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彩红
现代性（modernity）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关键词之一。它几乎成为哲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路径和话语体系。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现代转型，人们更加关注在哲学和文化层面上的思维理念、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变化。人们在“现代”、“现代性”、“现代化”以及“后现代性”等概念中寻求“中国性”的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性方向。本文试图通过大众媒介所承载的历史记录和反映的社会现实来管窥20世纪初中国现代性的外在表现和内在矛盾，揭示大众传媒在中国现代性上是如何使大众“现代的”。
一、“现代性”的知识谱系
从西方语源学的角度而言，不同的学者对“现代性”一词产生的年代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后现代哲学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该词早在公元5世纪就已经存在了，用以表示一种时代的分期。而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这个术语从17世纪开始在英国流行，19世纪在法国出现。他特别援引了让·波德莱尔的有关美学现代性的一句名言：“现代性是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的……”在这里现代性不再是现代与古代的分期标志，而是一种对现代艺术新观念的倡导。理论界对现代性概念的解读也不尽相同，比较著名的有三个：“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吉登斯；“未完成的设计”——哈贝马斯；“一种态度”——福柯。
不同视角下的文本解释，会产生不同的意义。“现代性”在社会学和哲学视野下的不同解读反映了它的多义性和复杂性。就哲学的视角而言，“现代性是一个哲学范畴，从哲学的高度审视与批判文明变迁的现代结果，着眼于从传统与现代的对比上，抽象出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着眼于从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把握现代化社会的属性，反思‘现代’的时代意识与精神。”对于中国而言，“现代性是用以表述1840年以来，尤其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知识型概念……是确定特定文化的性质及其在世界中的角色——即为文化获得定义提供基本话语规范。”
二、研究的逻辑起点
中西方“现代性”的模式和道路是不同的。中国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接受现代性的“后发外生”型国家。1840年鸦片战争后，以自我为中心的“古典性”话语体系在中国终结，在“现代性”由西方向世界普遍化的过程中，中国迫切需要世界范围内的自我认同。一方面，在西方海外扩张的压力下，中国必须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另一方面，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和理性之光使古老的中国认识到，只有摆脱弱者的地位才能不被世界“边缘化”。于是，“现代性”在中国的语境下有了独特的含义，即“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中国的现代性展开经历了技术主导、政体主导、科学主导、主权主导和文化主导的五次重心转移。
（一）大众传媒与现代性
事实上，上述主导重心的转移并非完全按照线性的发展过程进行，在同一时期，对现代性的不同诉求是相互交织、互为基础的。金耀基认为“现代性”的内涵包括工业化、都市化、普遍参与、世俗化等。其中“都市模式”导致了知识系统和媒介系统的成长；而“普遍参与”则包括政治参与和媒介参与。媒介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媒介的普及带来了思想的启蒙和社会知识的增长，公众通过媒介投身于社会的沟通网中，在媒介参与中体现了社会现代性的重要内涵之一：参与社会。媒介空间的形成是产生现代社会公共空间和舆论空间的前提。
大众传媒的兴起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最为重要的特征。报章杂志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反映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想变迁，是中国现代性的记录者和见证者；同时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体也通过其自身的文化传播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是中国现代性的启蒙者和参与者。
（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上海《良友》画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当时中国人口密集度和异质度最高的城市。据统计，1935年上海人口达370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000人。华界中，非上海籍贯人口比重达75％，公共租界中更高达79％。现代都市生活的绝大多数设施在19世纪中叶就已出现在上海租界：银行（1848年）、西式街道（1856年）、电报（1882年）、电话（1881年）、自来水（1884年）、汽车（1901年）、电车（1908年）。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
发达的商业和便利的交通为大众传媒的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大众传媒极为发达，有几十家广播电台、上百家电影院戏剧院、上千种报刊杂志、几万种书籍，构成了一个铺天盖地、无所不在的文化海洋。作为当时世界第五大城市的上海较早地感受了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形式。他们“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虽然相对于现代性的物质层面而言，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性不那么容易被接受，但对现代性的追求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它体现在大众传媒上就是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中国化想象”，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模仿和重塑。
《良友》画报（The Young companion）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大型综合画报。它创刊于1926年2月15日，诞生在大众传媒最为发达、城市文化极具现代性的上海。《良友》画报在上海发行的二十年间，共出刊172期，外加两个特刊，单期最高发行量曾达4万册，仅次于《生活》周刊，位居沪上杂志销量第二位。它关注国内外热点问题，引领社会潮流风尚，刊载过图片32000余帧，彩图400余幅，见证了上海乃至中国的风云变幻，是考察中国现代性特征的最佳范本。
《良友》画报在第一百期纪念特刊中写道：“《良友》无人不读：主妇、现代女性、工人、巡捕、老头子、掌柜先生、戏院的顾客、茶室里的茶客、学生、小学生；《良友》无所不在：在茶几、在厨房、在梳妆台、在收音机旁、在旅行唱片机上、在公园里；《良友》的读者不乏这样的名流：老舍、叶灵凤、张天翼、黎明晖、胡蝶、金焰……”
《良友》的读者虽然未必像上文所描述的那样广泛，但毫无疑问在刊物较为固定的读者群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应该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市民阶层。他们的价值观、审美情趣、行为模式往往成为其他市民效仿和追求的目标，由他们所形成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都市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心。
三、《良友》画报——现代性的想象
《良友》画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本大型综合彩色画报。图文并茂是它最大的特色之一。众所周知，图像比文字更加直观、易懂、更易广为传播。但是图像结构的不稳定性和释义的模糊性又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良友》画报就是通过对中西方图像的选择与展示来传递现代性的符码和信息，从而描绘出一幅现代性的想象图景。
（一）《良友》印刷——技术现代性的体现
《良友》画报用道林纸铜版印刷，封面采用套色照片，一经面世就大受欢迎。
1930年后，《良友》率先把图片的铜版印制改为影写版印制，销量直线上升。印刷技术的提高增强了《良友》画报的现代性质，满足了读者日益成长的审美需求。
《良友》画报的封面设计最能体现印刷和摄影技术的进步为画报带来的崭新形象。穿着入时，举止优雅的现代（摩登）女性一直是《良友》封面的主要人物，她们通常位居画面中央，四边配以手绘的花边图案，这是典型的西方绘画装饰手法。最初由于摄影条件的限制，图片背景虚化，人物和背景剥离，画面显得生硬死板。后来真实的背景取代了手绘的装饰图案，以家居为主的室内环境和以湖光山色、亭廊画柱背景的外景拍摄逐渐增多，人物与景色相互映衬，刊物的封面生动活泼、引人注目。《良友》的封面照片最初是套色的黑白照片，印刷不清晰，人物形象不突出。随着印刷技术和摄影技术的改进，封面改用着色照片，即先拍照，再人工绘色，弥补了拍摄时光线和色彩的问题，使照片人物富有立体感。应该说对于西方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利用是中国对现代性追求的主动选择，西方的“声光化电”是中国现代性想象的初始体验和美好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