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众的文化宗仰
程朱理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文化，已深入下层士人和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成为民间文化宗仰和大众文化心理的重要部分。
程朱理学不同于道德伦理，但又存在密切联系，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社会表现。宋明理学家以理为本体，将天理人道合一，为纲常名教提供理论支撑。这一点，晚清士人已有自觉认识。何忠万为咸丰九年（1959）举人，曾任县学、教谕。他在书信中说：“夫《五经》、《四书》之大端，大抵经纬礼俗，节理人情，恤隐民事，而其大者则不外五伦五常，而约之于心性。”晚清时期，民众对程朱理学的文化宗仰主要体现为笃守纲常名教。当时，因战争、动乱为名教殒身者急剧增加。从咸丰七年（1857）至十一年（1861），胡林翼曾先后17次为“忠臣义士”请恤。从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先后21次上“忠义案请恤”折。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京城失守。京津地区大批官员或战死疆场，或自尽殉节。至次年秋季，崐冈续查奏报请恤官绅人等达15次之多。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人数与规模。
除去战争因素造就了大批“忠臣义士”外，传统的愚忠愚孝观念根深蒂固。据同治朝《徐州府志》记载，明代夫亡守节者计77人，遇变捐躯者57人，夫亡身殉者111人，未嫁殉烈及守贞者16人。而从清初至同治年间，夫亡守节者达4151人，遇变捐躯者1381人，夫亡身殉者918人，未嫁殉烈守贞者146人。尽管其中有人口增长的因素，但与明朝相比，清朝守节孀妇的绝对人数的确有相当大增长。即使到清朝末年，民主科学思想已开始传播，伤生疗亲、殉夫守节的事例依旧层出不穷。据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所载，晚清时期，不仅妻子要为亡夫守节，而且未婚之妻要为未婚而亡之夫守节，名之“守清”，甚且有人为得贞节之名，故意让女子缔婚于已死之男子，谓之“慕清”。林纾《技击余闻》记有这样一例，甚是愚陋：
闽中少妇丧夫，不能存活，则遍告之亲戚，言将以某日自裁。而为之亲戚者，亦引以为荣，则鸠资为之治槥。前三日，彩舆鼓吹，为迎神人，少妇冠帔衮服，端坐舆中，游历坊市，观者如堵。有力者，设宴饮之。少妇手鲜花一束，凡少年之未诞子者，则就其手中乞花，用为生子之兆。三日游宴既尽，当路结彩棚，悬绳其上，少妇辞别亲戚，慨然登台，履小凳，以颈就绳而殁。万众拍手称美。余七八岁，老媪曾抱余观之。迨年十九时，翁学本为抚民分府，恶其事，乃大张告示以谕众曰：“为严禁贞烈事。”余观而笑曰：“然则劝导淫奔耳。”闻者大笑。俗吏之不通，往往令人喷饭。
诸如此类关于孝子、烈妇的记载，在《清实录》、地方志中不胜枚举。可以说，程朱理学及其所提倡的纲常名教，在晚清时期已发展到灭绝人性的地步，而广大民众身陷其中，竟混然不觉。
安徽桐城为理学发达之地，妇女的贞节观念较重，入清以后节烈妇女增长速度惊人。桐城烈女祠建于明代，时祀有93人。进入清代，又先后建立节孝祠、“待旌”之室、“总旌”之室，至道光中叶，所祀节烈贞孝妇女已达2774人。愈演愈烈的殉节之风，与理学观念不无关系。姚莹《桐城烈女三祠堂记》说：
呜呼！吾桐城一邑耳，而贞节之女若妇，宋代以前不过数人，明以后及今乃如此。世谓桐城风俗气节高于江左，非虚语也。旷观史传，忠贞节孝之事古以为难，宋、明至今一若为之甚易者，岂非宋儒讲学之力哉！自程子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然后人人知有礼义廉耻，虽中人亦勉为之，然非圣天子崇儒重道以风天下，乌能若是？而轻薄小生辄以为后世好名，不若古人之朴，岂将禽兽吾人而后快欤？盖孔子《六经》垂教之功，至宋而大著，兹之盛也有由来矣。或曰妇人之心专一，故诚而无伪，非如男子二三其德，是说也，吾不敢非之。然则吾桐城贞烈节孝之妇女，吾犹不以为多，必胥天下为妇人者人人知以贞烈节孝为事，然后不负圣人垂教、天子旌名之意，则二千七百七十四人，固多乎哉！
在晚清，不少下层理学人士励节力行，为卫道翼教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转而成为他人褒奖的对象。如《石门县志.人物志》中记有这样一位名教信徒：
匡朝鸣，字凤山，道光壬辰举人，挑发江西知县，以忧归，起复为通道教谕，兼主恭城书院。……咸丰初，以御贼功，晋盐提举司衔，迁沅州府教授，不赴。咸丰十一年，贼既陷绥宁，遇官军，败之靖州，遂走通道。……知县、总兵皆走，……朝鸣怀印绶步入文庙庑下，据地坐，贼至，刃胁之，骂不绝口，遂遇害。
从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看，在镇压太平军起义过程中，有大批中下层宗主理学的士人为清廷尽忠效节，表现得大义凛然，甚至战死沙场。
文学作品从另一角度展示了晚清时期民间社会的理学宗仰。
文学具有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贴近社会文化生活。程朱理学作为当时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旧文学着力弘扬的主题和表彰的对象。诗词中的宋诗派，散文中的桐城派，坚持旧文体，标榜旧道德，拱卫程朱理学及其价值体系。《荡寇志》、《儿女英雄传》在民间广为流行，是晚清小说中维护封建礼教、宣扬忠孝节义观念的代表性作品。这两部作品分别针对“诲盗”的《水浒传》与“诲淫”的《红楼梦》。
《荡寇志》又名《结水浒全传》，是《水浒传》的续书，乃道光末年出现的一部反对农民起义的小说。作者俞万春，诸生出身，主张“尊王灭寇”，对农民起义进行血腥镇压。他创作此书，是为了抵制《水浒》的传播，宣传忠义观念，从思想上瓦解农民的反抗意识。这从小说引子中可以看出：
这一部书，名唤作《荡寇志》。看官，你道这书为何而作？缘施耐庵先生《水浒传》并不以宋江为忠义。众位只须看他一路笔意，无一字不描写宋江的奸恶。其所以称他“忠义”者，正为口里忠义，心里强盗，愈形出大奸大恶也。圣叹先生批得明明白白：忠于何在？义于何在？总而言之，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乃有罗贯中者，忽撰出一部《后水浒》来，竟说得宋江是真忠真义。从此天下后世做强盗的，无不看了宋江的样：心里强盗，口里忠义。杀人放火也叫忠义，打家劫舍也叫忠义，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看官你想，这唤做什么说话？真是邪说淫辞，坏人心术，贻害无穷。……如今他既妄造伪言，抹煞真事。我亦何妨提明真事，破他伪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
《荡寇志》初刊于咸丰三年（1853），正值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之时，它问世后，受到不少封建士大夫的吹捧，成为一些程朱理学维护者表彰的对象。有人颂扬作者“功德无量”，谓读此书，可“知忠义之不可伪托，而盗贼之终不可为。其有功于世道人心，为不小也”。
《儿女英雄传》本名《儿女英雄传评话》，约成书于道光末年。作者文康，满族镶红旗人，大学士勒保次孙。关于此书的创作意图，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其“有憾于《红楼》”而作，可谓切中肯綮。《红楼梦》的主题之一是怀疑和批判中国传统社会迂腐的人生价值观，此书则在重振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念和封建主义道德伦理。作者在该书第三十四回中借题发挥说：世人爱读《红楼梦》，是“为曹雪芹所欺”。与《红楼梦》等歌颂儿女真情的小说不同，《儿女英雄传》对“儿女之情”作了重新界定。作者在“缘起首回”中开宗明义，儿女之情就是英雄至情，就是忠孝节义。
这“英雄儿女”四个字，如今世上人，大半把他看成两种人，两桩事；误把些使气角力好勇斗狠的认作英雄，又把些调脂弄粉断袖余桃的认作儿女：所以一开口便道是某某英雄志短，儿女情长；某某儿女情薄，英雄气壮。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个忠臣，这就是个英雄心，忠臣断无不爱君的，爱君这便是个儿女心；立志要做个孝子，这就是个英雄心，孝子断无不爱亲的，爱亲这便是个儿女心。至于“节义”两个字，从君亲推到兄弟夫妇朋友的相处，同此一心，理无二致。必是先有了这个心，才有古往今来那无数忠臣烈士的文死谏武死战；才有大舜的完廪浚井，泰伯、仲雍的逃至荆蛮；才有郊、祁兄弟的问答；才有冀缺夫妻的相敬；才有汉光武、严子陵的忘形。这纯是一团天理人情，没得一毫矫揉造作。浅言之，不过英雄儿女常谈；细按去，便是大圣大贤身分。
显然，《儿女英雄传》所颂说的“情”不是《红楼梦》中宝玉、黛玉式的真挚爱情，它实际上是“理”的翻版，是程朱理学名教思想的具体化。作者从故事情节的安排到人物形象的勾画，都是遵从此“理”的。
从故事情节上看，《儿女英雄传》借助于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来歌颂忠孝节义之情。安学海父子报效朝廷，鼓吹的是一个“忠”字。安骥千里救父，何玉凤立志为父报仇，宣扬的是他们的孝道。何、张“二凤”共事一夫，劝其“奋志成名，力图上进”，又善理家财，厚待公婆，推崇的是她们的妇道、女节。乌钦差惩治贪官，为安学海洗冤，因为他是安的门生；安学海弃官寻找何玉凤，因为他是何玉凤祖父的弟子，表彰的是一个“义”字。这种对忠孝节义观念的颂扬，与《红楼梦》形成鲜明对比。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安骥与贾宝玉，安学海与贾政，安夫人与王夫人，张金凤、何玉凤与黛玉、宝钗……，也是一一对应，又适成反差。恰如胡适所说：“《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恰是相反的。曹雪芹与文铁仙同是身经富贵的人，同是到了晚年穷愁的时候才发愤著书。但曹雪芹肯直写他和他的家庭的罪恶，而文铁仙却不但不肯写他家所以败落的原因，还要用全力描写一个理想的圆满的家庭。”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实际上，该书的写作与道光年间经世学风的抬头、程朱理学的“复兴”相一致。文康对于儿女性情的界定、故事情节的构造、人物形象的刻画，都是从程朱理学出发，力图维护正统的思想观念，压制人们正常的自然生活欲求。
《荡寇志》、《儿女英雄传》不过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写照之一。作为通俗读物，它流行民间，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倾向，也体现了民众的文化观念。
晚清时期，维护纲常名教、敦崇程朱理学的诗词较为常见。安徽黟县诸生黄德华所作《琐尾吟》系列，从维护孔、孟、程、朱之道出发，就太平天国的思想文化展开了猛烈抨击。其中《纪贼》一首，笃守儒家伦理，极度仇视农民起义，可与曾国藩《讨粤匪檄》一比。诗中写道：
何代无盗贼，此贼凶且顽。擢发罪难数，言之摧心肝。人所异禽兽，尊卑差等明。贼皆呼兄弟，五伦全弃捐。文载道不坠，人心危赖全。贼持耶稣教，荒蔑典坟编。古人有功德，庙祀绵万年。贼独不矜式，一炬玉石焚。助彻取民制，贼乃不谓然。民货皆其货，民田皆其田。诛求猛如虎，蝗过无稍捐。改字乃侮圣，变时不畏天。蜂衙列官使，槐国殊衣冠。是岂一时灾？先圣先民冤。呜呼谁雪冤？引领望幽燕。
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道德学说，程朱理学在民间有广泛基础。全国各地方志无不把表彰程朱理学及其道德伦理作为首要职责，这实际上就很好地说明了地方社会和基层民众对理学的看法。而志中所录忠、孝、节、烈人数的大幅度增长，则从另一侧面说明广大普通民众并未因社会危机的加剧就能在短时间内突破纲常名教的桎梏，失去对封建道德伦理的信仰。相反，在各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下，封建制度的危机有时还强化了他们的思想信仰，不少人心甘情愿为名教做出牺牲。尽管程朱理学并不等同于封建道德伦理学说，但却是后者最为主要的理论来源，正如理学人士所说：“性命之理，著落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程朱理学与封建宗法制度、道德伦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一层面上说，人们对封建纲常名教的维护即是对程朱理学的维护。
需要指出的是，过去，人们常以程朱理学为上层专制下层民众的工具，这需要辩证地分析。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川总督岑春煊长子、举人岑德固因其母病逝，以身殉母。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1903年1月），热河正总管恩隆次女崇芪殉身尽孝。袁世凯在请旌奏折中说：“该孝女崇芪，父病焚香割股，父殁仰药捐躯，至性过人，非寻常孝女可比。现当邪说朋兴，亟须表彰孝道，自应专片奏请。”就笃守名教而言，上层亦不例外。
当然，程朱理学在晚清的社会状况，要历史地看待。当时，士大夫中鄙夷理学者并不少见。贺瑞麟在为寇允臣重刻《文庙通考》后叙中写道：“匪惟昏愚无知之徒懵然不知道学为何事，即学士大夫例以此二字为大忌，不敢出诸其口。”朱一新则形容说：“近人好攻宋儒，见有与宋儒异趣者，无论理之是非，必称述之以为快。”光绪中叶以后，程朱理学在下层士子心目中的地位大为衰落。据《道学渊源录》记载，湖南校经书院号治古学，颇涉轻笮宋儒之习，成孺在此主讲，举宋儒之说，引起诸生哄堂大笑，成孺愤而无奈，不久辞去。其继任者杜贵墀“于汉、宋门户之见苦口力戒，诸生始知读宋五子书”。校经书院虽标榜古学，但湖南一向有理学传统，如此贱视理学，亦可见全国学风状况。世易时移，理学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随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的结束，程朱理学在光宣时期走向衰落是必然现象。只不过，虽呈败势，但影响不可小觑。
[作者简介：张昭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