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媒体的评论权，还有一些深层的问题不得不触及。从评论对象和内容看，广播电视新闻评论中除了对一些国际问题的关注（如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等）外，大部分是对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现象的分析思考，其中更多的又是对政府权力使用失当、公共服务差强人意、公民权利受到漠视、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市场规则有待建立等亟须解决问题的现象揭示、原因分析和建设性思考。但是由于缺乏对正当的评论行为的法律保护，一些心照不宣的潜规则钳制着评论者的思维和表达，导致了电视屏幕上新闻评论节目述多评少，隐多明少，外多内少。
因舆论监督导致的媒体诉讼缠身，甚至针对记者个人或媒体负责人的打击报复屡见不鲜。宣传部门对新闻舆论监督有严密管控，通过有形的宣传纪律和无形的利益筹码将主流媒体对权力的监督纳入权力部门可掌控范围之内。法律体系对新闻舆论监督无明确规定，面对被监督方的一纸诉讼，在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可以依傍的状况下，媒体能否胜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手强大与否、法官对媒体社会责任的认知程度以及抗衡原告压力的决心。在现实环境中，媒体舆论监督的原初动力在日渐严密的管控、法律保护的缺失、利益集团的打压以及对经济收入的趋从之下，所剩不多的勇气和斗志仅靠少部分从业者的职业良心，长此以往，不知还能支撑多久？近两年，乌鲁木齐、珠海、深圳等地先后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出台保护性规定，这固然值得嘉许，但如果前面所分析的制约舆论监督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这些地方性立法仍难以撼动原有秩序的根基，无法改变舆论监督的无奈与无力。
所以，立法只是确保广播电视媒体评论权的一个必要前提，该权利的真正实现还有待于政治民主环境的完善、权力和利益集团间制衡机制的构建以及媒体自身评论能力的日臻成熟。
不仅对于评论权，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的各项权利都是如此，立法只是必要的路径和手段，并不是终点和目的。因为，在复杂的法律系统中，新闻法作为专门法，不仅要受到根本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制约、受到社会习俗和文化道德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可以视为对新闻法发生作用的横向空间性要素；与此同时，纵向时间性要素在法治的形成过程中，也作为“法治的一个构建性的内在变量”而存在。所以，新闻法不是孤立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对此要有客观和清醒的认识。从时空两个维度来看，它首先是与整个社会秩序的构建紧密相连的法律体系，同时它的不断调整完善又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各种社会关系的力量博弈中逐渐趋近理性化状态。
既然“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的一个部分，因此也是其法治的构成性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那么，在探讨新闻法的现实可行性时，除了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外，还应对新闻职业道德层面进行分析与思考。广播电视新闻立法的意义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一些必需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基本的新闻传播权给予法律承认和保障，简而言之，就是利益的明确化、合法化：首先承认某些利益，其次通过法律手段予以实现，最后力求保障合法的利益，使新闻传播活动在良好的法律秩序中进行。
在探讨了广播电视新闻媒体及其记者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的基础上，由于新闻传播权利具有公权利和私权利的双重属性，为避免新闻媒体及其记者在法律的边缘地带牟取不当私利，应在立法中对新闻媒体及其记者的自律问题作出规定。规定包括成立或指定某一组织负责广播电视新闻媒体的自律管理工作、自律管理组织的人员构成及管理权限等。以法律手段强化和提升新闻自律，可以增强新闻媒体及其记者自我管理的意识和对自身道德境界的认同，同时防微杜渐。职业道德和准司法监管渠道的良好运行可以降低司法监管的成本。
在探讨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媒体自律组织的运行模式之前，可以借鉴一下英国新闻行业自律组织的做法。新闻投诉委员会（PCC）是英国最主要的自律组织之一，现在英国所有的全国性报纸和大多数地区性报纸都在他们的招聘合同中特别说明记者有义务遵守PCC制定的行业章程。PCC于1991年成立，系由报业财经标准董事会资助，其董事会由英国主要报刊行业派代表组成，委员由组织委员会任命，组织委员会由PCC主席、pressbof主席和另外三名由PCC主席选出的委员组成。PCC一般有7～16个委员，主席本人不得参与报纸杂志的发行业务，也不得与其有任何业务联系，对委员会的专职委员也有同样的要求，来自新闻界的兼职委员必须是新闻界资深的高级编辑。同时规定，专职委员在委员会中必须占多数席位。任何一位专职委员都可以向PCC建议处理某项投诉，投诉若超越委员会的职责范围（行业章程的规定），PCC可以拒绝受理。PCC承认，任何提出投诉的个人在投诉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因此而放弃向法院起诉的权利。PCC受理投诉后，一般直接转给相关报纸的编辑，督促其短期内解决；如未解决，PCC会进行调查，如认定该报违反行业章程，委员会会作出一条批评性裁决，该报必须在适当的显著版面上全文刊登裁决内容。PCC如果不能就是否应该批评某报作出裁决，有关投诉将交由每月举行的委员会大会讨论，由全体委员投票表决而定。1995年PCC又任命一名隐私专员，他的任务是根据投诉调查有关的侵犯行为，并向PCC提出采取措施的建议。在无人投诉的情况下，他也可通过提交有关状况的报告发挥作用。
在英国，国家干预广播电视领域的痕迹要明显大于新闻出版业。根据《广播电视法令》，英国成立了广播电视标准委员会（BSC）和独立电视委员会（ITC）。独立电视委员会负责管理英国所有的商业电视台，并对遵守委员会制定的行为守则的电视台颁发营业执照。委员会有权对不遵守守则的电视台实行经济制裁，甚至吊销其执照。广播电视标准委员会是由政府和广播电视企业出资成立的，是英国唯一的调整所有广播电视服务领域的组织。委员会由13名委员组成，所有的委员都由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任命。委员会对议会负责，每年要公布它的工作报告。委员会制定有关广播电视内容标准以及涉及公正问题的行为指南，并在此基础上主要负责处理这两种类型的争议。任何公民在看到或听到某个广播电视节目后，认为涉及到暴力、性描写、不良语言或其他有关节目的品位等问题时都可以投诉到委员会；只有那些在节目中涉及到直接利益的当事人才能提起有关公正和侵犯个人隐私权的投诉。委员会可以举行听证会来处理争端。一旦委员会决定支持投诉，广播电视商必须通过电波或在报纸、杂志上公布委员会的处理结果。委员会没有权利在节目播出之前审查节目内容。所以，委员会的处理方法是事后的救济，被投诉方一般都遵守其决定。
这种自我管理的方式为公民提供了一种代替法庭审理的灵活且低成本的申诉途径，例如委员会开设了服务热线电话，在网络上提供有关的信息服务，还为聋哑、盲人提供专门的服务；委员会虽然是由报业提供资金，但其成员绝大多数是由报业外人士组成，保证了其独立性；委员会还针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经常发布一些指南，解决新闻报道中出现的新问题。
行业自律、职业道德“可以说凝结了特定社会的环境特征、人的自然禀赋和人与人冲突及其解决的信息，是反复博弈后形成的人们在日常生活必须遵循的‘定式’”。内生于社会生活的这种自发秩序，是对国家正式制度的有效补充。行业自律与行业法律相互配合，有利于形成得到普遍和长期认可的正当秩序。
具体到我国，可以由广播电视协会承担此项工作，成立广播电视新闻自律委员会，委员会由各广播电视台的代表组成，资金来自成员缴纳的会费。设置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常委中专职委员要占绝对多数，而且除广播电视界委员外，还要吸纳一定比例的司法界人士、专家学者、社会团体和公众代表。委员会的任务是经由全体委员协商并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最终形成“行业自律章程”。采取自我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委员会一方面由专人对各成员遵守章程情况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开通便捷渠道受理社会各界投诉。常委会下设投诉受理中心，对日常接到的各种投诉和批评进行调查、审核，在此基础上对当事人或责任人进行警告、罚款等不同程度的处分，并在媒体上公布处理结果。投诉受理中心不能做出决定的，由每月定期召开的常委会讨论决定。此外，要通过完善一系列制度增强媒体及记者遵守章程的自觉性，例如定期资格认证、不良记录登记、吊销从业资格等。同时，通过有效的投诉处理工作增强社会公众和广播电视业界对自律委员会的认可度，提高社会监督的积极性和自我监督的主动性。
与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的社会监督相关，还有提升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即如何提升公众的监督能力的问题。对此，广播电视新闻媒体的协会组织与各级学校同样负有义务。公众不断提高的收听、收视需求，是促动新闻传播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该因素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社会公众有能力对广播电视新闻媒体进行有效的监督，即具有一定的媒介素养和评价水准。公众监督媒介能力的培养，仅靠公众自我摸索、自我提高是不够的，有关部门与组织应逐步开展、普及媒介素养教育。
国外的媒介素质教育大都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这是一种很有远见的做法，因为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将会使媒体使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
目前，结合我国教育模式及水平的现状，借鉴国外的经验和做法，开展多种形式的媒介素质教育，使受众的媒介素养储备与大众媒介普及的速度相适应，已经十分必要。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独立心理素质、科学批判精神和高尚人格力量的媒介使用者，是大众媒介健康、良性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只有被现代法治思想浸润，具备较高媒介素养的社会公众，才能真正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传播规律为准则，对媒介进行有效监督，成为推动广播电视新闻依法传播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