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体结构对行动的价值
对于人类而言，其行动的重要特征就是在行动之前已经有了行动的方案。这就如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最蹩脚的工程师也要比蜜蜂高明，因为蜜蜂的行动是自然的行动，是出自于动物本能的一种行动，但工程师则不同，他们在建造每一栋大楼之前都已经有了关于这栋大楼的图纸，这是人类的行为能动性的体现，是人类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体现。人的主体结构的丰富合理程度决定了其行动计划的合理性程度，因此若想要完善行动，就必须首先完善人类自身的主体结构。
主体结构对于行动起到一种引导的作用。对于法官而言，具备正义精神的法官会积极主动地实现司法的正义；对于记者来说，一个有良知的记者会积极主动地去发现事件的真相；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的主体结构将引导他采取相应的行动，比如一个人爱好哲学，有一定的哲学知识，他就会专注于对哲学的学习与思考，并且以他对哲学的理解去改造这个世界。在很多情况下，主体结构对行动的引导是习惯性的，所以一个学哲学的人走进书店时会很自然地走到哲学类图书书架前进行选择。主体结构对人的行动的引导既有理性的、有意识的一方面，也有习惯性的一方面，为了使人的行动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就必须完善个体的主体结构。
主体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决定着行动的合理化。这是一个追求合理化的时代，人类期望自身的每一种行动都呈现出合理化的面貌。中国人要在长江上建设三峡工程，并且希望这个工程的建设是一种合理化的行动，于是就要对此进行合理化的论证，而这个论证过程就是人的主体结构发挥作用的过程。关于三峡工程形成了两种合理化意见，这两种合理化意见的差异在于主体结构的差异，那么到底哪种意见是合理的呢？这不仅要从单纯的规律性知识出发进行论证，而且还要从人的目的性信念出发进行论证：不仅要从现实的角度进行论证，而且还要从历史甚至未来的角度加以论证，只有多元化的论证才会造就合理化的行动方案。主体结构必须合理，如果一个工程的设计者只懂得技术性知识，而缺乏历史与人文知识的话，就难以对工程作出符合人类总体利益的设计。
人类的整体事业需要合理化，一种职业活动需要合理化，每个具体的人的生活也需要合理化，无论是哪一种合理化要求都需要从完善人自身的主体结构出发，如果起点都不合理，就很难有过程以及终点的合理性。行动的合理化应从自身的合理化知识开始。
第二节媒介主体的素养
由于媒介本身即是一个法人，所以它也可以构成一个行动的主体，独立地创造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此外媒介本身也可以谈素养，因为作为法人的媒介应该是有着独立自主的文化理念的主体，媒介法人文化素养的提高直接决定着媒介在行动中所发挥的社会效用。在这里我们所谈的媒介主体的素养主要是指记者和编辑的素养，因为他们是媒介行为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素养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媒介的品位。媒介主体的素养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谈他们的认识素养、实践素养以及道德素养。
一、认识素养
认识素养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知识构成，二是认识能力。知识构成属于知识的积淀问题，拥有的知识越多、越合理，就表明认识的素养越高；认识能力是把握知识和获得知识的能力，它是合理化知识形成的重要保障。知识构成与认识能力是相辅相成的，知识构成的合理与否往往影响和决定着一个人认识能力的强弱，而认识能力的强弱又构造着知识的合理性程度。
对于媒介的从业人员来说，知识构成是相当重要的。媒介工作者往往要在从事这一职业之前就开始进行知识储备，这就要求他们要有一个职业化的训练过程。现代大学作为培养专门人才的重要场所，自然成为训练媒介工作者知识素养的重要基地，而大学里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就是要解决媒介从业人员的知识储备问题。新闻专业的学生要学习各种新闻学理论，掌握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各项技能，以及了解新闻史等相关知识。这些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它使得未来的媒介工作者能够很好地把握媒介运行的基本规律，以便能够应对未来职业生涯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问题。
但是，对于媒介工作者来说，仅仅有这些新闻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媒介所承载的信息恰恰是新闻知识之外的，倘若仅仅懂得了新闻知识以及新闻的运行规律，却无法对相关的信息进行合理的分析与判断，就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媒介工作者。因此媒介工作者还要储备各种各样的相关知识，比如对于经济信息的报道与分析，要求媒介工作者拥有相应的经济学知识；对于法制新闻的报道，则要求媒介工作者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甚至掌握一定的法律理论，否则就难以对法制新闻进行准确的判断，也难以从根本上出色地完成报道。然而目前我国大学的新闻教育没有将这些多样化课程纳入到新闻学教育模式之中，这就使得学生缺乏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大学的新闻学教育应该加入其他在社会上广泛应用的学科知识，比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科学技术概论等，可以将这些课程作为选修课，并要求一定的学分比例。这样才可能使学生有充分而合理的知识储备，才能够形成其对于信息的合理把握与判断。
在大量的媒介从业人员中有一定比例的非新闻类人才，他们在过去的教育中学的或者是经济学、或者是社会学、或者是法学。很多法学出身的记者做得很出色，是法制新闻报道的佼佼者。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得如此出色，原因在于其法律的知识储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所撰写的新闻稿件不仅仅是事实的罗列，而且有着恰当的分析，正是这种分析使得新闻的价值得到了提升。但是这些其他专业出身的媒介工作者也的确缺乏新闻学的理论与技巧，他们需要通过自学的方式学习和把握这些，这将有助于他们尊重新闻规律，把握新闻的亮点。将新闻知识与非新闻知识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才能使其既能捕获新闻亮点，又能分析这个新闻亮点，从而形成真正的好新闻。
记者的认识能力是由他们所储备的知识决定的，认识能力对于记者而言表现为能够认识到什么是好新闻，然后又如何对这个好新闻进行分析报道。这种认识能力的培养与知识的把握、学习直接相关，所以记者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认识能力往往还与其他因素有着一定的关联，比如一个人的实践智慧乃至情感因素都可能影响其认识能力。对于记者而言，单纯的知识往往不足以形成良好的认识能力，记者还必须培育自身的实践智慧。
二、实践素养
我们有时会看到这种现象，大学里学习很出色的人在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却往往表现得能力很弱，渊博的学识并没有使其职业生涯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价值，这样的人往往难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所以对于媒介从业人员，尤其是对于记者而言，必须要具备相当的实践素养。具备实践素养的记者不仅能够抓住有价值的新闻，而且能进行成功的采访并写出有水平的稿子。如果一个媒介工作者仅拥有丰富的新闻知识却没有经历过实践，那就很难保证他采访的结果。
对最重要的媒介主体——记者来说，他的实践素养首先表现在能够很好地判断哪些新闻素材是有价值的，这是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对于问题的把握能力，是产生好新闻的起点。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件，到底哪些事件具有新闻价值却是需要记者通过自己的经验进行判断的。比如某法院受理了一起明星状告媒介的案件，并且作出了一个漂亮的判决，这个判决运用了公众人物的概念分析，具备实践智慧的记者就可能把握到这个概念并以此进行有力报道与宣传，这样的报道不仅本身具有新闻价值，而且对于法制中的各个环节（比如立法和司法）都会产生强烈的影响。
在明确了有价值的新闻之后，记者还必须设法让当事人接受自己的采访。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可以运用自己的口才，强烈的感情，以及有力的分析来打动对方。从理论上问题似乎容易解决，但在实践中却需要记者细心体会，把握每个采访对象的具体情况，然后采取相应的对策，让对方欣然接受采访。这种实践智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具备的，这往往与一个人的性格有关，所以过于木讷的人不适合去做记者，而更可能适合做一个编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必须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这本身也是一种实践智慧的素养，恰当的选择不仅对自己而且对社会都有着积极的价值。
此外，记者的采访过程也需要具备相当的实践智慧。比如问什么问题，如何将问题引申到一个高度，又如何能够调动对方的积极性……好的采访是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较量，能够引人入胜。2003年抗击“非典”时，中央电视台记者王志对王岐山和钟南山的采访就非常精彩，记者机智的提问，受访者巧妙而颇富情感的回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找到了两个最需要被采访的对象，其本身就是一种智慧，而接下来的采访问答更增添了这种智慧。
记者的实践素养是必需的，它对于合理把握报道的度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报道中，这种智慧尤其必要。记者报道案件审理情况时，存在一个度的问题，记者写作时必须考虑语言运用问题，不能让自己的报道影响法官的独立判断，否则将导致司法不公，这里所要求的就是语言实践的智慧。我们有很多记者在报道案件审理情况的时候，不仅将案件的所有细节都报道出来，而且还将法官的态度都明确地表达出来，民众在看了这样的报道之后就可能对法官形成一种舆论压力，从而影响司法公正。因此媒介对司法信息的公布必须慎重，要把握火候，把握度，个中细节需要记者细心体味。
三、道德素养
每一种职业都有其道德要求，职业道德属于道德的底线，一个不遵守职业道德的人必然是不称职的。道德可以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底限道德，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它是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必需的行动尺度，如果一个人不遵守底限道德，就会受到社会的谴责，比如孝敬父母；其次是美好道德，美好的道德不是社会基本秩序所必需的，如果一个人遵守了美好道德，就会受到人们的赞扬，但若不遵守美好道德，一般来说也不会有舆论的非议，比如像雷锋同志那样的道德要求就是美好道德，但社会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雷锋那样，何况美好道德根本就不可能被要求，它不具备任何强制的成分。职业道德是一种底限道德，是每个职业人在自己的工作中都必须做到的最低尺度。作为一名教师必须能够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必须尽其所能地解答每个学生的问题，必须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因为他没有做到这个职业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这样的教师也必然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
媒介工作者的主要工作是发布信息，他们的职业道德决定着人们能否读到真实的信息，而信息的真伪直接决定了人们的判断力。不能拥有真实的信息将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而缺乏正确的判断将导致我们的社会处在一种虚假信息控制的状态之中，最终结果将是社会全面的虚伪化。媒介工作者的道德操守是社会求得真实性的关键，媒介给人们所提供的真实信息越多，我们的社会就越容易采取合理化的措施来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合理化发展。这里的关键是要求媒介工作者具备基本的道德素养，这不仅是职业的要求，也是整个社会的要求，同时也是每个具体的人获得进步与发展的要求。
首先，媒介工作者应该具有诚实的道德品质。在媒介的行为过程中事实的获得往往受阻，当媒介工作者面对权力、金钱和暴力的恐吓与引诱的时候，还能否保持自己的诚实？在我们的社会中很多媒介工作者最终都屈从于这些外在的压力，抛弃了诚实的美德，而这种美德的抛弃也就意味着事实真相的遮蔽。诚实是内在的品质，对媒介工作者更为重要，但诚实美德的培育难以在一朝一夕内形成，它是一个过程，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修养。同时行业也必须制定规则对媒介工作者加以约束，比如只要有一次进行虚假报道，就通过行业规则的形式取消其从业资格。由此我们认为，应当对新闻从业人员实行资格考试，通过考试之后由行业组织对其进行经常性的监督，一旦发现有违背诚实美德的行为，立即取消其新闻从业资格。
其次，媒介工作者要具备公正的美德。对于媒介工作者公正美德的要求来源于媒介作为社会仲裁者这一角色定位。媒介是社会的仲裁者，理论上不应该偏袒任何一方，必须实事求是地报道事件的真相，公正的美德正是由媒介的这一定位而获得合理性价值的。在媒介的实际运行中，总有一些媒介工作者站在某种立场上表达对某一方的支持，从而具有声讨对方的属性，尤其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更是如此。但在和平时代，媒介工作者必须实事求是，站在公正与良知的价值立场来进行新闻报道，从而谋求社会的公正运行。比如当前的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对于这些社会矛盾媒介不应该回避，更不应该偏袒，而必须实事求是地做到公正，这样才有利于真正实现科学发展观所揭示的时代命题。只有从人类自身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立场才可能真正地使媒介在构造和谐社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站在某个角度压制另一方面的信息只能对和谐局面造成破坏。媒介在对司法信息的报道中更应该坚持公正的立场，司法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公正，而要实现这种公正首先就需要整个社会有一种公正的立场，具有社会仲裁者身份的记者就更应当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