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因理论文本中理论观念与主体所采用的方法论之间表现出的关系不同，文学理论形态有观念演绎型、经验总结型和横向移植型。
观念演绎型。在文学理论文本中，如果研究者是从其哲学观念推导出文学理论话语的，可以称为“观念演绎型”。从外部形态说，“观念演绎型”是自上而下的文学理论，即先在的哲学观笼罩甚至统御着文学观，先有了关于文学、文学理论的哲学观念，再由这种观念推导出文学理论话语及评判文学的标准。由于哲学思维的抽象性和思辨性，这一理论形态的语言表述一般比较抽象，并与哲学的运思方式基本一致。哲人们对文学的考察常常立足于文学之外的视角，非文学理论范畴的“理式”、“仁德”等成了考察文学特征的逻辑出发点。这一文学理论形态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文学自身的原因，“19世纪末期以前，文学研究还不是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人们同时还研究古代的诗人和哲学家、演说家——即各类作家，文学作品作为更广阔意义上的文化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成为研究对象”。因此，文学尚未被看成一种独立存在的研究现象，即便谈到了一些文学问题，也是把文学作为其思想体系的补充成分或论述依据进行表达的，文学理论只能依附于别的思想体系而存在。
经验总结型。如果文学理论来自于对创作经验或作品特点的总结，研究者把文学看做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即先有了具体的、形而下的创作或批评经验，然后经过自下而上的观念提升得出了文学理论话语，此即“经验总结型”的文学理论形态。从外部形态上说，这种“自下而上”的文论话语的逻辑起点是文学实践或文本自身；理论研究的目的，一般来说是为了指导创作或进行文本分析。这一种文论形态早在中国古代就已存在，它的产生也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文学存在条件息息相关。当时各种体裁的创作、各种类型的理论与批评刺激了理论家思维方式的变革，对文学的“形而上”的观念演绎被“形而下”的实践经验所取代，哲学的统合让位给了直观的把握。
经验总结型文论形态的产生，对文学理论走向独立有着建设性意义。
横向移植型。如果有关的理论观念是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借鉴过来的，就会出现“横向移植型”的文学理论形态。实质上，这一理论形态主要是从别的领域借鉴了考察文学理论的新视角或新方法，从而改变了文学理论的面貌。不同于自上而下的“观念演绎型”或自下而上的“经验总结型”，理论主体不再主要以文学理论研究丰富哲学体系，也不再主要以经验总结积累文学知识，而是力求开拓思维空间，将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由过去的“研究什么”变为“如何研究”。在内部组成方面，这一理论形态一般不求结构的严谨或体系的完备，而求方法的更新；在研究目的方面，有的是为了验证研究方法的普遍有效性，有的是为了促进理论方法的变化和理论自身的繁荣，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一理论形态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现实基础和主观原因：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学科建设的日益完备，使各学科之间的交叉互渗日益明显。主观方面，理论家们不再致力于建立包容一切的思想体系；客观方面，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理论观念变化很大，标新立异本身在学术上受到了重视。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是别的领域每出现一种新观念或新方法，就会形成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形态，以至“老三论”、“新三论”等都在文学研究界有了回声，并以系统论观点分析鲁迅的作品及其笔下的阿Q形象等，使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变化很大，但后来发展到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套用到文学研究中去，得出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就有点过犹不及了。
以上对文学理论的范式、形态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归类，其中可能有不尽准确、不尽完备之处，但目的是为了更加透彻、更加方便地研究文学理论向度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理论形态可能属于同一种理论向度，比如工具型、作家中心型、观念演绎型等都可能是载体向度的；同一种理论向度也可能包含不同的理论形态，比如本体向度就可以把知识型、作品中心型、经验总结型等都包含在内。
总之，文学理论的向度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因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内在地包含于文学理论诸范式、诸形态之中，这是文学理论向度具有客观品质的另一个表征。换言之，文学理论的向度既与作为研究者的人有关，又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有关，如果割裂二者的关系或者忽视其中的任一方面，就可能会对文学理论研究造成不良影响。
三、文学理论向度研究的意义
1.有助于对文学理论进行综合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全面打开，理论界呈现出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从新、老“三论”到形式主义，从阐释学、结构主义、符号学、接受理论到新批评、叙事学、解构主义、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主义，一直到至今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等，追新逐后、标新立异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特征，只用了不长的时间，便匆匆忙忙地将西方一百多年间的文学理论研究方法演练了一遍，其中每种方法和视角的引进与应用，都可能为理论界带来一阵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惊喜，同时也使此前的方法及视角陷入被搁置的尴尬与窘迫。这的确是近年来中国文论发展的实际情况，文学理论就像是墙头草一样，只要有风吹来，它就随风而动，忽东忽西，忽左忽右，在研究者们为引进新的研究方法或采取新的研究模式而激动不已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理论自身的学术品格。
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分析探讨之后，特别是在20世纪“分析的时代”，已经积累了大量“简单的规定”，这些简单的规定产生于理论话语对文学某一要素或要素间关系的单向度的抽象，并且是散乱地堆积在一起的，它们有的相互对立，有的相互重叠，有的彼此相关，有的貌似无关却不失其内在统一性……必须寻找到一个合适的视角，将诸如此类的“简单的规定”加以综合研究，才能把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许多关于文学的抽象规定整合成一个“丰富的整体”，也才能使文学理论向度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
关于这一点，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曾颇具深意地指出：由于各种文学理论派别的存在，理论被说成是一系列不能用同一标准衡量的“研究方法”，它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理论地位和批评责任，但是，各种理论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之间又有许多相同之处，在此基础上，卡勒认为，“介绍理论比较好的办法是讨论共同存在的问题和共有的主张；讨论那些重大的辩论，但不要把一个‘学派’置于另一个学派的对立面。”如果承认这一说法是合理的、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那么，当前首要的任务就应该立足于对纷繁复杂、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进行综合创新，并从向度着手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综合（synthesis）一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有不同的用法和含义，传统的二元论哲学将其作为与分析（analysis）相对的一种思维方式：分析指把整体分解成部分加以考察，综合则指把部分联成整体进行研究。现代学者基于整体论和辩证观点，对分析与综合的截然二分提出了质疑，认为分析之中应该有综合，综合之中应该有分析。在史学领域，人们常在“知识领域里发生整合的过程及结果”的意义上使用“综合”一词，如沃尔夫（Virginia Woolf）正是如此讲述“牛顿的综合”的。事实上，“综合”一词对许多历史学家而言，首先代表着这样一种信念：即历史是一个整体，必须对它进行整体研究，以便克服该学科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概括地说，一个学科或知识领域时常通过各种层面的内部整合及内外整合，吸纳以往的研究成果，形成整体性的学术结构并更新它与外部的关系，这样的过程，可以称为一次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