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力量在改变节目常规的过程中是一把双刃剑。市场压力所带来的对收视率的追求，以及“大众媒体一向流行的一体性大众化思维定式”和“等级意念”（南，2006）使得大量节目呈现娱乐化倾向。与之相关的，是庸俗化和低俗化。广电总局多次下发文件、召开会议，希望扭转电视节目中的“低俗化”倾向。与此相呼应，中央电视台还提出了“绿色收视率”的概念。前者关注的主要是节目中的泛娱乐化和低俗化倾向，而后者在应对这一问题的时候，使用的依然是一种市场化的概念，立足点是创造一种“健康”的市场环境，至于电视是否有助于创造一种利于大众深入思考的“公共空间”似乎并没有成为问题的核心。
对趣味性和故事性的追求，应当说是新闻媒体的一种专业化体现，寓教于乐而不是说教，才能够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视节目中所出现的对于奇闻趣事的报道，或者对于事件情节的“渲染”，只是一种传达主旨的手段。而低俗化、庸俗化或者泛娱乐化的倾向，与其说是渲染细枝末节，倒不妨说是拒绝深入思考，导致的结果是公众在电视机前“娱乐至死”，而不是培养公民对问题的思考能力。因此，在节目从形式到内容“克隆”成风的时候，收视率不管被染上哪种颜色其实并不重要，问题的核心在于政策和文化为电视节目的生产提供了什么样的环境，在电视台的议事日程上，什么样的价值理念被认为具有优先地位。在一种终极价值标准仍然模糊的状态下，电视台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实体，显然会选择在“政治风险最小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凌，2006）这在《当代工人》节目生产过程中对选题的选择、话题的切入点以及对整体意义的确定过程中都能够得到体现。一个在主流话语空间内不具备话语权、在经济和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阶层，以及有关他们的可能是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话题，在政治上风险增大，在经济利益上被认为不具有市场价值（既不是二八原则所追求的具有购买力的群体，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时候也不会带来高收视率）。《当代工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同样也归入了“弱势”的群体。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节目的存在本身降低了电视台的政治风险，足以证明电视台的政治正确性，但将之安排在什么时间段，则是“可以商量的”。
在竞争激烈的电视市场中，《当代工人》这样的政策保护性栏目处于尴尬的境地而无可逃遁。作为一种政治象征，“唯一的”工人栏目“需要”存在，但是保护的手段也是“象征性”的。虽然栏目不进入收视率排名，不会被“末位淘汰”，这种保护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栏目和人员的生存环境和制度保证上，保护性栏目与其他非保护栏目其实差别并不大。某些受到市场驱动但是打着“贴近观众”口号的做法，不但改变着节目制作的“常规”，同时也导致传媒自身社会象征地位的下降。在市场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压力下，《当代工人》既有打擦边球的冲动，又必须强调其政治属性。为了寻求突破，节目中“工人”形象不断被重新定义，变动不居。在“政治正确”范围内突破点不多的情况下，“利益最大化”自然成为节目生存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而一个更加宽泛、意识形态色彩不再浓厚的“工人”群体形象，以及一系列的表现框架，由此在宏观政策语境和微观经济机制的双重压力下形成了。
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电视台的扩张和收缩是提升竞争实力的一体两面。在赢利模式没有重大突破之前，扩大市场份额依然是最重要的目标；同时电视台对节目的资源投入有所侧重，名牌栏目被认为是电视台扩大影响和广告收入的主要支撑。根据统计，中央电视台90％以上的广告收入来自只占栏目总数10％左右的名牌栏目。与投入的资源相一致的是，名牌栏目也被寄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管理部门也希望这些名牌栏目能够更好地传达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另外一些受众面较小，但是能够表达文化多样性，以及像《当代工人》这样具有特殊政治色彩的节目，是党和国家更集中体现意识形态、维护社会稳定的窗口，也是电视台用以证明其政治合法性和社会责任感的标志。作为公共电视机构的典型代表，英国BBC虽然面临着越来越强劲的商业竞争压力，但是维护文化多样性始终是其标榜自身社会责任感和“引导公众”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有一套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架构，这是用以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框架。也正因为这一点，《当代工人》能够成为一个“政策保护性节目”。但是这种保护，在具体的实现方式上，并没有脱离商业化浪潮，而是同其他的非保护性节目处在同样的环境之中。明确的政治标杆作用和实际操作所面对的市场竞争，导致《当代工人》在十年间出现了诸多不适症状。对工人群体的再现，发展到后期几乎是以一种无序的状态达成与宏观文化背景和政策走向相一致的结果的。
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下，无论是从党和国家，还是电视台的角度考察，政策性节目的维持都具有维护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作用。电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但是媒体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应被忽视。既然政策保护性节目的存在，及其政治正当性和重要性得到了承认，那么它们也许应当得到一个更好的指引，在资源上得到更多的保障。在“工人”更加务实地面对自身身份认同转变的同时，表现“工人”的节目也应当得到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导和资源扶持，成为一个真正能够引发思考、提供信息、提升价值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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