但是当时，他正在编写《中国百年话剧史》和《中国话剧百年图史》。在2004年，南广正式开学的时候，他只能让他当时所带的一名博士生代他前去。2007年，田教授第一次来南广，在大讲堂为学生作一场关于曹禺戏剧创作的讲座。他回忆说：“第一次走进这个校园，真的是很震撼。短短三年时间，这么一座漂亮的学校就起来了。刘院长为教育不懈奋斗的精神，这种魄力与魅力深深感动了我。”这次讲座的成功，也让田教授记忆深刻。07年新学年开学后，他正式成为南广学院广播电视系的一名教授，教授电视文化艺术。
没有选择在艺术传播系或者语言文学系教授他所研究的文学或者戏剧，田教授说，这是他内心对电视的一种情结使然。1974年，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入学时，田教授就被分配到电视摄影专业教文学课。他一直思考怎样将文学教学和摄影教学结合起来，阅读国内外电影书籍，去中央电视台访学，跟随拍摄队伍去边远地区实践，田教授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令他记忆最为深刻的是，1977年参加纪念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纪录片的拍摄。当时，先遣小组在当地已经采访拍摄了一个多月，可是，却连一个结构也没有创作出来，田教授被派去“救急”。时间很紧，几乎是边采访拍摄边结构。由于没有经验，田教授还不能熟练地工作。但是，他深信自己扎实的文学功底和理论功底，一定可以驾驭这样一个题目。最后，在广西三个月，不但按照他设计的拍摄大纲完成了拍摄，而且连解说词也照田教授写的播出了。“据说，广西电视台有关方面都比较满意。至今，我没有看过这部片子。但是，这一次的经历进一步加深了我的电视情结。”田教授说。在八十年代初，田教授连续应邀参加了后来反响很好的《话说长江》、《话说运河》和《黄河》几部大型纪录片的解说词写作。
1985年，田教授去中央戏剧学院担任教授。当时中国的电视正处于蓬勃发展期，他发现他所研究的话剧在电视大普及的浪潮中几乎被冲垮。全国一片危机声：话剧危机、戏曲危机、电影危机……他发现传统的文化艺术在电视的冲击下产生了深刻的变动。从广院到中戏，跨学科比较，给了他一个天然的观察视角，让他十分敏感于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电视文化现象，他将他研究的注意力暂时从戏剧投向了电视。当时他最早提出了电视文化的观念，并发表了《论电视文化》，很快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章在《新华文摘》等六七家报刊上转载和摘要发表。时隔二十年，田教授将当年所著的书拿出来，将上面提出的问题，以及对当前中国电视发展的思考，与学生分享。“作为学科的电视学，还需要很多的研究与建树，需要更多的人从中国电视自身的发展特点出发，关注并研究影响全国的现象，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田教授说，现在自己虽然有心去做一些这样的工作，但是身体却不太允许了，对于致力研究这一项目的年轻人，他将非常支持。
田教授认为，大学教育特别是文科教育中，对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四年的读书时间稀少而珍贵，基本理论知识学习，基本素质培养，专业素质积累，道德品质养成等都需要靠自己在自身范围内努力地提高，向着自己的目标靠拢。有容乃大，有广度才有深度。人的知识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直接知识，一种是间接知识。真正的创造性，不能仅依靠直接知识。我们需要大量借鉴和吸收他人的优秀成果，需要在不同的领域里寻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部分，形成一种资源意识。田教授举例说，交响乐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因它完整而又分明的结构层次，激发人的无限冲动与想象，这种恢弘的效果正是来自无形的基础支持。在他教课的过程中，他发现有的学生基础非常薄弱。于是，在他的课上，每节课都要学生写文章，系统训练，经他仔细修改，再反馈给学生，踏踏实实，学习就要学到真本领。对于有人说，南广学生的特点是“不爱听课”，田教授很反对。他认为，学生的本质都是好的，只有被老师疏忽了的教学管理与规范。建立一个完整的教学系统，在现有水平上如何提高自身从而提高学生，是每个老师都应该思考的。“学风的建设，应该由老师来带。学生的成长空间与余地是非常大的，就像农夫一样，你播撒多少汗水，就会有多少收获，你的根有多深，那么学生就可以从你那里汲取多少营养。”田教授认为，虽然目前中国每一年毕业大学生有600万，但是在我们人口13亿的基数上，这仍然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因此，他认为大学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精英人才，可以承载我们民族的理想与未来，继承民族的传统，而又开拓未来，成为构成我们国家的最骨干的力量。“人这一生，有两个时间是没有功利的，一个是在校园，一个是退休之后。在大学校园里，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追求，选择你喜欢做的去做，可惜的是，在这么浪漫的岁月里，很多人过得并不浪漫。大学是培养和产生国民精神的地方。我们应该在这里获取为明天发展的最广阔和雄厚的实力。”
作为在共和国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田教授参加过抗美援朝。他回忆说，那时候，整个国家风貌呈现出的积极健康，让人真正有一种为国家的建设发展服务的热忱。那时候塑造起来的价值观对他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表现为一种踏踏实实的作风，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尽量在自己的学科里做出成绩。如果只要钱，胡乱糊弄，那种事情，我决不做。”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人的精神困境随之而来，精神腐蚀，规范和完整的东西越来越少。信仰的崩溃反映在田教授所研究的话剧上，就是当前没能产生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剧本。在研究曹禺戏剧之前，田教授研究鲁迅，对鲁迅他有着深厚的感情。“首先，对于鲁迅的研究，建立起了我学术的基础，让我对中国的发展有了深刻的认识，为我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鲁迅的精神品质，他做人做事的态度，不随波逐流，坚持原则，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比如鲁迅对朋友的真诚，那种竭力的帮助，在‘文革’期间，社会环境那么混乱，很多事情我们看不清，但是我坚持一个原则，实事求是，不害人。”对于曹禺晚年创作的枯竭，田教授这么理解，“进入体制后，他成为了利益的既得者，他没有反抗而是主动服从了，这是他无法创作和苦闷的根源，这是一种内外因的综合结果。”现在，清晨或者傍晚，田教授会在校园里散步，看看校园变化的景致和呼吸新鲜空气，“从我教授的情况看，学生的水平一届比一届好了，这说明我们的软实力也在一步步向好的方向走，我相信这里会更好。”田教授期许地说。
（记者黄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