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媒介的公开性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媒介都是有形的，都是可以被大众收看或收听的。无论报纸、广播、电视还是网络都是为了公开而存在的，没有哪家媒介组织会声称自己的内容是要保密的。当然也有例外，一个机构的内参只供有限的人阅读，所以可以说它就不具备公开的品性。其次，媒介的经营性深化了媒介的公开性。自报纸产生以来，经营者就希望报纸销售得越多越好，所以他们必须去关注市场，争夺受众。广播、电视、网络也不例外，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收听率、收视率和点击率。而只有更多的人阅读、收听、收看你的节目，才能产生更好的发行，吸引更多的广告，也才能挣到更多的钱。这就是经营的本质，这种本质促使媒介经营商采取合理的经营思路，让自己所经营的内容与更多的人见面。可以说，在利益的驱动下，媒介的公开性价值得到了有力的彰显。
从思想价值层面上来说，媒介是自由的圣经，人们要想实现自身的思想、价值，就必须依靠媒介，依靠媒介对传统的势力进行批判，依靠媒介获得更多人的认同。思想不能停留在一个人的脑子里，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几个人的讨论中，它必须向整个社会拓展，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开化的时代，媒介为公开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公共空间。我们可以将任何一种媒介都看做一张桌面，这个桌面上所放置的东西，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正是因为媒介具有公开的桌面化的特征，不同的声音在媒介上的传播才是有意义的。不同的声音就是要人们听到、从而感受到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所具有的意义。而在不同的声音中总有一种最强音，这个最强音也需要通过公开的媒介的传播为社会各个方面所认识和把握，从而在社会的协调和巩固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即使最专制的国家也不会拒绝媒介的公开性价值，有所不同的是，专制国家的公开媒介不能容忍不同的声音，而民主国家中的媒介的公开品性则允许容纳不同的声音，从而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维度，为社会中的人们提供更为多样化的广泛的公共空间。
媒介的公开性价值与我们这个时代所追求的自由的价值也是协调统一的，只有在一个具有公开性的民主社会中，人们的自由才能真正地实现，否则即使法律文本中表达了丰富的自由精神，也不可能真正地对象化。人们需要自由的讨论，这个自由的讨论必须公开化，而媒介恰恰是这样的公开手段。如果没有自由的讨论，人们的意见就会失去根基。“缺乏自由讨论之为害若不过只在使人们不能知道那些意见的根据，那么或者还可以说这纵然是知识上的却还不是道德上的危害，就着意见对于品性的影响一点说来，这尚无损于意见的价值。但事实却是，在缺乏讨论的情况之下，不仅意见的根据被忘掉了，就是意见的意义本身也常常被忘掉了。”所以必须给予不同的意见或声音以自由讨论与论证的空间，而这个空间非媒介莫属。
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媒介的发展，而媒介的发展又为自由而公开的讨论提供了新的机遇。今天的网络已经是新媒介的代表，网络所提供的新的形态给人们的自由讨论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网络论坛更宽容地容纳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与不同的意见，人们在这样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自由的价值，事实得到了辨明，观念获得了展现，甚至真理也越来越明朗。正是在这种自由而公开的媒介中，人作为人的价值被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我们渴望自由，而自由本性地要求公开，否则自由将被抹杀。
三、民主的手段
民主的话语叙事方式在西方意味着争论与斗争，并在这种不同力量的争论中求得最好的真理；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语境中，民主可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民本的思想，只要统治者能够充分地反映和表达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就是中国式的民主的实现了。西方人认为真理是在辩论中获得的，而中国人认为事先有那么一个真理存在，只要统治者去贯彻就可以了。这是对民主话语的不同理解，这种差异来自于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传统的中国了，我们今天所要建立的是一种现代的民主，而现代民主在当今时代有着共通的东西。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民主的共通的知识，才能将我们的民主建设成为具有普适性价值的民主。
民主首先就是要人们说话，就是不同的声音的交汇与碰撞。现代社会已经不像传统社会那样富有完满的统一性价值，而是充满了多元化的色彩。面对这种多元化状况，民主首先就是要倾听不同的声音，感受这些声音所代表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的利益需求，从而在多元化价值的沟通与交流中实现对真理的追求。因此，民主并不是要将社会中的每个具体的人的建议作为决策的依据，而是要在整合的基础上将合理的意见作为决策的合理根据。民主的真理就是在辩论与沟通中获得其自身的价值的，一个缺乏真理的民主不是有价值的民主，民主必须表现出对于真理的认同。
民主是在争论中实现真理，这个真理是为人们大致认同的。民主必须在沟通与争论的基础上实现对于真理的追求，这种民主的真理就是实现民主的基石。让我们看看密尔的一段论述：
在生活中一些重大实践问题上，真理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对立物的协调和结合问题，而人们却很少具有足够恢宏公正的心胸能调整到近于正确，因此便只有通过交战双方在敌对旗帜下展开斗争的粗暴过程才能做到。在上面所举的任何一个重大公开的问题上，如果两种意见中有一个比另一个较为得势，那么，不仅应予宽容而且应予鼓励和赞助的倒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适居于少数地位的那一个。因为那个意见当时代表着被忽略了的利益，代表着人类福祉中有得不到分所应得之虞的一面。我知道在我国，在上述那些题目的多数上，对于不同的意见并没有什么不宽容之处。我之所以要举出它们，意思乃在借加多的可用的例子来表明这样一个事实的普遍性，就是说，在人类智力的现有状态下，只有通过意见分歧才能使真理的各个方面得到公平比赛的机会。如果发现有些人在什么问题上成为举世显明一致的例外，即使举世是居于正确方面，那些少数异议者也总是可能有其值得一听的为自己辩说的东西，而假如他缄口不言，真理就会有所损失的。
民主是要让大家说话，但最后大家都说完了，结果是什么呢？如果不能有一个真理的形成，那么大家表达完毕是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的，因此民主必须有综合，这个综合就该是在争论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共识，而这个共识可以被看做是民主的真理。这样的民主的真理的实现不仅要依靠各种各样的会议的形式——因为会议的形式还是有局限性的，其范围还是狭窄的——，还必须有一个广泛的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只能由媒介来提供，所以媒介实际上是民主的手段，它不仅是人们说话的手段，而且是民众的不同的声音被整合的手段，民主的真理也是在这样的整合过程中得到实现的。
其次，民主必须对人民负责，否则就不是民主。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对民主的解释就是老百姓当家做主，这在民主的本质精神上是不错的，但老百姓当家做主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意志都可以反映到决策当中，这里必须有整合，通过整合来发现共识性的真理。而具有共识性的民主的真理必须对老百姓负责，必须体现老百姓的合理的意志要求。自由是民主的精神基础，但民主却不是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而是追求共识的民主，追求真理的民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所依赖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有着一定的合理限度的自由。民主所形成的真理必须体现出对人民的责任，否则这个民主就会走向独断。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除涉及国家机密外，国家不应该有任何隐秘性的行为，公民的舆论和民主的权力具有对抗国家隐秘性行为和暴力性行为的权利，这样才能体现出民主对人民的负责。而民众对于国家的隐秘行为的反对需要借助于媒介的力量，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暴力进行革命的社会，民众对于政府的意见必须通过合法的渠道进行，而合法的媒介渠道恰恰是民众反对政府的不合法行为，从而表达自身需要和要求的重要方式。
既然现代国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那么政府就不能压制民众，民主的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而不是相反。这在中国的治国理念中贯彻得很好，每个老百姓都有权利来指出政府行为的错误，从而让政府真正地实现为人民服务。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发表的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即“八荣八耻”的讲话中就有这样一条：“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只有以这样的准则为老百姓办事，才能真正实现民主，而不是将民主的真理挂在口头上。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着媒介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它们将会有效地推动民主的实现。“市场被看做是保证民意自由流通的中介，它是看不见的、公正无私的、温和的。同时，市场有时被看做是在一个秘密、阴谋和傲慢的专制世界里仅存的一片诚实、真理和正义的绿洲。”不仅普遍的市场化可能导致民主的现实化，而且媒介的市场化也必将能够更为有效地推动民主的进程。但是，无论媒介的市场化多么剧烈，媒介本身仅仅是民主的手段，共识性真理的生成才是民主的目的，而民主的最终目的必然是民众的生活的美好。我们正在日益迅速地实现着我们美好的生活。
第三节媒介的民间化
媒介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离开国家的控制，国家必然要求媒介在主导性意识形态上为自己服务。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媒介的被控制，是指国家对媒介的控制；媒介的控制，指的是媒介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舆论控制工具对社会的控制。前者是国家对媒介的控制，后者是国家通过媒介对社会的控制。国家对媒介的控制是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前提，或者说媒介的控制不过是国家对社会整体实施控制的一个手段而已”我们必须承认，最初的时候国家的介入对于媒介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的媒介依然受到国家的控制，这是历史的延续。国家毕竟代表了一种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代表了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观念，它会利用媒介的力量有效地推动社会秩序的实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倾向在加剧，民众表达自己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民间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但从总体上看，民众积极地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的声音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它有利于国家或政府改善自身的形象，更好地亲近民众，而媒介无疑是民众表达自我的重要手段。
一、多元化的社会表达
媒介由国家控制，但媒介并不仅仅是从国家的角度来安排自身的行为，媒介往往还要从社会出发，表达社会的多种声音。这样就可能产生媒介行为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国家与社会在本质上并不是冲突的，而是可以协调的关系。社会是国家存在的基础，而国家也是为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来安排自身的行为方案的，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完全地脱离社会单独行事，国家必须到社会生活中寻求自身的合理性根据，每一次国家行为方式的调整往往都与社会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媒介行为中，国家不能依靠自己的强力来摧毁民间的声音，民间的呼声必须通过媒介被国家所认知，这样国家的行为方案才可能是合理的。因此国家与社会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任何企图分裂两者关系的想法都有可能造成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冲突。无政府主义完全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忽略了国家存在的价值，因而只能是一种空洞的理想主义，而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也有着一些极端的想法。请看罗素的看法：
我们以为无法仅靠一个社会代表机构，无论是生产者的，还是消费者的，或者是代表双方的，来保障个人自由。保障自由的唯一办法（如果人数太少，这个办法也没有用），就是将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组织在一起，坚决维护内部事务的自治权，必要时不惜以罢工来抵御外部干涉；这个组织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或者本身具有这种力量或者有能力唤起社会的同情），以便能够在进行许多人认为是正义的事业时抵抗政府的有组织的力量。要想这种办法获得成功，我们不仅得有合适的组织，而且还要有对自由的普遍尊重，还要有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绝不向政府低头的骨气。
当然，罗素毕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他承认国家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但认为国家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
在承认某种形式的国家继续存在是必要的同时，也应当承认，其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以保证非绝对需要不去使用这种权力。要限制国家权力只有依靠珍惜自身权力，坚决维护自治权的团体，即使这样做时要求他们在国家法律以有损于公共利益的方式干涉团体内政时坚决抵制这种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