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章引起强烈反响。罗隆基先后发表《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等文，梁实秋发表《论思想统一》，皆是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要求保障最基本的人权。罗隆基在《论人权》一文中指出，“人权是人生命上那些必须的条件，是衣、食、住的取得权及身体安全的保障”；“同时要加上那些发展个性，培养人格，成至善之我的一切条件”。罗氏还分析了人权与国家，人权与法律的关系。他指出，国家最重要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生命上那些必须的条件；什么时候，国家这个功用失掉了，人民对国家服从的义务就告终了”。至于人权与法律的关系，他强调，法律是为人权而产生的，人权是先法律而存在的。
罗氏在此文中列出35条人权的要求，这些要求基本涵盖了他所说的“人生命上那些必须的条件”和“发展个性，培养人格，成至善之我的一切条件”。在《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一文中，罗氏特别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他指出，“言论自由，是指不受法律干涉的自由”；“言论自由，就是‘有什么言，出什么言，有什么论，发什么论’的意思。言论本身绝对不受何种干涉”。罗氏引证历史事实说明，“自由批评，自由讨论，绝对的言论自由，固然是危险；实际上，压迫言论自由的危险，比言论自由的危险更危险”。古今中外，多少专制主义者为巩固自己的权力，人莫予毒，压制言论自由，结果都以自己的垮台告终。的确，言论自由实在是诸多自由人权中最最重要的一项自由权力。所以历来一切反专制的斗争无不是从这一点上爆出惨烈的光焰。因这次争取保障人权，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胡适遭到国民党御用学者的集体围攻，并受到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严厉警告。不久，他不得不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罗隆基则不免一度牢狱之灾。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在集中国力于抗战的借口下，继续一党专制的体制，甚至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主义。拥护民主的各党派，各界人士，屡次提出开放民主，开放言论自由的要求，都被国民党当局所拒绝。1939年掀起的第一次宪政运动失败之后，直到1943年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期间，由中间党派发起的第二次宪政运动，人权问题，特别是言论自由与人身自由问题受到最大的关注。在参政会开会前，张君劢、左舜生即提议，于此次参政会成立一宪政实施筹备机构，并以开放言论结社自由为重心，展开活动。这项提议，是后来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的张本。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于9月18日开会，9月27日闭会。在9月25日的参政会上，参政员纷纷发言，“要求政府立即给予人民以较多之自由。并谓，现时情形，人民不但无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抑且无旅行自由甚或吃饭自由云云”。参政会闭幕后，10月2日，在协商宪政实施筹备机构的组织和人选时，张君劢等再次表示，特别注重言论自由的开放。宪政实施协进会成立后，以开放言论自由和保障人身自由为中心，以中间党派的民主人士为主干，展开许多活动。例如创办《宪政月刊》，大力从事宣传，张君劢、黄炎培、陶孟和等都曾发表文章和讲演，呼吁开放言论自由和保障人身自由。同时提出提案，要求改善新闻检查及书籍检查办法，整肃滥用职权捕押久禁情事的办法，及要求尽快实行提审法等等。可以说，以开放言论自由和保障人身自由为中心的第二次宪政运动，是延续了五四以来的民主运动的新趋势，反映出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政治的深层影响。
新文化运动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明显证据是平民主义所发生的巨大作用。
我们知道，平民主义的思想观念在清末已经出现。但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思潮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起因就是基于要唤醒民众的需要。当时倡导新文化的领袖分子们都是怀着迫切的心情，寻求有效的途径，采取有效的方法，把一些最基本的近代思想观念输入一般民众的头脑中去。黄远庸所谓要使“现代思潮……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胡适所谓“普及于大多数之国人”，陈独秀所期盼的“多数之国民”之“最后之觉悟”，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平民的身上。白话文的倡行，平民教育的开展，平民社团的组织等等，则是将他们平民主义的思想付诸实践的表现。参与这种实践活动的不仅有广大的青年学生，而且许多大学教授们也身体力行，由此推动平民主义思潮日形高涨。这时期的平民主义，已不限于政治方面，而且包括经济的平民主义，教育的平民主义，乃至文学艺术的平民主义等等。
新文化运动所推动起来的平民主义思潮，与清末以来的平民主义观念大不相同之处在于，它不停留于笼统地诉诸一般的民众，而是直接向最大多数的工农大众说话。还在五四运动发生不久，唐山一个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就组织起来，深入到附近的农村做宣传群众的工作。其后，青年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工厂，与工农相接触，在他们中间做宣传，或开展平民教育的工作，或做社会调查，乃逐渐形成风气。1920年，天津觉悟社周恩来等与北京的一些青年团体的代表，在李大钊的参与下，作出了以“到民间去”为宗旨的《宣言》和《约章》。它标志着，经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青年，都产生了要与民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相结合的觉悟。这是有巨大的历史意义的事情。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在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里，它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极其伟大的。因为，通过这种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都将改造成为新的社会力量。原来脱离民众，不谙世故，没有实行能力的书生，变成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原来因无知识而沉埋于愚昧、迷信之中，不关心世事的芸芸众生，变成了有一定知识，有一定觉悟，愿意参加政治活动的群众。这种结合，必将产生足以撼动社会的力量。事情正是如此。五四以后，由于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到工人中间去做大量的宣传与组织工作，遂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显然是造成中国以后的一系列巨大变化的基本原因。1920年代之初，国民党的改组也同平民主义思潮的推动有明显的关系。国民党改组后对工农民众运动的重视就是明证。可以说，没有平民主义思潮的高涨，就不会有后来的国民革命时期的波澜壮阔的工农群众运动，也就不会有国民革命的迅猛发展。
平民主义思潮的高涨和工农运动的兴起，一则是因为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广大的工农群众表现出自己的觉悟和力量；二则是知识分子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认为中国要走俄国人的路，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李大钊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叫做《庶民的胜利》，罗家伦作《今日之世界思潮》也宣称，将来的革命都应该是俄国式的革命，真正平民的革命。这很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站在新文化前沿的知识分子，已经相当清楚地领悟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得力于工农大众的觉悟与奋起。所以平民主义因新文化运动而升华，使以后中国的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都带上突出的群众运动的色彩。
在随后的数十年间，群众运动成为中国政治运作的一个极重要的手段。这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显然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毋庸讳言，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过分迷信群众运动，也确曾发生不小的消极作用。但这与平民主义思想并无本质上的必然联系。
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我们这里仅就两者的互相促进的关系略作讨论。历史事实说明，政治觉醒或政治变革可以带动文化的变动；反过来，文化觉醒或文化运动也可以给政治带来某些重大的影响。但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人所面对的历史抉择，使政治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和超越其他问题的紧迫性。它对各阶级、各阶层、各群体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得不到妥适的解决。就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有识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章士钊在答复黄远庸时说：“提倡新文学，自是根本救济之法，然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文艺其一端也。欧洲文事之兴，无不与政事并进。”陈独秀初办《青年》杂志时，本已宣布，“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然而，一年多以后，他就认识到，“盖一群之进化，其根本固在教育、实业，而不在政治，然亦必政治进化在水平线以上，然后教育、实业始有发展之余地”。后来，梁漱溟更明白地说，政治若无办法，则文化亦无办法。可谓透底之论。在政治已上稳定运行之轨道的时候，无论是奴隶制时代，还是封建制时代，还是资本主义时代，文化都会获得一度辉煌的发展时期。反之，政治上不了轨道，则文化终难得到健全发展的机会。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了的不易之规。
近代中国政治上所面临的基本课题是要实现独立和民主。要实现独立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要实现民主就必须反对专制主义。由于近代中国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主权已不完整，故国内的专制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往往是互相勾结在一起。所以反帝反专制两项课题是密切相关联的。近代中国文化所面临的课题，如我们前面所说，是从近乎封闭式的，适应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以孔子与儒学定于一尊的，严重压抑个性的古代文化，转变为开放式的，适应于近代民主制度的，否定一尊的权威，鼓励个性发展的近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中并非完全没有可以滋生近代文化的因子，但久处于与专制主义政治紧密结合的主流文化的压抑之下，若没有外部的刺激因素来激活它们，难以成长起来，更谈不上取代旧的主流文化而成为新的主流文化。不言而喻，能够激活它们的外部刺激因素，恰是来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世界。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文化转型的困难。因为，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民族，在内部变化的积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骤然面对一种给自己带来诸多损害与屈辱的西方列强所拥有的文化，实在是很难平心地、从容地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因此，政治上实现独立和民主，是实现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也就是政治上有办法，文化上才会有办法。这也就决定了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具有无可否认的主导作用。这既有积极意义，也有负面的影响。其负面的影响就是，在学术及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泛政治化的倾向。
[作者简介：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