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历史的早期直至奴隶贸易初期，非洲黑人并未被看做劣等人。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指出：在中世纪，西方人对人类划分的根据是宗教而非人种。随着奴隶贸易的发展，在缺乏有力的伦理和宗教论点来支持这项事业时，种族主义理论应运而生。首先是18世纪70年代英国的爱德华·朗的“人类的等级理论”。他认为，人类各种族按体质特征排列成一个固定的等级，黑人属于最低等，白人属于最高等。法国贵族约瑟夫·阿尔图尔·德·格宾诺（1816～1882年）于1853～1855年出版了他的四卷本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他力图说明：世界上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白人，即雅利安人创造的，雅利安人包括希腊人、罗马人、古代波斯人以及北部和西部的大多数民族，它的最高代表是现代的条顿人。雅利安人曾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内进行过统治。格宾诺认为，民族的历史，只有在它的种族成分中才能找到答案，种族是理解历史的钥匙。人类种族的不平等足以解释所有民族的天定命运。用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的话来说：“他的理论是一个由虚伪的前提和矛盾的结论组成的令人吃惊的大杂烩。”随后，坎佩尔和怀特试图从人种学的角度来证明非洲人在体质和智力上都低于欧洲人，而贝尔尼埃、伏尔泰、休谟、康德和黑格尔等在西方有影响的哲学家都认为黑人低下，为殖民种族主义张目。
由种族主义演变而来的种族中心论认为白种人是人类的代表而排除任何他人，将“我们”看做人类本身而与“非我们”对立，从而导出白种人与黑人价值不等的根本性区别：“我们，文明人”面对“他们，野蛮人”。西方部分知识分子和学者将黑人“野兽化，或确切地说，贬低为孩子的做法，可以将非洲人完全非人化，剥夺他们的人格，以科学或哲学的名义，甚至以文明的崇高利益的名义，将他们变成一种可以交换的东西，一种商品，或是一种生产工具，一种‘动物机器’”，其目的是为了奴役、剥削、殖民黑人。直至1910年，殖民主义拥护者法国人茹尔斯·哈曼德还说：
那么，就必须把下列事实当做一项原则和出发点来接受：种族与文化的等级是存在的。我们属于高等民族和文化。还要承认，优越性给人以权力，但反之也附有严格的义务。征服土著的基本合法性存在于我们对自己优越的信心，而不仅是我们在机器、经济与军事方面的优越性，还有我们的道德优越性。我们的尊严就存在于这种优越性上，而且它加强了我们指挥其余人的权力。物质力量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西方殖民者炮制的种族主义给非洲造成人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灾难。从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直接掠夺、贩卖黑奴，竟使非洲损失近亿人口，严重阻挠了非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现代科技证明，人种在体质和智力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分，人类起源于共同的祖先，种族优越论不过是西方部分知识分子和媒体为掠夺非洲、贩卖黑人为奴制造的神话，是西方主宰话语权的结果，是操纵语言以便强化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权力结构的表征。
二、种族主义在塑造非洲形象时的具体适用
西方部分人炮制的种族主义尽管被现代科学证实为荒谬，尽管出于有色人种的不懈努力和斗争，种族歧视在西方社会基本上被视为一种政治错误，尽管美国人声称“种族主义终结”，种族主义再也没有能力矮化黑人或其他族裔获得政治、经济和社会声望，但种族主义依然为西方媒体以及接受种族优越论熏陶的部分新闻记者所接受，并成为他们抹黑非洲的集体潜意识之一，成为他们选择有关非洲新闻的标准之一，并被他们用来反证自己种族的优越和道德的优越。
美国媒体新闻报道体现种族主义歧视的报道俯拾皆是。美国NBC《晚间新闻》执行制片人杰弗（Jeff Gralnick）视索马里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艾迪德为“受过教育的热带丛林中的松鼠”（educated jungle bunny），说“其他热带丛林中的松鼠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受过教育，他们都是文盲”(Washington Post，10/16/1993)。《旧金山观察家报》试图“解释”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发生的斗争时说：“卢旺达是三个物种的自然栖息地，第一个是胡图，第二个是图西，第三个是山上的大猩猩。”根据该报，这两个“人种”，“能够彼此区分，胡图人更矮，而图西人更高。因此他们自相残杀。”2005年5月26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了Abraham McLaughlin一篇标题为《非洲人问：“为什么没有人报道好消息？”》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前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现在波士顿大学执教的Charles Stith认为，阻碍西方人更全面地认知非洲进步的一个原因也许是隐而不露的种族主义。他说，“有一个历史框架，通过这个确定的框架，西方人把非洲和非洲人看得更为低等和负面，”并且使得关于非洲的大多数新闻都是负面的。通过对比，他说，“中国也有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和听到关于中国的其他事情。俄罗斯有问题，然而我们也看到和读到关于俄罗斯的其他事情。”他说，同样的标准应该适用到非洲。
美国学者米尔顿（Milton Allimadi）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分析了《纽约时报》是如何塑造非洲种族主义形象的。作者通过具体的实例分析，有理有据地说明了《纽约时报》曾经有过出于种族主义的偏见而捏造有关非洲报道的历史。他分析《纽约时报》有关非洲的报道发现，在某些时候，《纽约时报》外国新闻编辑和记者一起串通伪造一些场景，这些场景符合美国读者在阅读来自非洲的报道时已经存在的种族主义刻板偏见。
当民族解放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席卷非洲时，《纽约时报》派遣记者霍默·比伽特去报道这种转变。在加纳，比伽特对独立英雄没有什么印象，正如他1960年在一封给外国新闻编辑伊曼纽尔·弗里德曼的信中所揭示的：“那些新涌现出来的共和党人恐怕不能激发我的任何激情。这些政客要么是骗子，要么是神秘主义者。我更喜欢那些生活在丛林中的原始人民。毕竟，同类相食相残（cannibalism）也许是符合逻辑的解决正在讨论中的人口爆炸问题的矫正办法。”比伽特在提到非洲人时最喜欢用的词包括“野蛮”（barbaric）、“恐怖”（macabre）、“怪诞”（grotesque）和“原始”（savage）。当他没有找到俾格米人时，比伽特做了下面一件最精彩的事：他捏造了他们，这点可以从他刊登在1960年6月5日《纽约时报》上的文章看出，其文章可笑的标题为“自由的魔力附身刚果人”。文章是这样开始的：“当来自比利时统治的自由结束时，‘独立’被刚果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施与魔法，甚至被那些生活在森林里的俾格米人施与魔法。”“独立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易为刚果人理解，因此他们寻求具体的解释，”在继续贬低俾格米人之前，比伽特补充道。“对那些生活在森林中的俾格米人来说，独立意味着更多一点点盐，更多一点点啤酒（independence means a little more salt，a little more beer）。”
这仅仅是比伽特和弗里德曼之间一段越轨的插曲吗？不是的。米尔顿发现《纽约时报》容忍了只要它能够推脱的类似捏造和虚构。甚至当《纽约时报》一线的记者抱怨时，编辑们继续插入这些捏造的场景，并且用在他们的文章里。米尔顿认为编辑在《纽约时报》的报道插入刻板和捏造的场景，这种行为至少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2003年2月，他将他的硕士论文扩充为一本专著《黑暗的心：白人记者怎样制造非洲的种族主义形象》出版。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西方报纸妖魔化非洲人的历史，包括《纽约时报》的种族主义虚构手法。
有时西方媒体也会借怕被贴上种族主义标签而回避对非洲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英国《观察家报》2006年6月11日文章《为什么西方的媒体要掩盖实情》借用黑人记者索里厄斯·萨姆拉的话说“西方媒体本应真实地报道非洲，然而‘政治正确性’却阻碍它们如实地报道。他们不希望被打上种族主义的标签，或者被别人骂：‘该死的他们到底是谁？这是新殖民主义。他们在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该如何发展。’而这是我所拥有的优势，因为我可以说那些他们不能说的事情。”黑人记者索里厄斯·萨姆拉拍摄的新闻纪录片《与艾滋病人共处》揭示了男性滥交是导致非洲艾滋病病毒蔓延的罪魁祸首，他因此获得了“一个世界媒体奖”的本年度最佳主持人奖。萨姆拉说，没有一个白人敢这么做。他说：“我认为西方媒体对非洲的报道是失败的。媒体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来帮助变革，但它们一直不敢报道一些它们有能力反映的非洲问题。而新闻的精髓就是揭示事实。”
那么出于政治的正确，西方的媒体记者是不是抛弃了种族主义呢？他们在非洲军事政变、非洲内战上怎么蜂拥而上、连篇累赘，这时候怎么没有“政治正确性”的约束和被贴上种族主义标签的担心？事实上，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几乎都有一种隐而不露的种族主义倾向，在这种倾向作用下，西方媒体过多关注非洲的黑暗面也就成为必然：只有非洲的黑暗才能反证自己的光明。
三、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遗产
非洲是人类的发祥地，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从远古的埃及到非洲东北的埃塞俄比亚，到西部的马里、桑海和加纳古帝国，非洲曾经在文明上繁盛一时。为什么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西方世界非洲却以贫穷、疾病和野蛮著称呢？是什么创造了非洲自然发展夭折的基础，对非洲持久的负面夸大是西方媒体的义务吗？也许非洲历史的简单回顾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欧洲人和美国人容忍这种选择性认知，即非洲仍然在为走出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而奋斗。
前利比里亚大学国际传播与媒介法专业副教授克罗马（Alhaji G.V.Kromah）（后任信息交流部部长）认为，非洲在西方媒体中的负面形象是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社会心理遗产。历史表明，非洲的奴隶制和殖民主义是对非洲人和西方人彼此相互认知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两件事。这两件事中断了非洲在此早几百年前就开始的技术社会进步发展。
从非洲与美国的互动来看，奴隶制的心理遗产固定在内心深处，表现在非洲人无论定居在非洲以外任何漂泊的地方，都有一种固定的状态，即认为他们低于那些高加索人和其他移民后裔。关于黑人是第二等人的认知相应地使得美国白人带着偏见和歧视的眼光（with jaundiced eyes）看待非洲以及与非洲有关的一切。
从非洲与欧洲的互动来看，非洲从来没有从殖民化强加的绝望中恢复过来。欧洲使非洲殖民化和巴尔干化，导致非洲人屈人一等的形象。不管欧洲人在非洲的经历怎么样，种族歧视在伦敦、巴黎、罗马、里斯本、马德里和其他西欧国家的首都依然是一个问题。非洲巨额的自然资源财富继续涌入西方社会，对西方国家是把非洲看做自己的伙伴还是一个后娘生的孩子几乎没有影响。
奴隶制和殖民化不仅残酷地打断了非洲的发展进程，而且留下了一份促使西方媒体用种族主义视角歪曲报道非洲的遗产。提供新闻的等式是，只有提供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新闻才算是提供新闻，而这些消费者关于非洲的印象不过是泰山（美国作家E.R.Burroughs的作品“人猿泰山”之主角）和长颈鹿。然后这成了一种象征的约定俗成的表现方式，它使西方媒体的受众相信，他们看到、读到的，写作的东西就是“非洲的”。除了电视机镜头前那些营养不良、没有穿衣服的婴儿外，人们获得的非洲印象几乎依然保持在恐龙时代留下来的悬念。乔治（George Alagiah），一个在亚洲出生的BBC非洲裔记者，1999年在《卫报》上写道：“我的工作是给予一幅更为完整的图景。但我有一种令人痛苦的遗憾，作为一名国际新闻记者，我做了伤害非洲的事情，过分表现了非洲最为糟糕的一面，而很少展现非洲更为完整的一面。”
西方19世纪流行的看待非洲的视角传染了20世纪西方看待非洲的视角，甚至遗留到21世纪。西方媒体在报道非洲时，有令人可怕的大量的历史包袱需要去掉，首先要去掉的就是种族主义的视角和对非洲发展的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