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科目得以获准开科，并非偶然。道光中叶以来，倡设科目已历四朝，延绵56年之久。严修上奏正值甲午战后朝野救亡呼声强烈，人才需求迫切之时，清廷不能不有所动作。年轻的光绪帝博览各国改革之书，有意进取。甲午战后的两三年间，朝野上下，改革科举的诉求不断，前后连贯呼应，形成舆论强势，并上达天听，持续地直接影响最高当局的决策。建言者的身份也与此前有所不同，既往倡设实科者多为疆吏朝臣，或有趋时好名之嫌。而严修作为贵州学政，是清廷派往该省主持学务及科举事宜之人，对科举利弊的观察及人才现状的估计较为深切。贵州为偏远小省，本非战事频繁或洋务兴盛之地，设经济科的建议出自于此，足见人才需求问题的普遍与严重。与此前各奏章相比，严修所提建议更为具体，从科目名称以至考试内容和程序，皆可操作。考试科目按传统分类，考试场次的安排，则不仅体现了经济科目的特点，还兼顾原有科举考试的经典内容四书文，趋新与固本兼而有之，符合中庸之道，人们易于接受。
然而，经济科目考试尚未开科，八股程式化的影响已经袭来，有违倡行者去浮躁文风，求实际学问的初衷。1898年3月陈锦涛致函汪康年，抱怨道：“现开经济特科、岁科以求人材，然科未举行，辑录西学皮毛，便于抄拾之书，如《时务通考》等已出，则鱼目杂乱，侥倖门开，则人材亦将不可得矣。盖中国所考实学之策论，多是问其名目耳。若有名目之书查检，则曾学者与未学者不大可分矣。”陈锦涛希望汪康年通过所办报纸提醒出题者，考题应该真正能够检验所学，“总期于皮毛书中不可检得为妙，然后真材可得”。为了避免穿新鞋走老路，重蹈八股覆辙，1898年4月，浙江巡抚廖寿丰鉴于科考用四书文命题，所学无济实用，提议：“今既名曰经济常科，似莫若按照特科六事，径由学堂选举”。要求摒弃旧的形式，直接以新形式表现新内容。
尽管清廷正式批准增设经济科选拔人才，可是全国各地新式教育程度不一，因此执行情况参差不齐，整体而言不尽如人意。1898年4月，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在片奏中提及：“现议经济岁科，专就学堂录送，而各省学堂除直隶、湖南、安徽等省外，尚未推行。”即使办有学堂，具备参加经济科岁科考试能力和条件的人员也寥寥可数。准设经济科目仅仅五个月，便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经济常科被以改试策论已通归一律为藉口取消。1898年6月30日上谕：“御史宋伯鲁奏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生童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一折。前因八股时文，积弊太深，特谕令改试策论，用觇实学。惟是抡才大典，究以乡会两试为纲，乡会试既改试策论，经济岁举，亦不外此，自应并为一科考试，以免分歧。至生童岁科试，着各省学政奉到此次谕旨，即行一律改为策论，毋庸候至下届更改。”其后，清廷催促各地推荐参加经济特科考试的人员。
1898年7月13日，总理衙门与礼部议复经济特科章程，认为“所拟章程六条尚属详备，即着照所请行”。“着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各举所知，限于三个月内，迅速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奏请考试。一俟咨送人数足敷考选，即可随时奏请定期举行，不必俟各省汇齐，再行请旨。”然而，未等上谕规定的三个月期满，“百日维新”已经夭折，作为变法措施之一的经济特科考试，被慈禧以“易滋流弊”为由，即行停罢。
新政复行后的1901年6月3日，清廷颁布“照博学鸿词科例开经济特科，于本届会试前举行”的上谕，要求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出具考语，对“志虑忠纯，规模宏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即行保荐。不过，从政务处的奏报可知，“经济特科之举，奉旨将及一年，仅前广西巡抚黄槐森保荐一人，前安徽巡抚王之春保荐四人，其余未有应诏书者”。显然，经历了戊戌维新到庚子国变的一系列惊涛骇浪，朝臣疆吏仍然心有余悸，在摸不准当朝执政趋新还是守成的意向之前，谁也不敢贸然行事。此外，经济特科选举方式的设计也存在明显问题。例如应考者要三品以上大员的举荐而非自由报名，如此高的门槛，使得大批出身寒门，家庭背景缺乏官宦关系的有志之士被拒之门外。据统计，应试者中有三分之二为进士与举人出身，有官阶者的比例亦占三分之二。经济特科开科后的实际操作，显然不能适应整个社会日益高涨的兴学热情和人才需求。
其后政务处所拟经济特科考试章程，较前降低了原定推荐的层级，并相应扩大了范围，自京官五品以下、外官四品以下均可参加，但清政府偏重于被举荐者的品行而非学识。考试的内容，“经济特科自无庸试以诗赋，应请第一场试历代史事论二篇，第二场试内政外交策两道，以觇学识，劣去浮华”；考试的形式，也与科举有所不同，“但期字画端整，无庸刻意求工，并准其添注涂改所用试卷，”且可“照乡、会复试卷式酌增页数，俾得畅所欲言”，确有开新气象。可是考试后所授出身及实职，暂无定章成例，“均于引见后恭候圣裁”。
1901年7月19日，清廷颁发上谕，对有人举报经济特科推荐中出现徇情保荐之事予以警诫，强调秉公荐贤，严杜请托，“岂可仍狃夤缘积习，瞻徇保荐，滥竽充数，致负朝廷求治作人之至意。”并明文规定，根据所保人的情况，对保举人实行责任追究，“即以所保之是否得人，定其功过，毋得滥保非人，自干咎戾。”由于应考者的资格条件规定不合理，保举人与被保举人的关系十分微妙，因此，经济特科尚未开考，京师内外便暗流涌动，相互角力，保举之事成为政争及攻击对手的工具。
经济特科从倡议至实施，延绵数年，几经波折，最后取录一等9名，二等18名，任用时并无特别优遇。从朝廷引见后的安排来看，与历科进士相比，对经济特科人才并无特殊安排，甚至与咸同时期的一般保举案例相比，其拔擢的程度亦并不显示优势，似乎难以感受到“破格”的待遇。因此，作为改革措施而言，经济特科的开设及举行，虽然对期待朝廷于改革有所呼应者似有一定鼓舞作用，但对于整体制度改革来说，却不具备应用推广的现实性与持续性。更由于此次经济特科举办过程中，对应试资格的规定过于狭隘，限制相对严格，而其中诸多官场倾轧和难以为人所知的内幕，更使人望而却步。因此，它并没有真正起到趋新人士所冀望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人们对经济特科的期待，与实行效果反差明显，使这次老树嫁接新枝的尝试，收效远远不如预期。
四、从补天到拆庙
经济特科获准实行以后，增广科目以推进科举改革的建议不断呈报朝廷。1901年袁世凯奏请“另增实学一科，即将旧科所减之额，作为实科取中之数”，然该折奉旨留中。1903年7月，都察院兵科给事中徐士佳上奏，请顺天乡会试自明年起，“增设兼通洋文中额，以广造就，而应急需”。为鼓励培养翻译人才，“凡应试举子有兼通洋文者，于试前一月由外务部出示，招考该生，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将兼通何国文字先期由该部定期考试，点名时出结，……酌照大考同文馆学生之法，当堂考试弥封试卷，”名曰译生。徐士佳此奏，朝廷颁旨由有关部门议覆，枢廷中竟然有人怀疑“该御史请定洋文中额，恐中学未深，精通洋文，藉此希图幸获，所请应毋庸议”。故朝廷最后的答复，否决了增设译生的呈请，不准在科考之中给予此类考生以对口检测而获得出身的机会，只是应允对有外语特长的举人，在会试之后可报呈礼部，如该考生考试未能中进士，即送外务部考试录用。
继徐士佳请增译生中额之后数月，御史陈庆桂又在《奏请慎择出使随员折》中提出了在科举考试中设置外交特科的建议，政务处议覆该折时强调：“现在科举改章，专重时务。京师复奏设仕学馆，讲求内政外交之学，数年以后，自不乏可用之才。若再另设特科，转致分歧。出使保奖，本有限制。各该员远涉重洋，同系奉差。若分别异常寻常，似不足以示鼓励。所请均毋庸议。”朝廷同意了政务处意见，否决了设立外交特科的建议。
由此可见，由于清统治者对增设应用技能中额的建议，屡次明确拒绝，而趋新人士翘首以待的经济特科考试与引见，并未给予特别优待，彻底堵住了沟通学堂与科举之间融合的渠道。恰在此时，科举考试冲击学堂教育，干扰学堂发展的消息频繁传来，利弊相权，通过科举制度自身更新的尝试，由于经济特科的举办以虎头蛇尾告终，以及徐士佳请增设译生中额、陈庆桂设立外交特科的再度受挫，而不复被人们所期待。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有人已一针见血地指出：“科第之不得人，咎在有科无目。”这也是当时趋新人士的共识。因此，增广科目，讲求实学，拓宽取才途径，便成为历来议改科举的重要取向。道光中叶以来至光绪末年，议改科举的诸多奏章异曲同工，无论广科目还是开新科，均旨在面向实际，接纳实学乃至西学，让取材标准多样化，使培才与抡才适应社会需求，以挽救严重的统治危机。本文所涉此类奏章数量已达18份之多。但由于甲午战前的建议往往过于抽象空泛，着力于阐述调整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缺少操作性的具体办法。新旧人才标准如何调适，具体操作怎样安排，始终缺乏深入研究。而各种方案的提出，相距时间较长，过于分散，难以形成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讨论与决策。更为重要的是，统治集团的观念更新滞后，礼部等主管科举事务的机构，意识与行为守旧，恪守夷夏之大防，不愿改变成法，阻挠变制。即使是统治集团中比较开明的总理衙门，虽然后期参加了若干次设科议论，并对诬蔑新学的言行有所辩驳，但鉴于反对派势大，而推广各种洋务更为迫切，最终放弃在旧制内调整改造的努力，采取等待的姿态。执政者的决策与制度变革的现实要求未能同步合拍，使得科举制失去了逐步内在更新的可能，错过了老树接新枝的最佳时机，后起者不得不考虑除旧布新的彻底变革。
1875年2月，李鸿章致函刘秉璋，谈及自己设算学与时务科的建议均被否定，感到迷茫与悲哀：“近人条陈变通考试亦多术矣，皆被部驳。吾姑发其端，以待当路之猛省而自择。其执迷不悟，吾则既言之，无可驳也。”“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明知当世人才不能准行，亦断不能办到，但既灼见真知，亦须留此空言，以待后之作者”。李鸿章也许不曾想到，他所等待的“后之作者”（即经济特科），竟需耗费整整23年。因终未有回天之术，老树已成枯木，不复重现生机，终于难避轰然倒塌的厄运。
令人遗憾的是，开经济特科并不意味着科举改革步入顺势。如果说甲午战前清廷对增广科目的态度是基本否决，戊戌则虽决而滞行，并一度中止。新政初期则勉强行之，成效未著。出师不利，难以为继。千年的科举老树嫁接不上西学新枝，人们开始萌生另辟蹊径的念头。如张之洞力主全面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在乡会试场次安排及考题范围上力图融合中西。而张謇则持不同观点，认为科举难以包容西学与实学的内容，“与其主策论、制艺而翻腾于其中，不若宾策论、制艺而消息于其外”。他们虽未完全放弃变科举的幻想，却不再专注于一点，同时提出了科考减额，多设学堂和奖励出身等方案，企图让学堂与科举平分秋色，两全其美，从而化解科举与西学的矛盾冲突。
可是，科举与学堂共存并行，对学堂有着毋庸置疑的负面影响，极大地妨碍了举国上下视为生死存亡攸关的兴学大业。补天不成，只好拆庙，既然纳学堂于科举举步维艰，成效甚微，那么，梁启超当年提出的纳科举于学堂，将抡才与培才统一，便成为改革者最为可行的选择。何况，列强争霸的隆隆炮声，已经不允许他们按部就班地继续思考和试验其他方案了。1903年以后，议改科举的主流已逐渐转向科考名额减额缓停的建言，并被朝廷采纳。其后京师修复贡院的部议，以及对改革有可能逆转的担忧，最终促使袁世凯、张之洞等6位督抚联名奏请立停科举。
[作者简介：关晓红，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