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导向错了，一了百了
那一年“环线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湖南卫视另一档节目《有话好说》也在导向问题上频频触雷，于2001年3月遭到关停。
《有话好说》曾是卫视广受欢迎的一档谈话节目，时长50分钟，1999年6月开播，被置放于周三晚8点黄金档的重要位置。《新周刊》曾称：“论影响与风格，国内能与《实话实说》分庭抗礼的节目，除了香港的《锵锵三人行》，就数《有话好说》了。”与“环线事件”的突如其来不同，对于《有话好说》的导向问题，魏文彬自己早有觉察，并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省直的几家电视台（频道）办了好几档谈话类节目，收视率还是有，影响也有，但闯祸就是这几档节目，我看到现在为止，《今日谈》好点，《有话好说》硬不能说好。去年一个节目《贬值的军功章》，把社会上的打油诗和一些很不好的顺口溜搬到荧屏上来。春节之前他们做了一期节目，叫做《走进同性恋》。我看了广电总局吉总局长批给我的《收听收看》，严厉得很；还批评我们去年12月28日播的一期《走进大款》，节目把几个大款请来，要大款谈他们的企业，他就谈：我这个企业好啊，不像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为什么做不好？经常要做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做呢？做又做不好的，我这里没有那一套，我这里搞不好就走人。你说像这样的话能够播出吗？同志们！不能够播出！这是在否定思想政治工作！我批了几个字：“这期节目是谁审的？怎么没有一个人能把住关呢？”这种谈话类节目！《有话好说》我看是没有办的必要了，坚决停掉！
那一时期的湖南广电，一面是魏文彬大讲特讲“导向金不换”，“导向错了，一了百了”，一面却是底下的节目接二连三地出现导向问题。不只《经济环线》和《有话好说》，还有一批节目都不同程度地在导向问题上遭到诟病，如《新青年》、《零点追踪》、《今日谈》等。
导向问题像是一把看不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悬在湖南广电的头顶。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湖南广电这一时期的“导向困境”？
关于这一问题众说纷纭。
无法判断魏文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到底是一种政治上的韬略还是一种政治上的自觉——他对这个问题奉行的是孟子之道：“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他认为，那一时期湖南广电正是“放”的时候，快速扩张，电视从业人员高度年轻化，是深受多元文化影响的一代新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不够，来不及帮助他们牢牢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频频出现的导向问题是年轻人政治上不成熟的反映。而对于他们这些“把关人”来说，面临的难题至少有两个：其一是战线太长，难免照看不周，上千个人，七八个频道，每天几百个小时的节目播出，一双眼睛根本盯不过来；其二也怕盯得过牢，统得过死，导致集体活力的丧失从而丧失市场竞争力。
学界的一些声音，则将这个问题归结为现有意识形态体系的过敏反应。导向的“天条”那么容易被触犯，是不是也意味着“天条”所在的天花板太低，导向给予媒体的空间过于逼仄。
历史地来看全国的情况，这一时期正是整个中国传媒业大扩张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传媒领域国家资本的“断奶期”，理论上关于媒体产业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探讨逐步走向深入，实践上众多商业化媒体的出现和党报党刊党台的商业化倾向使得掌管意识形态的首脑机关感到了棘手。而媒体在市场和意识形态两根指挥棒的指挥下，转动得不免有些找不着北，导向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微妙，也更加重要。
应该说，魏文彬对于导向问题是足够敏感和敏锐的。他的部属最佩服他的一点，就是他对大势总是保持着非常清醒而准确的判断。他深知一切改革的前提是政治上的正确性，大会小会、人前人后，无时无刻不在强调导向的重要性。他有两句关于导向的名言，一句是“导向错了，一了百了”，另一句是“导向金不换”。
五个字的“导向金不换”和八个字的“导向错了，一了百了”有意无意间构成一对意味深长的组合。“导向金不换”表达的是一种主动的导向意识，是对导向的自我珍视；“导向错了，一了百了”则带有强烈的警示意味，强调的是外力的制约和震慑，因而是比“导向金不换”更加强烈的一种表达。
“环线事件”之后不久，湖南广电整体迁移到新建成的广电中心。湖南经济电视台在西裙楼的二三四层办公，一楼通向二楼的楼梯拐弯处，挂上了一幅魏老板的题词：导向金不换。无论上楼还是下楼，五个字都劈面存在，不容回避，时刻警醒着上上下下的编辑记者们。
这不是一幅一般意义上的书法作品。据说写这五个字是魏文彬为数不多的题词活动中仅有的一次一挥而就，根本未写第二遍。若干年后回头去看，他觉得当时的笔迹就是他当时的心情。
“经视出了问题，出了大问题，全局都感到非常压抑。经过整顿，起死回生，慢慢恢复，吕焕斌当台长，跟我提出来，老板，我们搬了家，你给我们写几个字。我说好吧，我希望你们把好导向关，我就给你写这几个字。我也没有想他会放到哪里，好大一个纸，我也没去想这几个字写得漂亮不漂亮，也没去想什么写得苍劲一点——你看看，有些字很拙，很苍劲——根本没去考虑什么书法的好坏美丑，而是心里憋着股什么劲要表达出来。”
复旦大学的著名学术刊物《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刊登一篇题为《湖南卫视：资本、市场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化》的文章，称以资本理论“分梳了中国广电格局中各资本分布与新语境下的重构，及湖南卫视崛起过程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指明湖南卫视商业化进程的本质所在：一个本身不占据资本高端的地方卫视，以商业的‘非政治化’去迎合当下大众文化对权威政治的抵触，却以市场的全国性扩张挑战了内地媒介的政治性分布体系与资源配置”。文章第二节提及了湖南卫视在新闻与娱乐间徘徊的困境：1997年频道“上星”伊始，在收视率等重要的媒介商业化衡量指针方面，湖南卫视在湖南本土并不出众，湖南经视作为强势的地面频道往往抢夺了一半以上的受众资源。直到同年7月推出《快乐大本营》以及次年推出的《玫瑰之约》，两档节目在全国许多地方都登上了收视排行榜的显赫位置，除了凸显了湖南卫视娱乐节目的领军地位，也让“湖南电视现象”、“电视湘军”等充满了地方民族主义色彩的名词一时间成为广电业界以及民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
1999年至2001年间，湖南卫视的发展策略却表达了他们不甘于只凭借娱乐品牌栏目而徘徊于主流之外的决心。在2000年前后，晨间、午间、下午、晚间与子夜全天候五档新闻类节目以及早中晚三档财经新闻的设计构架，着实突显了湖南卫视新闻·综合定位的发展路线。这表明，湖南卫视的媒介人员对新闻节目所能获取的社会资本的重视要远远高于通过娱乐节目所聚拢的人脉关系。
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地方卫视，在中国广电场域第一圈层——央视的强力辐射下，湖南卫视是否真正具备了突破“软件动物”的资本？2001年，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节目因破天荒首次播出了广电总局十分敏感、极少触碰的同性恋话题，导致该节目的直接下撤；而湖南经视也几乎在同时，因为在其经济分析类专题节目《经济环线》中，讨论“中国农民企业家峰会”时因某些嘉宾的邀请问题而惊动中央，一时间，湖南卫视被广电总局取消上星资格的说法甚嚣尘上……
不管文章的观点是否为湖南广电所认同，但大抵正确的事实是，湖南卫视1997年上星，1998年以《快乐大本营》和《玫瑰之约》两档娱乐节目走红全国。但当时的中国，电视娱乐尚未成风，“新闻立台”仍是电视人挥之不去的梦想，地方台的改革仍旧唯央视马首是瞻，而央视的改革仍旧紧扣“新闻”二字，电视领域之中的改革一律统在“新闻改革”的范畴之内。湖南卫视的发展思路其时也未偏离这一基本方向，正如上文所言，2000年前后，湖南卫视的频道骨架皆由新闻类节目撑起，《经济环线》、《有话好说》、《新青年》、《今日谈》、《零点追踪》都在其中。
《经济环线》和《有话好说》两档节目的折戟和其他节目的频遭“敲打”，等于宣告了湖南卫视新闻·综合路线的失败。2001年初的导向风波稍稍平息之后，魏文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弥补湖南广电在导向把握上的失误，一面下撤不安全的节目以避免新的政治失分，一面加大主旋律节目的投入以争取政治加分。一年以后，他将带领湖南广电开始一轮史上最重要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