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体中国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并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这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由衷的愿望。作为有着五千年光耀人类历史的灿烂文明的古国，中国正期待着文化的复兴。人们普遍认为，经过“站起来”、“富起来”之后，“强起来”成为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世界强国是国家意义上的民族复兴的目标。所以，我们要埋头苦干，不断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牢牢抓住发展这个主题，稳步提升国力；我们要韬光养晦，扩大政治影响力。然而，世界强国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军事意义上的强国，更指文化意义上的强国——“文化强国”。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强文化建设的力度，使中华文化取得与世界其他国家同等的话语权、决定权。在振兴中华文化方面，我国的广播电视应该是急先锋。广播电视工作者要倾尽自己的热情，竭尽自己的才华，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不仅如此，我们不能坐等人家走进来，我们自己也要主动走出去，让浸润着博大精深、厚重大气的中华文化的钟吕之音响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全世界都能听到中国的声音，让全世界都能看到中国的形象，让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让全世界都能领略到中华文化的神奇魅力。
广播电视要深刻领会民族文化的精髓，要反映民族文化的水准，要承担复兴民族文化的重担，要展现民族文化的风采，要广泛传播中华文化的影响。广播电视，任重而道远！
广播电视只有正视自己在继承和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不足，才能尽全力去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悉心学习，认真继承，全力弘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倾尽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是我们对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缺失现象进行反思的又一个背景。
综上所述，对广播电视人文精神缺失的现象进行深刻反思，全力探寻其内部规律，努力寻找其重构途径，重新建设语言传播的精神家园，已经刻不容缓了。
二、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缺失
如今，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缺失已不再是危机的预警，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第一，引导失当。
广播电视最主要的功能与职责就是宣传，世界各国的广播电视在这一点上都无一例外，不同的是为谁宣传、怎样宣传，宣传手段和技巧有高明和平庸之别，表现方式有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和半遮半掩、羞羞答答之分。“美国之音”工作人员守则的第一条就是：凡本台工作人员必须持国务院观点，否则请你走人。那观点已非常鲜明，而绝不像它在节目中所“宣传”的那样：“本台力求完全客观、公正”、“以上评论只代表评论者个人的观点，而不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
宣传，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相信并乐于接受，进而行动，这就是引导。我国的广播电视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这一点是明确、鲜明的。我们认为，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实践中的“引导”应该是广义的，应体现在生存的、价值的、政策的、审美的、文化的等方面。“导向正确”是我国广播电视的一大成就和优良传统。现在的情况也当然如此，但这只是指总体，在某些节目及一些主持人的语言传播中，却存在着引导失当的现象。
1.人生态度引导失当
每个人的生存状况、生活方式、生活理想是不一样的，但人们生活的态度在总体上应该是乐观开朗、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这是每个个体人文精神的出发点。语言传播要“鼓舞人”，不仅要用明达的政策与大好的形势鼓舞人，还要倡导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帮助人们克服消极悲观的生命取向，张扬生命的内在活力，引导人们活出精彩。但由于有声语言所独有的创造性，在传播实践中，同样的内容，用不同方式表达，却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在一些节目中就存在着这种现象。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的《不老人生》曾讲述一位叫王吉东的双目失明的老人及其家人的故事。他们不向命运低头，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勤奋劳作，活出尊严，活出亮丽，活出色彩，活出质量。解说的总体色彩应该深沉含蓄同时又要昂扬向上，给人以力量。而在播出的节目中，传播者却以哀痛甚至略带绝望的色彩去讲述，以下面这段为例：
生活就像爬大山，对王吉东来说，真是一点不错。这夫妻二人互相依靠，组成了牢不可分的共同体，沿着生活崎岖的山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过去。
解说者把“爬大山”、“一点不错”、“崎岖的山路”、“爬过去”表现得气衰声咽、悲痛欲绝，给人以痛苦挣扎、无可奈何之感，掩盖了主人公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削减了积极进取的生活热情，完全丧失了创造生活的人生意义，与主题及人物的精神风貌背道而驰。产生这样传播效果的原因，一方面是创作主体本身的生活态度消极；另一方面，这种表达方式可能是创作主体的一种创作追求或个人偏好。这种态度如果只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很可能会影响亲人朋友，但那影响毕竟有限，但当其进入大众传播领域，被强大的电子媒体广为传播之后，其消极影响的范围就扩大了。
2.生存境界引导失当
我们认为语言是人的生存现实的反映，即语言的根本属性是其人文性。语言折射着人们的“生存空间”和“规范空间”、“审美空间”。语言传播应该完全摒弃生存空间的切近随意、芜杂散乱，及其天生的地域性、私密性，而撷取其亲切平易、丰富灵动、鲜活生动，进入到规范空间的庄重规整、落落大方、胸襟开阔、普适宽广、共鸣共享，追求审美空间的音韵优美、蕴藉深远、言简意赅、辞约义丰。这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特点、主流、责任。但在目前的语言传播中，满足于“平民化”的“自然”与人际交流的“随意”，满足于对生活原生态原封不动的摹写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自然谈话”、“说自己的话”、“引入人际交流”成为一种时尚。有些人反感规范空间的时代呼唤、契约拉动、高瞻远瞩，有些人甚至以模仿更“自然”、更接近生活原生态的港台地区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及其风度、格调作为语言追求乃至生存追求。至于那有声语言的音美、情美、形美，那民族语言的韵律与意境、风格与蕴藉、文化的深度、历史的厚度、时代的高度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人们更向往和崇拜的是新奇的句式、复杂的修辞、“高深的文化”（泛文化）、“精细的思维”、“绝佳的素质”、“专家学者的类型”，甚至于“记者的出身”、“采编播的合一”。
“口语至上”是人生存境界的浅化、低化、退化，当它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而变成众人的人生诉求的时候，就会使人感觉：似乎人生当如此，无复他求，甘心居于个人存在的狭小世界，不能领略广阔世界图景的波澜壮阔与开阔胸襟，远离高远人生境界的畅达与澄明。
滋生“口语至上”语言观、文化观、生存观的土壤是几千年小农经济的狭隘目光：人被固定在土地上，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交流范围狭窄、自给自足；催生这种满足于人的生存层面的随意与芜杂的因素，还有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主张“解构”“意义”，放弃“理想”，逃避“崇高”，拆除艺术与非艺术、美学与非美学、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界限，所以，生活的也就是艺术的，艺术并不比生活高明，主持人并不比受众高明（不论是“身份”还是语言功力）；西方发达国家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兴起的所谓“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也是使语言传播满足于生存空间狭隘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大众文化”并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确指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而主要是一种消费文化。它以市场为依托，以娱乐为主要功能，以现代化的生产和传播手段为基础，面向“有足够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大众文化”倡导的是消费观念，不仅消费物质产品，而且也消费精神文化产品。作品大多为即时消费，用完就扔，只图当时快感，并不想回味无穷、追求不朽和永恒，其结果就是“语言自来水”和“文化麦当劳”。它不求高深的学问，也不受制于崇高的理想，没有心灵的重负，只求快乐。受众丧失对高深智慧、高尚精神、高远境界的向往，而满足、陶醉于声色犬马。商人与明星联手向大众抛媚眼，受众喜欢什么就提供什么，大众喜欢感性快乐，他们就生产之而不惜降低格调与情趣。对低水平生存状态很满足的最终结果就是受众对人存在的现实感被消解：“大众文化有效地取消了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现实处境的实际感受，同时也使人们将对于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遗弃在那些灾变的影像奇观和天道有常的幻想之中。文本中那些欢声雷动的场面是公众廉价的避难所，它是一种逃避，而且不只是逃避现实行动，也是逃避对于现实的思想。”
3.价值引导和精神引导失当
这里所说的“价值”是指广义的价值，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想道德等。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要宣传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无私奉献的价值观，要全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大力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尤其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正常秩序的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公民道德。要加强对广大青少年的人生理想、生命追求、是非爱憎、思想道德的引导，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和人生境界、生命境界。主流是正确而鲜明的，但在语气等具体细节的处理上，在可感、可亲、可近的效果体现上，在精神精髓的传承上，却有失精当，比如，有主持人大肆宣扬一夜成名的名人，大肆渲染某明星的广告费是多少，一场晚会要换多少件衣服；说起“大款大腕”、“款姐富婆”豪奢气派、挥霍无节的时候，心驰神往、目眩神迷；说起歌星、影星、球星的些许琐事、生活细节、兴趣爱好、恩恩怨怨、爱恨情仇时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而在宣传生产战线上先进人物、劳动模范的高远思想境界时，在宣传贯彻党的方针路线的先进典型时，在灌输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时，却言不由衷，蜻蜓点水，生硬外在，疲于应付，过口不过脑，入耳不入心，形式大于内容，矫情胜过真情，被动多于主动，外放大于内省，重复大于创造。
“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价值引导和精神引导的失当、乏力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轻则不能有效地扼制思想道德的滑坡，重则亡党亡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方面前苏联的教训可谓切肤、痛心、惊心：“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对党内、国内思想混乱局面的应对乏力，对西方恶意渗透的听之任之，终于导致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解体，几代人经过不懈奋斗积攒下的70年积业毁于一旦，昔日的“两超之一”，今天已彻底沦为一个二流大国。
“没有一个真正优秀的民族，不在经济勃兴的同时，开展出色的人文精神和价值体系的创造，并使之化入自己民族血肉和灵魂中，作为精神形态的生命线的。这大概就是《易经》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要义所在”。我们不妨去看一下美国的情况：20世纪前期，美国经济崛起，但尚未建立起文化上的优势，没有成为一个文化上的强国。在欧洲人的眼中，美国的文化品位始终是“逃学顽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罗斯福（FranklinD.Roosevolt）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演讲的时候强调，要把“我们的文化中那些经过烈火考验的精华传给青年一代”，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生命得以延续”的问题。“二战”后，美国斥巨资、巨力投入到他们“美国学”的研究和建构中，从历史渊源和文化结构诸层面阐释他们的“熔炉文化”和“清教—扬基（Yankee）精神”，建立起一套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的人文价值系统。如今，其价值观念与文化产品一起，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地。这种文化优势使得原来瞧不起美国文化的欧洲人为之侧目，并不得不加强文化自卫。在这方面，法国的反应最为激烈，所采取的措施也最为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