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罗家伦在《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一文中不仅把严复、章太炎、章士钊等人的文章概括为“逻辑文”，而且指出：“等到后来章行严先生一方面崇拜‘吾家太炎先生’，一方面对‘侯官严先生’也是很恭敬的；又加上民国元二年议政的潮流，制宪的背景，所以《甲寅》杂志出来，可谓集‘逻辑文学’的大成了！平心而论，《甲寅》在民国三四年的时候，实在是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杂志。政论的文章，到那个时期趋于最完备的境界。即以文体而论，则其论调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心，又无策士文学的浮泛气，而且文字的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他还以章士钊的《政本》一文开首几句为例，指出：“要之，此段文字很能够说明‘逻辑文学’的性质与方法。所谓‘如剥蕉然，剥至终层，将有见也’正是逻辑的精神，而吾友孟真所谓‘螺旋式的文字’”。
由此看来，胡适在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时，很明显受了傅斯年和罗家伦的影响，而陈子展在1929年和1930年继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文学史》二书中对《甲寅》月刊时期章士钊政论文学的论述，又是以罗家伦和胡适的研究为基础的。
从上面胡适等人的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读出两点含义：第一，“甲寅派”首先是一个政论文派。第二，“甲寅派”以章士钊为领袖，其主要成员包括李大钊、高一涵和李剑农等人。
现在的问题是：胡适等人的表述是否准确，论证是否充分。下面笔者拟围绕以上两个问题略加讨论。
要讨论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白什么叫政论文。根据一般解释，政论文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既然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那么就不可能不持有一定的立场和观点。此其一。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明确说过：“章士钊曾著有一部中国文法书，又曾研究论理学；……他从桐城派出来，又受了严复的影响不少；他又很崇拜他家太炎，大概也逃不了他的影响。”凡对清代文学史略为知晓的人都知道，桐城派在清代虽然主要是一个文学流派，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流派，其最著名的文学主张即是“文以载道”。章士钊既然出自桐城派，那么桐城派“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不可能不对其产生影响。此其二。章士钊在创办《甲寅》月刊时，虽然声称：“本志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事实上，坚持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是当时章士钊的基本政治立场，呼吁为政在“有容”，在“不好同恶异”，强调“调和立国”是其最主要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直到《甲寅》日刊时期，“调和”仍然是该刊的主旨。此其三。综上所述，前期“甲寅派”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流派，但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流派，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流派。
要讨论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对前期“甲寅派”之“派”的含义做一规定。据《说文解字》：“派，别水也。”后引申为流派、宗派、党派。就派的本义而言是说水的分支，但引申为流派、宗派、党派后其内涵便发生变化，即无论是文学流派，还是宗派，抑或党派，他们基本上由两部分构成，首先是领袖，然后是追随者。无论是文学流派的宗师，还是宗教派别的教主，抑或政治集团的党魁，至少须具备两种力量：一是思想的号召力，二是人格的感召力。而作为追随者，不仅要服膺至少认可领袖人物的人格，思想者还会进一步阐述、深化或完善领袖人物的思想主张，行动者则会将领袖的思想主张变为自觉的行动，有时甚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换一句话说，领袖乃思想或道德之源，而追随者则为流。没有领袖就不可能产生追随者，而无追随者领袖也就不成其为领袖，二者缺一便构不成所谓“派”。
根据上面对“派”的解释，我们来检视一下前期“甲寅派”。章士钊是前期“甲寅派”的当然领袖，这一点毫无疑问。从名的角度看，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文中讨论当时文学的发展时，主要使用的是“章士钊一派”这一概念，而不是“甲寅派”。从实的角度看，章士钊不仅是《甲寅》月刊的实际创办者，同时也是前期“甲寅派”政论文的宗师，更是前期“甲寅派”调和论思想的始作俑者。没有章士钊便不可能有《甲寅》月刊，不可能有“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更不可能有前期“甲寅派”的调和论。所以，章士钊是前期“甲寅派”的领军人物，是灵魂，这一点毫无疑义。
但是，为什么李大钊、高一涵和李剑农是前期“甲寅派”的主要成员，而参与编辑《甲寅》月刊的陈独秀、易白沙和在《甲寅》月刊发表多篇政论文章的张东荪等人就不属前期“甲寅派”呢？查《甲寅》月刊先后辟有“论说”、“时评”、“评论之评论”、“通信（通讯）”、“文录”、“诗录”、“丛谈”、“小说”、“翻译”、“论坛”、“文苑”等十多种栏目。由于我们现在主要从政论文和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考察“甲寅派”，所以暂时将“文录”、“诗录”、“丛谈”、“小说”、“文苑”等栏目的文章及作者忽略不计，仅对“论说”、“时评”、“评论之评论”、“通信（通讯）”、“翻译”、“论坛”等栏目发表的文章数量和作者做一统计，可知《甲寅》月刊“论说”栏共刊发20人撰写的59篇文章，“时评”共刊发4人撰写的29篇文章，“评论之评论”共刊发2人撰写的16篇文章，“通信（通讯）”共刊发李大钊等70多人的90封来信，“论坛”共刊发18人撰写的23篇文章，“翻译”栏目共刊发2人翻译或记录的3篇译文。以上六项合计，共刊发113人（一人多名未考清者除外）撰写的220篇政论文章、译文或通信。在这些作者中，以章士钊（无卯）撰写的最多，共计42篇（其中“论说”20篇，“时评”7篇，“评论之评论”13篇，“翻译”2篇），其次为渐生，共21篇（其中“论说”2篇，“时评”19篇），端六（杨端六）6篇，排在第3位，运甓、白沙（即易白沙）和东荪（即张东荪）同居第4位，各5篇，李大钊、高一涵和汪馥炎同居第5位，各4篇，其中李大钊“通信（通讯）”2篇，“论坛”2篇，高一涵“通信（通讯）”3篇，“论坛”1篇，陈独秀、刘叔雅、李剑农各“论坛”1篇。
如果从数量上来看的话，以上除渐生这个人不可考外，我们看不出为什么胡适要把李大钊、高一涵和李剑农作为前期“甲寅派”主要成员的理由。
前面提到过，在笔者看来，一个思想流派的成员，可能有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应该一致的，亦即必须认同或基本认同精神领袖的思想。其所发表的文章，也应该主要是立足于拥护、阐释和发展领袖的思想文化主张，而不是反对、诋毁这种思想主张。而且在常态情况下，这种拥护、阐释和发展应该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的。当这一流派的成员不再认同甚至反对领袖人物的思想主张时，这一流派也就趋于崩溃和瓦解了。
根据这一标准，陈独秀、易白沙不能算是前期“甲寅派”。因为陈、白二人虽然参加了《甲寅》月刊的编辑工作，但陈独秀是主张社会改造的“新青年派”的精神领袖，而易白沙以及刘叔雅等均曾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属于当时人们所谓的“暴民党”，激进派，前期“甲寅派”——用李剑农的话说——则是主张政治调和的缓进派，二者的思想主张是不同的。同样，张东荪和黄远生也不能算是前期“甲寅派”。虽然他们当时都是著名的政论文作家，在思想主张方面也与章士钊有相近之处，但相比较而言，他们的调和思想与梁启超更为接近，或者说，张东荪与黄远生，在民国初年基本都是梁启超的追随者。因此，如果硬要划分派别的话，他们应该属于梁启超一派。事实上，就《甲寅》月刊时期而言，除李大钊外，高一涵和李剑农也不见得就一定属于前期“甲寅派”主将。我们之所以要把李大钊除外，是因为李大钊自《独立周报》时期以来就开始追随章士钊，虽然这一时期李大钊在《中华杂志》上发表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在思想方面与梁启超、张东荪比较接近，但同一时期他在《甲寅》月刊上发表的《物价与购买力》、《风俗》、《国情》、《厌世心与觉世心》等文章，其思想观点却和章士钊更为相近。而高一涵、李剑农与李大钊不同。《甲寅》月刊时期高一涵在该刊发表政论文章也就《民福》、《章太炎自性与学术人心之关系》两文，就内容而言，这些文章与章士钊的调和思想并没有多少一致的地方。至于李剑农在该刊第十号发表的《猎官与政权机关》一文，也同样看不出调和的色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