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东
新世纪以来，国际意识形态和文化文明冲突进一步加剧。以网络与卫星通讯为核心的数字化信息技术，推动了全球社会结构变迁、经济利益重组和权力格局的演变。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变迁与体制转型，使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风险社会”。包括国家信息传播在内的信息文化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安全隐患。以党报为核心的主流媒体在确保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信息文化安全方面，如何从更广泛的国际社会视野和更深层的内在文化理性去观察与思考，以营造有利于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潜质和价值判断的舆论环境，推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认同和行为取向的最终实现，是新世纪党报工作的新使命。
一
怎样看待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可以从各种社会风险类型的关系中加以分析。对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国著名社会学者郑杭生、洪大用有过深入的研究，他们将这种关系以图表形式展示，即“一个社会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它们对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及社会安全都会造成影响。在一个社会系统内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也是相互影响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的复杂关系模型。
那么，文化安全与上述三种安全是怎样一种关系呢？笔者认为，如果把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视为社会系统外在安全现象的话，那么，文化安全则位于社会系统内在的核心安全区域经济格局、政治认同、社会认同与文化信仰的复杂关系模型。
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均对政治、经济、社会三种子系统安全产生作用的条件下，文化安全居于核心信仰的位置，是一种深层次的理性价值取向。在风险社会理论中，通常认为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非常重要，特别是经济安全。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一些国家安全的被破坏，往往不是由经济恶化造成的。除军事入侵外，政治安全问题也未能使一个主权国家彻底颠覆。而恰恰是文化信息的软力量，常常使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破坏。
诚然，中国现代化发展已进入高风险社会，但从上述风险要素来看，中国最大的风险是基于经济、政治、社会三大安全要素之上的文化安全问题，即中国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解构问题，这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
这一观点已被中外学者反复印证。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历史的波澜》一书中认为，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因经济恶化而崩溃的体制。他列举了太平洋战争后期的日本，经济极端困难，却没有因为经济困难而投降，越南和柬埔寨及前苏联也是如此。他强调，任何政权只有在两种情况会发生毁灭。那就是丧失维护治安的能力和人们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他强调指出，前苏联体制崩溃本质上是文化崩溃，也就是人们不再相信它的观念和领导层的决策与人品。
这种断言，虽然有危言耸听之嫌，但我们也不能不引起警觉，要有忧患意识。当我们从更深层的文化视角，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因素综合考察时，这种观点还是耐人寻味的。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历经30年，面临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既有全球风险社会的共性特征，更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民族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在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化过程中，未来10年，中国改革开放将面临国内外两方面的重压。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巨大的能源消耗，以“世界加工厂”著称的中国企业以低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靠降低工人工资为成本优势，导致中国在20世纪末世界产业结构重组中，远离了高端的研发中心、品牌战略等优势。同时，社会管理方面面临的矛盾也加大了这种压力，如人与自然的矛盾、资源与人口比例的矛盾、城乡发展关系中的矛盾、财富分配方面的矛盾、公共服务体系的矛盾、政府消费与公共财政规模的矛盾、公权与私权的矛盾、政治行政体制方面的矛盾、社会期待与改革进程的矛盾、行政主张与管理现实之间的矛盾、执政管理目标与具体实践方式的矛盾等。
上述种种矛盾，作为潜在的社会风险，一旦处理不好，将会转化为社会危机，进而触动文化信仰危机，这将直接威胁国家文化安全与政权的稳固。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美日联手干涉中国台海局势。在油价和汇率方面，油价高升，美元贬值。中国是石油进口大国，又是美元储备大国，这一升一降，使中国面临利益双重流失。
在意识形态方面，继2004年美国利用所谓“民主”输出，在前苏联国家发动“颜色革命”，实施软性政变后，2008年5月18日，布什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将在下一年度预算中拨款1.24亿美元，组建专门用于策反的“快速反应工作组”，以帮助那些向所谓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据统计，布什在位5年来，美国总共已花费46亿美元，用于“援助世界各地的民主改革。2006年，这方面开支将达13亿美元。”布什甚至直接告诉人们该如何进行革命。他在“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举办的午餐会上发表讲话说，这个所成立20年来，“一直站在100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的最前沿”，“近18个月来，我们成为‘玫瑰革命’、‘橙色革命’、‘紫色革命’、‘郁金香革命’和‘雪松革命’的见证人。”他同时宣布：“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在高加索、中亚和大中东地区，人们希望变革。这种变革已为时不远。”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该研究所培训外国民主运动领导人，支持民主政党，监督各国选举”，“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称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是一个以‘人文和教育计划’为掩护、在原苏联地区策划‘天鹅绒革命’的组织。”综上所述，文化因素在很多关于风险社会研究中被看做是一个“余项”或“加权”因素，许多研究者也忽略了文化因素在社会风险评估的关键性作用，恰恰是这个可有可无的因素，已经成为位居武力之上的软性政变的重要力量。甚至布什也承认，“要想推广民主，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包括文化信仰在内的国家文化信息安全问题，一旦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所导致的必然是国家和社会凝集力的丧失。因此，加强中国民族文化安全和信仰研究，防止主流文化解构，是中国现阶段最大的风险问题。这种文化风险和国家文化信息安全，主要来自文化信仰失落，即政治信仰“冷漠化”，民族信仰“极端化”，个人信仰“非社会化”和社会信仰“金钱化”。可见，在复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重建道德权威的艰巨任务中，大众传媒新闻工作者肩负重大的历史文化重任。
二
从风险文化研究中可以发现，国家信息文化安全问题作为最为重要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复兴民族文化传统，化解文化信仰危机，追寻公众的政治认同和行为取向上。有学者认为，文化信仰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一是民族文化信仰，它主要解决国家认同或国家主权合法性问题；二是政治文化信仰，主要解决政治认同和政权合法性问题；三是心理文化信仰，以解决个体认同或生命认同问题。党报作为中国主流文化重要载体之一，要在宏观与微观上加强对上述领域的研究与报道。在制度建设上加强以党报为核心的文化领域事业和产业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权威性。
从宏观上看，党报要将加强民族文化信仰列为当前新闻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民族文化复兴为己任。
首先，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加强民族文化信仰教育，其中尤以国情、国史、国学教育为核心内容。国情教育的目的是寻求国家与社会的理解和沟通，国史教育用以寻求中华民族的共识和凝聚力，国学教育用以寻求中华民族精神的张扬与认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化复兴，都是以民族文化信仰为基础的，应该充分利用民族精神和向心力，以完成民族文化复兴的大业。
其次，强化文化安全意识，加强政治文化认同教育。党报新闻工作者要研究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做到不仅要与主流意识形态合拍共振，更要强调媒体对中华文化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整理与传播。就社会凝聚力而言，首先要考虑政治文化信仰问题。从全球化进程历史考察，常常出现现代化驱动和加速推进往往需要政府权威来引导的问题，可一旦现代化启动之后，公众个人权利伸张在增大，在某一转折时期，政府权利合法性也将受到质疑。如何导泄这种社会不良情绪，加强社会凝聚力，化解多种危机，防止现代化进程中断，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应当建立重大危机事件反应机制，分清多种社会危机问题的性质，制定若干应对机制。
第三，强化国家政权安全意识。应该仔细研究苏联国家解体中《真理报》作为党报所丧失的舆论安全意识和文化整合功能，特别是国家文化信息安全方面有哪些经验与教训。以前车为鉴，制定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以及经济基础等安全与危机应急报道机制。中国现代化需要几代人的良好经济发展软环境的保障。为防止中国发生分裂，要排除政治剧变、环境灾难和战争的干扰。以党报为核心的主流媒体应为此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从微观上考察，党报传媒的历史文化责任还在于对子孙后代的福祉负责，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协调发展和民族文化复兴。在微观报道上，主要有以下几点需要给予关注：
1.政治宣传领域
党的十七大提出执政能力建设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以及自主创新的治国方略，是党中央从新世纪前20年战略机遇的角度，从中国进入高风险社会层面，全面调整施政纲领的重大举措。执政党对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虽然是绝对的，但在不同的治国思路下，形式却大不一样。党中央和本届政府对维持政治稳定有两大特色：一是更加注重公平，致力于贫困阶层的生活改善；二是强化新闻宣传和舆论导向对维持政治稳定的作用。党报传媒应紧密配合党中央，注意在未来20年中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重点放在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部分，政治改革的总体框架应该是政治上集中的体制与经济上分散的市场体制相搭配。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党执政，新闻传媒适当管控，政府信息逐步放开，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前提下，干部实行间接选举为主。大众传媒应充分认识政治上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解决双重转型过程中形成的诸多复杂难题，为维护和保持国家、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2.经济报道领域
如今我国在高风险社会运行中，许多问题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问题，一些经济问题已演化为政治问题，如分配悬殊的阶层对峙；而无论腐败现象还是两极分化，均涉及或弱肉强食或公平正义的社会稳定和伦理问题。因此，党报传媒应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研究未来影响中国发展的国内外因素。党报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智囊与外脑，在新世纪传媒不仅仅是舆论机关，更为重要的职能是，它是一个具有研究机构性质的社会舆论机关。当前，对“科学发展观”和“构建自主创新与和谐社会”两大治国方略，要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两方面进行对应的研究，体现并发挥党报传媒机关作为国家思想机器的角色与作用。
3.文化复兴与道德权威领域
如前所述，我国最大的社会风险是文化风险问题。由于中国现代化远未完成，谨防现代化进程中断是当前中国头等大事。要实现现代化，要有几代人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以十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数十年时间要追赶、实现西方发达国家用上百年时间已实现的现代化，可见其难度之大。只有凝聚全国民众的人心和智慧，启动举国一致的精神力量，才可实现这一宏大目标。这种精神力量就是民族的共同文化信仰。这种信仰是“国魂”，是国家兴旺、人民走向幸福的凝聚力之所在！中国近几年的国际影响力随着经济崛起而明显增长，但我国以文化复兴和道德权威重建以及传媒为主体的“软实力”建设，还没有完全跟上经济崛起的步伐。对此，以党报为核心的主流媒体，作为国家和民族“软力量”的主要载体和文化信源，肩负着极其重要的文化和历史重任。中国和平发展，必然要求中华文明全面复兴，并在全球化语境中展开文明对话。对此要对我国传统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儒家文化传统，有学者认为，儒家文化是解决精神层面问题的一把钥匙，“打天下”不用儒家，“守天下”才用儒家，儒家主要解决人心向背的问题。中华文明的复兴，光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在文化传播上注重吸取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之科学合理成分，这正是我国以党报为核心的主流媒体肩负的历史文化责任之所在。
〔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1]郑杭生、洪大用：《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卷200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