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著作出版时都要有《后记》，我也不能免俗，一为表态，二为致谢。年届不惑之际推出第一本专著，表态很容易，致谢却非三言两语那么简单。
我距离一个真正的学者有多远？这是近几年来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我经常以此衡量自己，不是因为一定要做一个学者，而是因为特殊的人生历程，使我只能朝这个方向努力。
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20多年一帆风顺；接着是恋爱、结婚、流产导致大出血、休病假期间煤气中毒，一年之内完成了人生的一个轮回。当我经历两夜两天的记忆断层之后重新睁开眼睛，自以为对什么都看开了，却因再也没有做母亲的机会而无法释怀。此后，我用将近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基层教师到北大博士再到高校教师的转变。北京联合大学，是我人生第二个轮回的第一站。
感谢北京联合大学徐永利书记、柳贡慧校长、周志成副书记和全体校领导！感谢北京联合大学原党委书记席文启！虽然我不在教学科研岗位上，但置身于宽松的学术环境中，享受到优裕的科研激励措施，促使我业余不断加强对岗位工作的理论思考；虽然我没有整块的时间投入对所学专业的研究，但学校还是在我毕业几年之后慷慨解囊，使这部脱胎于博士论文的书稿得以面世。如果不是因为学校在建设应用型大学的道路上坚持科学发展，就没有我的今天！尚未博士毕业之际，我便有幸以一个北大在校生的身份被错爱为“北京联合大学引进人才”，学校不但提供了科研启动经费及相关设备，而且帮我解决房子、家属安置等难题，还为我安排了副处级的岗位。尽管我有了这个岗位后并没有按时报到，但学校对我“不抛弃、不放弃”，使我刚刚离开北大就得以安居乐业；尽管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从政的料子，但光阴似箭，一晃就在这里渡过了七个年头。如今，我很想借这本书的一角表达我衷心的谢忱，但落在纸上的文字分明显得太轻了，不足以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感谢北京大学！在未名湖畔师从董学文先生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期间，董老师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给过我诸多关怀，不但教我做学问的方法，还帮我爱人曹守正成为校刊的一名临时编辑，使我在濡染北大的学术风骨之时，经受了专业和心灵的双重洗礼。当一个小生命在26号楼的一间宿舍里悄然降临，当医生断言我七年前因身体接连遭受重挫导致不育、如今突然有了这个孩子实属罕见时，我却因尚未完成学业、又无法割舍孩子而左右矛盾、进退两难。一次又一次，我在哭红了眼睛后偷偷地躲在宿舍里“抓阄”，抓到“要文凭”，就哭；抓到“要孩子”，仍是哭……有时候半夜惊醒，一个念头就会突然浮上脑际：“或许以后我再也不能读书了！”女性“双重角色紧张”的残酷事实，使我经受了人生的又一次历练。当我的导师和研究女性学的师母得知实情之后，在北大相关部门上下奔波，才使我以推迟一年毕业的方式拥有了自己的女儿。为此，我不仅耽误了北京联合大学的工作，而且给导师和师母增添了麻烦。当我看着小女曹瞳一天天长大且总喜欢去看未名湖、总喜欢去看“会画乌云的爷爷”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对北大、对导师和师母的感恩之情。因此，我必须勤奋工作，认真读书，不断努力。董老师一直鼓励我做个学者，在毕业论文选题、中期考核、预答辩、匿名评审、正式答辩及书稿的修改订正过程中付出了无数的心血。书中，包含着我对北大的眷恋和对导师的诚挚谢意！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正是因为仲呈祥先生收纳我做中国传媒大学的博士后，才使我为增删整理此部书稿赢得了新的契机、新的资料和新的启迪，否则，我的毕业论文可能今天依然躺在电脑里休息。原因在于，我虽然时刻没有忘记导师及各位评审专家要我将论文出版成书的建议，但走上工作岗位后出于对北京联合大学的感激，全力投入本职工作之中，对专业的思考只能放在业余时间进行，所以一直没有正式启动书稿的修改工作。有幸于2008年与仲呈祥先生相识，我被他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思维、犀利的语言、对当前文化现象的深刻洞察力和勇于批判的精神所吸引，遂决定争取学校的支持报考他的博士后，并忝列其中，之后又因为在站期间科研成果的归属问题跟两校签订了协议，颇有点“奋不顾身”的豪迈之气。仲先生虽然身居要职，却时常在百忙之中为我指点迷津，使我获益良多。
本书即将面世之际，欣闻我在仲先生指导下申报的课题忝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44批面上资助项目”之列，在此基础上又被推荐申报了“第二批特别资助项目”。再次对先生表示感谢！倘说我从2008年以来在学术上取得了一点成绩，皆归功于仲先生的栽培。我要感谢的还有很多很多。在郑州大学师从陈继会先生、张鸿声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期间，国内正开展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某知名学者把我国的文学现象套到西方文论的框架里，得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不具有现代性、只具有近代性”的结论，并引发了长时间的学术争鸣，使我颇感困惑。硕士论文选题时，我一直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视角，以期对百年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进行考察。因我对女性“双重角色紧张”深有体会，最初想从女性意识流变入手，可当我细读作品之后，却发现国内的女性文学研究也同样存在问题——很多人热衷于以西方女权主义观点考察中国文学，却忽略了中西方女性解放道路不尽相同的事实，结果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理论与实践的错位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经过两位导师特别是张鸿声先生点化，我刻苦读书，并从贯穿于形式主义、新批评、分析哲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之间的语言学观念得到了启示，以女性文本的话语方式为视角找到了观照百年中国女性文学流变的一把钥匙。这篇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为我奠定了“任尔东西南北、决不随波逐流”的学术品格。
在天津师范大学以“柔性引进人才”担任原影视艺术学院课程建设负责人期间，课堂上的师生互动，成了我把专业知识、学术思想与当前的文艺实践相结合的阶梯。虽然该学院在2007年接受教育部本科评估后因专业调整的需要合并到了另外两个学院，但那些优秀的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与配合下，我担任的“影视策划与编导”课才成为第三批优秀课程。
在参与“我国21世纪文化发展战略”课题研究期间，我在北京联合大学的支持下，与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翟泰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张炯、时任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的艾斐、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康式昭、时任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的王能宪等先生一起，进行课题调研、讨论、撰稿，得以直接从高层领导、知名学者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这项课题的前期调研工作已经完成，提交的调研报告《我国21世纪文化发展战略思考》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好评并被全国哲社规划办《成果要报》摘编。但按照原计划，除了提交调研报告之外，尚需再出版一本面向社会的同名专著，目前这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尽管对课题组任命我为“秘书长”、负责协调及部分章节的撰稿工作等感到诚惶诚恐，但我还是听从了领导的安排。在高校推行定岗定编制度的今天，北京联合大学对我的支持与厚爱除令我更为感动之外，余下的就是要加倍努力工作了。
此书修改定稿过程中，曾参与北大中文系毕业论文答辩及“北京联合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评审的各位前辈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闵惠泉总编、李水仙博士为本书面世付出了大量劳动，天津师范大学毕业生赵晓倩、吴英杰及北京联合大学部分学生参与了校对工作，我的家人、同事、学生、朋友、师兄、师妹均在我成长过程中给了我关怀和温暖，在此一并致谢。“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对此铭记在心。
世间有很多“无字碑”，意在生前死后，无论对错，任由别人评说。我写此《后记》，除了致谢，其实也无意于表白别的什么，当然亦达不到巴金先生的《随想录》那样的思想成就，至多是用不加修饰的大实话，把内心日积月累的感恩之情掏了出来，留下一点思想的痕迹而已。时值经济转型、传媒发达、文化多样的时代，人文思想领域正面临着诸多挑战。“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高校作为向社会输送人才的重要枢纽，如今肩负着比以往更加严峻的历史使命。大学，“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虽然教师未必人人都能成为大师，但我认为，在提倡“全员育人”的今天，每一位教师，无论处在学校的哪个岗位上，都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本职工作为提升学生的思想品格做出应有的贡献——尽管思想品格的提升不是靠一个人或两个人就能完成的。
如果说思想是通过听、看、说、读、写及思考形成的，而不是靠标榜出来的，那么，我将不再赘言。
王彦霞
2009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