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先生斩钉截铁地认为朱子“决定是错”，其根据何在？按照牟先生的理论，朱熹错就错在他“读书考古”得到的“知识固有其独立的意义与价值，然与道德践履不相干，至少亦不是本质的相干者。”牟先生指出：
依知识之路讲道德，即成为“闲议论”。朱子即是依知识之路讲道德者，故其讲法即成为“闲议论”而无价值。朱子对于知识本身之追求甚有兴趣。若止于此，则亦无碍。但他却要依此路讲道德实践，……此就道德实践言为不中肯。不中肯由于不见道。
何以依知识之路讲道德就是“闲议论”，就“无价值”？知识与“道德践履”真的“不相干”吗？换言之，牟先生将“求知”本身排除在“道德践履”之外，此大不通者。求知难道不是人的一种“行为”吗？是“行为”，也便不能不承认“治学”也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这其中不可能没有道德践履伴随其左右，正如我们应当孝顺父母一样，我们在求知时也有一个“应当”如何的问题。这个“求知的应当”就是治学本身的道德准则，是和“日常行为”的孝父母，悌兄长，信友朋一样的“应当”，即治学同样存在着一条道德的准则。进一步来看，这个治学的“应当”，因为直逼学者之人心，遂有益或有害于学者之“德性”本身的培养。“知识”本是一个系统，它并不单单是指知识的“成果”和“内容”，在本文所需要探讨的论旨语境下，知识尤其是指求知的“过程”，其中包括了求知的态度、手段等等，这一些构成了“知识”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如何求知，以何种态度、方式、手段求知，这里面必然涉及到“人格”和道德修养的问题，是有一个“良知”的“自我拷问”即道德践履蕴含其中的。那么，治学的这个道德准绳究竟应该定位于何处？陋见以为，治学的道德准则应当定位在“求真”上。这个“真”，借用“尊德性”的语言，也就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天性”的“诚”字。“真”不仅是指“真实”之“真”，而且也指“真情”、“真诚”之真。即是说，治学的准则应当定位在学者一秉其良知（真诚、真情）而求得事物的“真实本相”上。能不能以“真”、“诚”来求知，对于学人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同理，以良知的当下提撕而“道问学”（鸟兽虫鱼之知，音韵典制之“考据”，均属此例），本身既符合“真诚”的“尊德性”，同时也符合“正义”的“尊德性”。因此其具有道德评判的正义性。
余英时先生认为，“学术思想较之政治是更具有根本性质的人类活动”。在考察了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后，余先生指出：
以实际情形言，政治在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却一向是居于中心的位置。传统社会的人才几乎大部分集中在政治方面，便是明证。自汉代经学与利禄相结合以后，学术思想的领域便很难维持它的独立性，而成为通向政治的走廊。从博士制到后代的翰林制，传统的学术机构是附属于政府的，因此并没有自主的力量。中国知识分子无形中养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价值观念，即以为只有政治才是最后的真实，学术则是次一级的东西，其价值是工具性的。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观念之一便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面。余先生以上一番言论，深刻地点明了中国学术因汲汲乎向政治靠拢而造成的内在固有缺陷。然而，在讨论到宋明理学向清学的嬗递时，余先生为了证明从晚明下至于清初“道问学”压倒“尊德性”，却不恰当地为“尊德性”戴上了一顶“反智识主义”的帽子。
在《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中余先生提出了一对术语——“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智识主义”的对立面则是“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基于朱学学风重考据的特点，余先生认为，在宋明理学中，朱学一派代表著智识主义的治学倾向；他又认为，清儒考据之学，正是朱学智识主义治学倾向的复活。而王学一派，则代表著反智识主义的治学倾向。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这两种治学倾向的冲突，贯穿于宋明理学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其最初的标志，则始于朱、陆的“鹅湖之辩”，而“下逮明代，王阳明学说的出现，把儒学内部反智识主义的倾向推拓致尽。”“白沙、阳明所代表的反智识主义，在明代儒学史上诚占有主导地位。”“正因为明代儒学偏在象山‘尊德性’一面，故反智识主义的气氛几乎笼罩了全部明代思想史，实不仅阳明一人而已。”
余先生为学风严谨的朱学冠以“智识主义”的评价，对此我表示赞同。但他对王学“反智识主义”的定位是否准确？
先来看一看lntellectualism一词。据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英汉大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是：一、智力（或悟力）的运用；追求学问的精神；二、理智主义，唯理智论（主张知识为纯粹理性的产物，现实的最高原则为理性）。
在辞源学的意义上，lntellectualism一词脱胎于intellect，而后者又是从拉丁文intellectio一词演化而来。其原义为“感觉”、“知觉”、“领悟”、“体验”、“理解”。根据上述解释无论是这一词的现代义还是古义，其实lntellectualism的本义倒是更加接近陆王一派依“尊德性”而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形上思辨之学的。因此，余先生将“尊德性”之“学”定位于“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这一定位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尊德性”不配称之为“学”的基础上。而按照本文的前述，“尊德性”之学是足以称之为“学”的，以此，余先生谓晚明学风是“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也就站不住脚。余先生的这一观点，仍然不自觉地受到了胡适、丁文江、顾颉刚们的影响，即不承认尊德性的形上思辨之学也足以称之为“学”。
余论：论“尊德性”就是“道问学”，“道问学”就是“尊德性”“余论”的标题这样起，似有“同义反复”之嫌。然而，考虑到本文的论旨，本标题作此“同义反复”的强调仍有其必要。
所谓“尊德性”就是“道问学”，是说当“尊德性”脱离了“实用性”、“践履性”的指陈而进入“学”的高度以后，尊德性所涉及的对于“道”、“器”、“心”、“性”等“哲学性”问题的探讨，其本身自然是一种“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