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宪法修订的目的和作用。宪法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任何国家的宪法都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但变化的往往是宪法的具体条文，在国体、政体、原则、人权等基本问题上是稳定的（有的国家甚至在宪法中专门规定这些方面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被修改）。目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各项制度都处在改革调整之中，当旧宪法文本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时，对其进行修订是很正常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曾对修改宪法提出五个原则，即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可修可不修的不修，可以用宪法解释来说明的就没有必要修改宪法。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宪法，这部宪法从总体框架上来说，与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是相适应的。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三大方面，今日中国与1982年制定宪法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只是与之相适应的体制发生了变化，所以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进行了四次小的修改。所以说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不仅在于维护宪法的稳定性，还要确保宪法条文能够反映和满足现实需要。
其次，现在出台新闻法未必要每年修订一次，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现实需要，即便每年修订一次又有何妨？与宪法的修订原则一样，在基本权利和义务不变的前提下，根据传播技术、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发展给新闻事业带来的新的变化对新闻法的一些具体条文进行修订，社会各方是可以理解和承受的，并不会影响到新闻法的权威性。
最后，法律的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就新闻法而言，它既要规范公民和各种社会组织运用新闻媒介的权利和义务，也要规范新闻机构的设立和运作，还要规范新闻机构从业人员的采访、报道和传播等行为，以及新闻传播的内容等等。其中，新闻机构的设立和运作等具体性问题必然要随新闻媒体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改革的发展而做出相应调整；另外，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会对新闻传播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对新闻传播的内容适时进行修订。即便将来我国的法治化建设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这种情况也会继续存在，因为新闻事业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分支，不可能孤立存在，必然要受到其他子系统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新闻法也必然处在逐步完善、不断发展之中。
除了上述两种观点之外，更多的人呼吁应当尽快出台新闻法，这部分声音大多来自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新闻传播学者和一些法律界人士。他们认为：虽然宪法对新闻传播活动做出了相关规定，但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来对宪法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定进行具体解释和明确规定，而是由一些行政规章来代行新闻法的职能，但政策规章的滞后性、随意性及低规格与宪法的进步性、严肃性及高规格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从现有与新闻传播活动相关的各个层级的法律、法规来看，存在着对新闻传播活动主体的义务性规范完备而授权性规范不足的矛盾。由于现有法律体系中对新闻传播的基本权利没有进行专门的、明确的规定，使得对新闻传播权利的保障与对传媒权力的制约处于依赖行政权力甚至个别领导的个人权力的状态。这也导致了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一些怪现象：有的新闻记者的正当权益被粗暴剥夺甚至记者本人被殴打，公众的知情权遭受践踏；但也有的“权威”媒体记者顾自将权利权力化，使媒体寻租现象屡禁难止。这些矛盾和怪现象直接影响到了新闻媒体采访权、报道权、评论权、监督权的行使，并间接影响到了公民的知情权。所以，应当尽快为新闻传播立法，对新闻传播的权利与义务做出清晰的规定。
尽管对新闻立法千呼万唤，但如今为新闻传播立法仍是镜花水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魏永征教授在进行客观分析后，认为新闻立法的难点有五：（1）法的刚性和意识形态的弹性的矛盾；（2）新闻媒介社会控制功能与表达功能的矛盾；（3）权利的普遍性和权力的等级性的矛盾；（4）法的稳定性和舆论导向的随机性的矛盾；（5）随机调控和依法行政的矛盾。
既然新闻媒体的定位是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三位一体的喉舌，那么显然上述矛盾都并非是不可调和的。所以，在现实条件下，如何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是既做好权利配置又避免社会震荡，既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又对新闻舆论形成有效监督，既实现政策规制权向法律规制权的让渡又合理发挥行政管理的职能等，使新闻立法能够有可能一朝分娩的可行路径。
二、新闻立法的现实可能性分析
如果说新闻法的作用在于以法律手段对新闻传播权利进行合理配置，那么，作为成对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新闻媒体与政府、新闻媒体与市场、新闻媒体与公众的关系能否得到正确的界定，不仅决定着新闻法出不出台，还决定着新闻法管不管用的问题。
新闻媒体与政府、市场和公众之间的理想状态是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即媒体要与其他三者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起到社会制衡和信息渠道的作用。如果媒体“入”得“出”不得，委身于其中的某一方，那么这种张力就将不存在，平衡状态将被打破，信息合理流通则会受滞。
媒体作为政府的附属部门存在，主要对政府负责，代表政府对外发布政令、输出信息。这种状况往往出现在集权主义社会系统中，信息自上而下单向流动，缺乏信息回流的公开、透明、合法渠道，政府及其执政者被神秘化，权力的行使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督。
媒体作为市场的某一部分存在，由私人企业兴办，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新闻传播活动。这种状况往往出现在自由经济发达的商业社会，媒体的投资者在与其他经济利益集团的竞争以及所隶属的不同政治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客观上也能促使媒体起到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监督政府权力行使的作用，但其内在的追逐经济利润的冲动势必使其很难担负起制约各利益主体使社会平衡发展的责任。
媒体作为公众的表达空间而存在，其资金来源于社会捐款和市民团体，对政府和企业无隶属关系。媒体可以自觉担负起服务公众、监督政府和市场的责任，维护公众的各项合法权益。但前提是市民社会已经较为成熟，公众有良好的使用媒体的能力，不然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不当使用的表达自由会影响政府和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造成社会混乱。
所以，媒体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极，只有保持相对独立性，才有可能实现信息多向传递、顺畅沟通，防止政府和市场失灵，有效设置公众议题、引导公众舆论，使社会在政府、市场、公众与媒体的制约与平衡中和谐发展。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在发展完善阶段，市民社会还在孕育成形之中，“大政府小社会”的状况还未根本改变，政府表示要从一些微观领域撤出手来，只管掌舵不管划桨，但在说撤未撤、虽撤犹管之间，为一些中国特色的潜规则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一些权力拥有者插手市场竞争为自己的权力寻租，扰乱了市场正常游戏规则和运行秩序。如果以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为由，控制对腐败行为的舆论监督，一相情愿地为公众营造一个“无菌”的社会环境，一旦这层窗纸被捅破，将造成更大的不稳定，甚至颠覆性的后果。因为公众的心理承受力和理性判断力需要一个累积的过程，长期接受自上而下一种声音的言论灌输，势必使公众的积极思维能力退化，当这种人为制造的稳定被打破，被悲观和失望情绪笼罩的公众会一边倒地转向一些极端主义言论。而且，现代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对言论和思想一律化控制的成本越来越高、代价越来越大，效果日渐式微。
在媒体的三对关系范畴中，相对于市场和公众，政府处于强势，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也更为微妙，因此，在对新闻媒体的权利与义务进行深入探讨之前，有必要首先对政府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说政府与市场、公众的关系做一勾勒。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登上历史舞台，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共产党的利益、政府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社会利益的同质化决定了社会结构极为单纯。在这样的国家体制中，共产党作为一个利益广泛性组织而存在。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利益广泛性的共产党起到了特定制度所要求的积极作用。但是，正如奥尔森所言，随着分利集团的利益广泛性程度的提高，一些消极影响也会如影而至：任何组织的广泛性增加后，其垄断性以及垄断对微观竞争的削弱所产生的危害也随之增加；对于任何组织来说，构成上的广泛性会加重政策制定中的资讯不足问题，因为社会中的组织越具广泛性，决策实体就愈少，相反，决策权愈集中，有关集体利益的资讯就越难得到，就越容易出现决策错误，并且由于缺乏决策者之间的竞争制衡机制，决策错误也难于被纠正。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伴随着真理问题大讨论以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重新认定，中国共产党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对执政方针进行了调整，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但是，政治体系内部组织机构的高度广泛性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这样虽易形成比较统一的舆论和政策，但其主张和政策中的错误难以得到有效避免和及时纠正。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各阶层关于执政党政治民主化、决策科学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逐步趋向多元化，“‘党—政府—人民’的简单政治社会结构事实上不复存在，原有执政方式的弊端越发明显。在市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执政党被迫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党是执掌政权的党，而不是执掌社会的全能型党。因此，党容忍了自身在政权体制之外的新社会领域和社会组织中‘弱存在’的现实。”
执政党在新的社会领域和社会组织中的角色渐变，也使得党领导下的政府有必要、有可能重新明确自己的角色，并界定与市场、公众等社会利益集团的关系。
不独我国，其他各国对于政府角色以及政府与社会利益集团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摸索的过程。产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治理理论可以说是各国政府改革的一个实践总结，同时，治理理论又作为一种新的理念进一步影响着各国的政府改革。治理理论的基本理念是：第一，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的中心；第二，在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不再坚持国家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而强调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第三，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希望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第四，在政府完成社会职能的手段和方法方面，政府除了采用原来的手段之外，还可采用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以提高效率，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