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烟鹂得了便秘症，每天在浴室里一坐就坐上几个钟头，最初，丈夫振保带烟鹂去看医生，按照报纸上的广告买药给她吃，但烟鹂不甚热心，宁可保留这样一点小病，挟以自重，振保也就不管了。而烟鹂也只有在和自己的色彩融为一体的白色浴室中，才能感到真正的放松，对自己的身体玩味不已：“她低头看着自己雪白的肚子，白皑皑的一片，时而鼓起来些，时而瘪进去，肚脐的式样也改变，有时候是甜净无表情的希腊石像的眼睛，有时候是突出的怒目，有时候是邪教神佛的眼睛，眼里有一种险恶的微笑，然而很可爱，眼角弯弯的，撇出鱼尾纹”。这天振保回来，进门后看到了浴室里的烟鹂：
灯下的烟鹂也是本色的淡黄白。当然历代的美女画从来没有采取过这样尴尬的题材——她提着裤子，弯着腰，正要站起身，头发从脸上直披下来，已经换了白地小花的睡衣，短衫搂得高高的，一半压在颔下，睡裤臃肿地堆在脚面上，中间露出长长一截白蚕似的身躯。若是在美国，也许可以作很好的草纸广告。
“好男人”佟振保生命中的“红玫瑰”王娇蕊，有着“婴孩的头脑”和“妇人的美”这“最具诱惑性的联合”，她是佟振保的所爱，当她不顾一切要离婚嫁给所爱的佟振保时，佟振保却考虑到身份地位名誉抛弃了她，选择了身家清白的“白玫瑰”孟烟鹂做妻子。但烟鹂并不比娇蕊就幸运，她同样得不到丈夫的爱，佟振保一味冷淡她，在一种不堪忍受的孤独煎熬中，她与裁缝唯一的一次偷情不幸被丈夫碰巧发现，自此，佟振保便任由烟鹂青春老去。见到浴室灯下烟鹂的此种情形，也是“匆匆一瞥，只觉得在家中常有一种污秽”。
三、细节描写上使用广告
张爱玲是一个喜欢具体事物的作家，偏爱细节描写。关于细节，她在《谈看书》一文中借讨论社会小说的吸引力表述过自己的见解：“里面偶尔有点生活细节是历史传记里没有的，使人神往，触摸到另一个时代的质地”。张爱玲作品中的细节，“常常是为凸现另外的隐藏事物”，“再现了张爱玲最真实的经验世界”。它们流窜在张爱玲的作品之间，不仅在作品的场景铺陈上有隐喻与衬托的效果，在推动故事情节或丰富意蕴上也起着辅助功能。荒凉，是张爱玲小说的底色，她作品中荒凉的基调是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上的，而且是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的。“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往往是悲观的。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哥达儿是租界世界里的外国人，尽管他不富有而且极为吝啬，但他在殖民地国家有优越感，他将这种优越感用来扩充他好色的本质。作品在展示他的房间布置时，有这样的描写：
墙上用窄银框子镶着洋酒的广告，暗影里横着个红头发白身子，长大得可惊的裸体美女，题着“一城里最好的”。和这牌子的威士忌同样是第一流。这美女一手撑在看不见的家具上，姿势不大舒服，硬硬地支拄着一身骨骼，那是冰棒似的，上面凝冻着冰肌。她斜着身子，显出尖翘翘的圆大乳房，夸张的细腰，股部窄窄的；赤着脚但竭力踮着脚尖仿佛踏在高跟鞋上。短而方的“孩儿面”，一双棕色大眼睛愣愣地望着画外的人，不乐也不淫，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拍照，甚至于也没有自傲的意思；她把精致的乳房大腿蓬头发全副披挂齐整，如同时装模特儿把店里的衣服穿给顾客看。
彭秀英认为，这个细节“呈现出殖民主义如何复制西方消费资本主义剥削女性身体的方法，来加诸于殖民地的商品文化空间之中”。张爱玲借由这样一幅广告物事细节的铺陈描写达到了揭示人物被资本主义物质化的现实：“她是哥儿达先生的理想，至今还未给他碰到过。碰到了，他也不过想占她一点便宜就算了。如果太麻烦，那也就犯不着；他一来是美人迟暮，越发需要经济时间与金钱，而且也看开了，所有的女人都差不多。他向来主张结交良家妇女，或者给半卖淫的女人一点业余的罗曼史，也不想她们劫富济贫，只要两不来去好了”。哥儿达是“朝九晚五”的白领阶级，然而结交了许多女朋友，暗地里从事着男妓的工作，这从张爱玲对他卧室的描写可以看出“房间里充塞着小趣味，有点像个上等白俄妓女的妆阁，把中国一些枝枝叶叶衔了来筑成她的一个安乐窝”。因此，对哥儿达来说，“墙上挂着这照片式的画，也并不秽亵，等于展览着流线型的汽车，不买看看也好”。而作为佣人的“阿小与秀琴都避免朝它看”。
《留情》中，敦凤经过了婚姻的冒险。经历了无数的波折，嫁给了六十多岁的米晶尧，确实让杨老太太、杨太太感到嫉妒。然而只有她自己明白，“又回到了可靠的人手中”会有多少难堪和委屈：
从婆家到米先生这里，中间是有无数的波折。敦凤是个有情有义，有情有节的女人，做一件衣服也会让没良心的裁缝给当掉，经过许多悲欢离合，何况是她的结婚？她把一袋栗子收到网袋里去。纸口袋是报纸糊的。她想起前天不知从哪里包了东西来的一张华北的报纸，上面有个电影广告，影片名叫《一代婚潮》，她看了立刻想到她自己。她的结婚经过她告诉这人是这样，告诉那人是那样，现在她自己回想起来立时三刻也有点搅不清楚，就微笑叹息，说：“说起来话长嗳。”
《一代婚潮》是凌元（原名张敏）1944年出演的一部电影。敦凤是个有情有义，有情有节的女人，出身于旧式的家庭，在丈夫去世后生活陷入困境，寻找一个能给予她饮食依靠的男人就是她生活的全部目的。因此，为了自己后半生的生计，只好嫁给自己不爱但却有钱的、比自己大23岁的米先生。在这一桩婚姻的交易中，米晶尧获得了晚年的一点清福、艳福，弥补了以往婚姻的不顺心，敦凤也获得了生活的保障。看起来两相得利，而实际上是“她的结婚经过她告诉这人是这样，告诉那人是那样，现在她自己回想起来立时三刻也有点搅不清楚”，所以“说起来话长”。因为，这种长期卖淫性质的婚姻不仅卖方时时感到不称心，也使买方感到夫妻感情上的隔膜。故而睹物思情。小说最后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一语中的。
《色，戒》中王佳芝与汉奸易先生在珠宝店买钻戒时对珠宝店橱窗的描写，映射着王佳芝在危险的刺杀行动中对“爱”的体验：
她脑后有点寒飕飕的，楼下两边橱窗一片晶澈，在她背后展开，就像有两层楼高的落地大窗，随时都可以爆破。一方面这小店睡沉沉的，只隐隐听见市声——战时街上不大有汽车，难得揿声喇叭，那沉酣的空气温暖的重压，像棉被捣在脸上。有半个她在熟睡，身在梦中，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了，又恍惚知道不过是个梦。
她把戒指就着台灯的光翻来覆去细看。在这个幽暗的阳台上，背后明亮的橱窗与玻璃门是银幕，在放映一张黑白动作片，她不忍看一个流血场面，或是间谍受刑讯，更触目惊心，她小时候也就怕看，会在楼座前排掉过身来背对着楼下。
“这里集合了玻璃（镜子）、梦境、电影（戏剧）的意象，构成了多重幻觉的效果，王佳芝显然在其中心灵分裂了——‘有半个她在熟睡’，这半个她无疑是理性的、主体性的，而另外半个她是非理性和被支配的客体，她盲目遵从非理性与情愿被视为爱的客体”。王佳芝是出于高涨的爱国热情加入刺杀汉奸的行动的，为刺杀汉奸，她自我失身于自己并不钟爱的一位同伙，扮身已婚太太，勾引汉奸易先生。对此，她被其他同伙人员耻笑，就连自己喜爱的人也不能免俗。这使她有苦说不出，疑心自己上当了。而狡猾的汉奸易先生却处处使她感受到爱情的温情。因此，她在珠宝店忍不住一时动心，把真相透露给了易先生，易先生得以逃脱。在这里，橱窗的描写，很好地展示了王佳芝心里的秘密。
四、比喻意义上使用广告
张爱玲作品中的比喻独特、深刻、巧妙。与传统的比喻侧重于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形似相比，张爱玲作品的比喻则突出了本体和喻体的神似，使两个毫不相干的事物通过比喻变得关系紧密而且寓意深长。因此，张爱玲作品中的比喻看似信手拈来，却耐人寻味，在剖析人物内在心理、刻画人物性格、描写人物外在形象上，表现出独特的着眼点和奇异的智慧。
《鸿鸾禧》中两个小姑子看不起即将过门的嫂子玉清，在时装公司试衣服时也不管嫂子在里间听见，就议论开了。而玉清背着镜子站立，回过头去看后影：
玉清并不像两个小姑子说的那么不堪，至少，穿着长裙长袖的银白的嫁衣，这样严装起来，是很看得过去的，报纸上广告里的所谓“高尚仕女”；把二乔四美相形之下，显得像暴发户的小姐了。二乔四美的父亲虽是读书种子，是近年来方才“发迹”的。女儿的身体上留有一种新鲜的粗俗的喜悦。
玉清是通过镜子认识自己的。虽然玉清比出身于暴发户家庭的小姑子二乔四美，有见识、有学问，显示出贵族的高贵气质，但贫穷已经使她没有了底气。广告里的高尚仕女有青春面貌，却没有生命活力。在别人以及她自己的心中，婚礼中的“玉清是银幕上最后映出的雪白耀眼的‘完’字”，生命的空虚与荒凉在欢乐喜庆的婚礼中定格，婚礼是她青春的葬礼。
《色，戒》中卧底的佳芝原本是要用“美人计”暗杀汉奸，但不想竟然爱上了对手。两人约定在咖啡馆见面，对手迟迟不到，佳芝在焦急的等待中，感到自己是在演戏，便不由地想起了在学校慷慨激昂演爱国历史剧的情景：
在学校里演的也都是慷慨激昂的爱国历史剧。广州沦陷前，岭大搬到香港，也还公演过一次，上座居然还不坏。下了台她兴奋得松弛不下来，大家吃了宵夜才散，她还不肯回去，与两个女同学乘双层电车游车河。楼上乘客稀少，车身摇摇晃晃在宽阔的街心走，窗外黑暗中霓虹灯的广告，像酒后的凉风一样醉人。
佳芝不愧是一位热爱表演的演员，以至于入戏太深，分不清表演与现实人生。她扮演的美人计太成功了，舍不得离开舞台，因为对手能带给她财富、爱情、权势，对手慷慨送给她的那枚光芒四射的六克拉钻戒何尝不是醉人之物？正是这种迷醉促使她放弃了暗杀计划，最后反被对手毫不留情地杀害了。
《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一位“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这位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但心还是孩子的心。作品中借用广告来描写他的肖像：
在姊妹中也轮不着她算美，因为上面还有几个绝色的姊姊。郑家一家都是出奇地相貌好。从她父亲起，郑先生长得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兜着，穿上短裤子就变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即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