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全面建设时期
1.新闻事业概况
随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新闻事业也在不断发生变化。1958年“大跃进”，出现了全国大办县报的局面；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纸张供应吃紧，有些报刊不得不合并或者压缩发行量。经济调整完成之后，报纸的数量才又缓缓升上来。60年代初，党和政府仍十分重视充实人民的精神生活，把报刊、广播、电视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当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一些著名的老报人带头在报刊上开辟专栏，撰写文章。新闻工作者除了坚持学习政策外，还重视学习文史知识、研究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在各新闻单位的学习会上，在《新闻业务》及一些单位的内部刊物上，都曾经研讨过不少新闻理论与实践问题，如新闻的真实性、指导性、新闻采访与写作、副刊编辑等。新闻事业在探索中前进，有了新的发展。
1960年起，在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大局下，我国新闻事业进入调整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总结经验教训，成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从“大跃进”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教训中，新闻工作者普遍认识到，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认真学习理论与政策；汲取1958年的经验教训，更加认识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各新闻单位把开展调查研究作为搞好宣传报道的关键。许多报纸成立了专门机构，拟订计划，列出题目，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由于调查研究的开展，新闻工作者的作风更加踏实和深入，来自第一线的新闻报道相应增多，“第一手材料”受到普遍的重视。
广交朋友，也是这一时期新闻工作者的任务。许多记者在广交朋友上下了很大工夫。有的深入基层，同工农群众生活在一起；有的为了同名家打交道，自己先刻苦学习，占有资料。
宣传先进典型，是党的新闻工作的传统办法。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事迹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60年代的典型宣传，比以往声势更大、更为集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雷锋、大庆、大寨和焦裕禄。与先进典型宣传相辉映的，是歌颂社会主义祖国与新道德、新风尚的宣传。
2.新闻界代表人物
（1）郭超人（1934～2000年），湖北广济县（现武穴市）人，历任新华通讯社西藏分社、陕西分社、四川分社记者、副社长、总社秘书长、副社长等职务，中共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作为有影响的世界性通讯社负责人，郭超人曾任第九届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通讯社组织主席。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刚刚走出北京大学校门的郭超人选择了雪域高原西藏开始他的新闻记者生涯。
50年代，他记录了西藏百万农奴反抗农奴制的翻天覆地的斗争。60年代，他在珠穆朗玛峰记录了我国登山健儿第一次把五星红旗插上地球之巅的壮举；“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陕西采写的长篇报告《安康调查》，揭露了当时农村工作“左”的弊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写的有关四川农村的调查报告《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中，对农村阶级状况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受到思想理论界的重视。70年代，他记录了亿万人民在驯水征战中创造的可歌可泣的业绩。80年代，他记录了“四人帮”一伙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庄严一幕，讴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90年代，他纵览世界风云，对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闻秩序提出了一系列创见。他的新闻名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时代的风貌，描绘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显示出长久的生命力。
郭超人生前曾经说过：“党和人民给了我足够的机遇，使我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逐步成长。”他在44年的新闻生涯中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新闻作品，分别结集为《向顶峰冲刺》、《西藏十年间》、《万里神州驯水记》、《时代的回声》、《非洲笔记》等。他的新闻论著《喉舌论》，凝结着他对党的新闻工作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世界性通讯社实践的思考与探索。
（2）郭梅尼，女，1935年2月9日出生，湖北省孝感县人。1953年踏上记者之路，担任《中国青年报》记者。她既没有上过大学新闻系，也没受过任何新闻专业训练，仅仅在青年团武汉市委当过一年多团干部。但她在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摸索，成为我国通讯写作的名记者。她历任《中国青年报》记者、记者部主任，《科技日报》编委、记者部主任等职务，曾兼任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等职。
郭梅尼长于采写人物通讯，主要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和《科技日报》上，其中如关于张海迪、钟铧、刘玲、袁和、曹雁、徐效钢等的人物通讯，在青年中都产生过强烈反响；关于名科学家茅以升、钱三强、杨乐、张广厚等的文章，在社会上特别是科技界获得很高的评价。这些作品，有的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有的获国内外好新闻奖，有的被多家报刊转载或收入文集出版，还有的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代表作有《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一个普通的灵魂能走多远》等。她先后出版了人物通讯专集《勤奋出天才》、《我的记者之路》、《人生当架几座桥》、《桥梁专家茅以升》等，主编《中国女院士》、《通往科学家之路》丛书、《奋斗》等。她因成绩突出而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首批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首届范长江新闻奖等殊荣。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开始，我国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新闻事业遭到严重摧残，《解放日报》、《文汇报》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支持下的造反组织夺权。《新民报》在“四人帮”的摧残下被迫停刊。接着，《青年报》、《新少年报》停刊。而许多造反组织趁社会动乱纷纷出版报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出版《工人造反报》，以复旦大学“红革会”为主的造反组织出版《红卫战报》。其他还有刊期不一、大小不一的各式小报，都是类似呼喊“打倒”、“砸烂”和“夺权”等政治口号的传单。这些报刊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大多自行解体或停办，只有一家由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于1973年创办的期刊《学习与批判》，出版至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时停刊，该刊在“文化大革命”中借宣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反革命叛乱服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四人帮”操纵的新闻宣传，违背党心民心，遭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反对。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危害多年的“四人帮”。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人心大快，一片欢腾。10月20日起，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盛大的游行庆祝会，各新闻媒介都作了大规模的、极为热烈的宣传报道。拨乱反正，清除“文革”中的极“左”思想影响，成为新闻工作的首要任务。
四、改革开放时期
1.新闻事业概况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束缚，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的新闻事业相应地也进入到全新发展阶段。
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新闻界开始旗帜鲜明地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在报纸、广播、电视领域进行拨乱反正，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导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这次讨论中，新闻工作者在思想上得到了大解放，积极用自己手中的笔配合报道，并且加强了经济改革的宣传报道。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的改革，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抓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讲话和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空前的社会变革也为新闻工作全面深化改革带来了机遇。
新闻界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出现了新的变化：
第一，根据中央确立的改革开放方针，加强经济改革的宣传报道。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新闻事业的发展，经济报道成为各个新闻媒体的主要内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开始的，各新闻媒介展开了对农村生产责任制的重点报道，向农民全面系统地介绍农村生产责任制，消除一些人的怀疑情绪，有力地配合了党在农村进行的经济改革。
第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新闻界的报道范围越来越宽。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新成就及时进行宣传报道，积极利用新闻舆论工具推动民主与法制建设，恢复并加强批评报道，并于1987年开始了深度报道，把新闻报道引向纵深层次。
第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改革开放中新闻宣传的重要内容。新闻界根据一个时期的思想倾向，发表文章，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帮助人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分清是非，针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四，1990年以来，新闻界在宣传上以“团结、稳定、鼓劲”为基调，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在一系列重大活动、重大事件的报道和日常宣传中发挥了信息量大、传播快、覆盖广、形象生动的特点和优势，成功地组织了一些有声势、有成效的宣传报道活动。
改革开放时期，新闻事业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各新闻媒介日益重视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推动新闻事业向更完善的方向发展。按照新闻规律和特点，充分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和信息服务功能，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做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起到联结党、政府和人民之间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2.新闻界代表人物
（1）艾丰，1938年生于河北省玉田县。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1～1978年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1981年获新闻硕士学位。1978～1995年在《人民日报》社历任编委、经济部主任。1996～1999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从1999年起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此外，艾丰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名牌培育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工业联合会、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财贸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等院校教授、研究生导师。
艾丰曾获得我国社会科学著作最高奖——吴玉章奖和我国新闻记者最高奖——范长江奖。已经出版的著作有《世纪宏论》、《中介论》、《三做谈》、《古今说》、《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经济述评自析集》等15部著作。近年出版的25万字《名牌论》是国内少见的一本系统论述名牌的专著。
（2）南振中，新华社记者、社总编辑、党组副书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河南灵宝人，1942年5月生。197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8月到新华通讯社从事新闻工作。历任新华通讯社山东分社记者、分社副社长、分社社长。1985年调新华总社总编辑室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起任新华社总编辑室总编辑。1993年4月起任新华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兼总编辑室总编辑。1996年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00年6月任新华社总编辑。曾多次组织指挥重大新闻报道工作。任中共第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出版的主要作品集有《农业生产责任制》、《我怎样学习当记者》、《记者的眼睛》、《记者的思考》、《南振中作品选》、《记者的发现力》、《记者的战略眼光》等。1984年被全国记协授予“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1991年12月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
（3）甘惜分，1916年生于四川省邻水县，21岁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和晋西党校担任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1945年调新华社任记者。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年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甘惜分在该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论争三十年》、《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撰有论文《对立统一规律在我们笔下》、《争议有益于新闻科学的发展》、《传播：权力和权利的冲突》等。
甘惜分从事新闻教育工作30余年，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名师出高徒，几十年来在他的严格培育下，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有了如童兵、刘建明、喻国明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和学者。他的许多学生现在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实务工作的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