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海升
在新闻学研究中，包括新闻史志研究在内的新闻史研究堪称最有学术含量的领域之一。事实上，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就是“从新闻史的研究开始的”。“在新闻传播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中国新闻史已经成为基础扎实、稳定发展的学科。”目前，史料搜集整理、史书编撰等新闻史学实践已经颇具规模，但是缺乏总结和升华。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对本学科历史资源的整理和发掘，否则，这门学科最终将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既有成果已经相当丰富、新闻学史界的反省已经启动的当下，对“中国新闻史”这一学科的学术史考察、即对“中国新闻史”研究情况进行研究的“新闻史学史”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本文试就这一新学术园地的开拓提出若干思考，以求教于方家。
一、新闻史学史的研究价值
反思是学科逐渐成熟的表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新闻史研究的反思就已经开始出现。包括方汉奇、宁树藩、丁淦林、赵玉明等老一辈学人在内的众多学者都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涓涓细水汇成江河，这种反思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回应。《新闻大学》、《新闻与写作》、《国际新闻界》等刊物也在不约而同地发表方汉奇、宁树藩、丁淦林、赵玉明等诸多学者的总结与反思。这种“井喷”式的集中讨论将对新闻史研究的反思推向高潮，极大促进了新闻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这些学术刊物以它们清晰的“问题意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并引领学术潮流，共同将2007年铸就为新闻史研究过程中值得纪念、不能忘却的一个年头。
当下的诸多反思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背景。“任何一门有着学术积累，体系成熟的学科发展，大致都要经历这么一种由研究到‘研究的研究’的学术探索路径。”就中国新闻史研究这一具体领域来说，它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积累。主要体现在：从形式上看，新闻史学著作的数量和新闻史学作品种类大幅增加；从内容上看，在不断总结的基础上，人们对新闻史的认识、对史学的认识都进一步深化；从功能上看，新闻史学对社会的作用不断得到加强。新闻史学取得的巨大进展为新闻史学史学科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必须指出，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学术研究的深化，新闻史研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人们对新闻史研究的体例、对象、视野、方法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困惑，对新闻史这一学术研究的“研究”的自觉意识还远不够充分，专门的新闻史学史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真空状态。因而，对新闻史研究的既有成果进行全面梳理，理性反思、系统分析新闻史的成就与不足，来推动新闻史研究的更高层次发展，是新闻史学史这一学科得以孕育的理由。
新闻史学史伴随历史研究、新闻史研究的不断深化而生，是跨学科的嫁接产品。自20世纪起，历史学研究的整体化和理论化趋势越来越显著。在不断涌现的新研究方法的推动下，社会史、文化史、心理史、城市史、家庭史、口述史等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不断形成。这些分支学科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成为当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因历史学在高度专业化的基础上得到空前发展而被誉为历史学的世纪，而历史学在20世纪则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新史学思潮的勃兴、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驱使史学研究进入了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也在客观上推动新闻史学界进行反思和转变。
新闻史学史这一学科的设立，可以从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史学史”的形成过程中汲取养料、获得启示。在历史学领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就史学研究而进行研究的史学史学科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但在实际上，对史学进行总结、反思的“史学史”因素很早就产生了。史学家重视史学的总结，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学家的史学总结和历史总结的意识早就存在。中国杰出历史学者，都十分明了史学发展的历史。司马迁对先秦秦汉之际史学的评析，班彪、班固父子对《史记》的评论，范晔对司马迁和班固的评价，都体现了这种总结意识。而魏晋南北朝期间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隋书·经籍志》和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都是这种史学总结的经典性文献。很难想象，一个历史研究者若连前人的史学成果都缺乏关注，对前人之得失都不了解，将如何将史学研究予以深化。在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史学史”这一概念被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的产生，既为中国史学近代化所必需，又是史学近代化的必然结果之一，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梁启超是最早明确将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提出来的学者。
1901年、1912年梁氏先后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这两篇文章，打破了存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正史话语体系，吹响了史学革命的号角，将中国史学推入一个新时代。在1926至1927年间撰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他首次提出“史学史的做法”，说：“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有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以为“中国史书既然那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它，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构想，说：“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梁氏的这个提议，打破了长期以来史学史自发存在的局面，开始将它纳入学科建设的轨道。此后，经过一些著名史学家的倡导和努力，史学史研究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30年代，中国史学史专著虽未出现，但大量的史学通论著作中大都包含史学史的内容。另外，在一些学术史类的著作中，史学史的内容也占有一定的篇幅。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而20世纪40年代初，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分别于1941年、1942年、1943年先后出版。其中金毓黻著《中国史史》容较为详尽，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在此前后，傅振伦的《中国史学概要》、蒋祖怡的《史学纂要》、方壮猷的《中国史学概要》、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周谷城的《中国史学之进化》等，也都属于中国史学史领域的重要著作。
以这些著作为标志，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这一历史学新兴分支学科的产生，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历史研究自觉性达到新的高度的表现，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史学逐渐自觉和自律的趋向。
与史学史研究逐步取得独立学科地位的历程相类似，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人们对新闻史学史的研究也逐渐启动。方汉奇、宁树藩、丁淦林、赵玉明等老一辈学者在回顾新闻事业史研究、新闻教育史研究的过程中发表了不少简要的梳理性文章，并作了若干总结，堪称筚路蓝缕的拓荒性文献。近若干年来，除了方汉奇、宁树藩、丁淦林、赵玉明等先生的个人文集中收入相关文章外，徐培汀教授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与裘正义合作，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党建读物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李秀云博士的《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此前胡太春曾著有《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谢鼎新博士的《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几部书稿从学术史层面对中国新闻学的渊源、发展历程做了系统的梳理；丁淦林、商娜红主编《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则是一本“学案式”的带有研究性质的学术研究资料集，为读者集中了解新闻传播学经典文本提供了工具。这些著作堪称新闻学术史的开辟性著作。同时应指出的是，前述著作虽然也对新闻史研究的进展多有涉及，但并未能使新闻史学史这一学科在新闻学领域取得独立地位。因为尽管新闻学术史与新闻史学史都属于学术史研究，但是二者并不能画等号。前者的研究范围包含诸多新闻学研究领域，范围要宽大得多；而新闻史学史是专门就新闻史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学科。而200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之徐培汀教授著《新闻史学史卷》是第一部以“新闻史学史”这一概念明确命名的著作，该书对新闻史学史上的相关代表性成果进行了介绍、评价，描述了百年来我国新闻史研究发展演变的基本历程，系统总结、评介了百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重点考察了1978年以来近30年的新闻史学研究，并在世界新闻史研究范畴内作了考察，详尽叙述了方汉奇、宁树藩等40多位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研究情况，内容包括新闻史发展的分期、各时期新闻史的研究特点、各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代表性的新闻史学者以及他们的成就、贡献和影响、不足和阙失等。尽管这一初创性的著作还存在一些遗憾，但笔者以为，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为“新闻史学史”正了名，使“新闻史学史”在“新闻学”与“历史学”之间取得独立地位立下了一块界碑，为推动“新闻史学史”这一学科走上学术舞台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价值不可磨灭。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新闻史学史研究的深化，新闻史研究将以新的姿态矗立在未来的学术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