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大华
道咸以降，伴随着王朝没落危机的到来和西学的传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陷于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保守思潮乘势崛起，其代表人物主张在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借鉴西方文化的若干长处，从而达到重振中国文化目的。这一思潮全面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的走向。
自晚清以来，儒学经历着新陈代谢的过程：一方面，传统经学逐渐瓦解；另一方面，儒学与西学相会通，走下庙堂，回到民间，现代新儒学开始崛起。对此，张之洞、康有为、章太炎等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堪称是中国文化史上别开生面的一页，尽管儒学的转型至今尚未结束，新一代的儒学者们还在做着种种努力与探索，但研究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与此的关系，揭示传统文化的近代命运，仍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一、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与经学的衰落
无疑，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都是中国文化的维护者，也都是孔子学说的尊奉者，他们均对当时的经学状况不满，从而致力于复兴儒学的努力，这既为晚清经学带来了一些生机，如经学中出现经世致用倾向，经学各派开始会通，儒学与西学开始出现沟通的苗头等，但有些卫道的努力也产生了一些事与愿违的结果，客观上加速了经学的衰落。本文对此分述如下。
（一）张之洞与晚清经学的衰落
张之洞一生以儒臣自命，以卫道自任，可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经学大厦的倾覆，起作用最大者也莫过于张之洞了。这首先表现在《劝学篇》的卫道设想中。
在19世纪末，儒学危机日益加深，张之洞指出：“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浸微浸灭，虽无嬴秦坑焚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矣”。总之，出于对儒学灭亡的恐惧和与维新派划清界限的需要，张之洞著《劝学篇》，提出了种种挽救儒学的设想，如中体西用，会通互补；简化儒学，便于诵读；密切儒学与政权的关系，政教相维等。然而，这些努力效果不显，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密切儒学与清政权关系的“政教相维”的设想还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使儒学大受污损，使之成了革命的对象。
张之洞祭起政权的法宝，力图通过密切儒学与清政权的关系来增加儒学久已衰落的威信。所以，他在《劝学篇》开头陆续写道：“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他进而指出：“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为了表示他的保国、保种、保教与康有为的区别，他特指出：“今日颇有忧时之士，或仅以尊崇孔学为保教计，或仅以合群动众为保种计，而于国教种安危与共之义忽焉。《传》曰：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可见，在张之洞看来，要想保住中华民族，首先必保圣教；要想保住圣教，首先必保我朝。终极目的是保中华民族，但第一位的却是保清王朝。
儒学与清王朝固然存在荣损与共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清王朝确立统治之前，儒学独尊已逾千年；清王朝灭亡，儒学也未必非为它殉葬不可，硬说“保教必先保国”，反映了张之洞作为统治阶级的自私立场。况且，将已不景气的儒学与更不景气且日遭人厌的清王朝扯在一起，实际上只能污损儒学。对此，张之洞当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他又作《教忠》，历数清王朝的德政，如摊丁入亩、豁免钱粮等总凡仁政十五，这还仅是“举其最大者，此外良法善政不可殚书”。
张之洞列举的仁政多属康乾盛世的措施与制度，无奈到19世纪末已是昨日黄花。此时的清政府内政不修，腐败透顶，对内残民以逞，对外以卖国求苟安，仁人志士已对其失去信心，正不断走上反清之路。在这种情况下把儒学与清王朝扯到一起，只能污损儒学。
最后，还应指出：既然是“政教相维”，儒学也不能仅处于被保的地位，所以张之洞又作《明纲》，以儒家三纲信条维护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这更加剧了人们对儒学的厌弃。实事求是地说，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反孔大多出于现实的政治目的，并非真正痛恨孔子和儒学，往往是借反孔来反专制。严复、章太炎、梁启超都是如此，所以统治者越是尊孔，政教的关系越是密切，儒学的命运就越糟。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学说与政权关系过于密切，对其发展都是不利的。儒学自宋以后，路子越走越窄，与其同政权紧密结合不无关系。本来，在晚清之际，儒学与政权关系已经开始疏远，这一方面与清统治者无暇文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曾国藩等人的疏导有关。曾国藩在复兴桐城派时放弃“文以载道”就表示着这一点。但《劝学篇》又将其与清王朝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结果一方面造成了儒学“益为人所贱”，同时也阻塞了改造儒学的机会。
其次，张之洞推动废除科举给儒学以致命一击。
如果说发表《劝学篇》还能以“卫道”来自解的话，那么，废除科举则只能以“保国”来自我安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八国联军侵略的打击，中国的国际地位沉沦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亡国大祸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的改革步伐骤然加速，废除科举制度终于被提上了改革的议事日程。
科举制度与传统儒学有着荣损与共的关系。儒学之所以在中国古代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绝不仅仅因为国家对其的尊崇，还在于它一直是中国士大夫入仕的一条途径。在隋朝实行科举之前的各种贡举制度如“贤良方正”、“贤良文学”、“孝廉”等均与儒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东汉班固说得透彻：“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而隋朝实行科举，经宋以后考试内容以经学为主，于是通经学成了入仕的唯一途径。因此，不管经学处于怎样的混乱、矛盾和争斗之中，由于它能给中国士大夫带来现实的利益而拥有很大的市场。
早在明末清初，中国士大夫中就有人认识到了八股之害，提出了改革科举的要求。晚清士大夫重提此议，在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上《妥议科举新章折》，这是晚清士大夫提出的最为具体、最有分量的改革科举的建议，其方案如下：分三场考试，第一场考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考外国政治、军事、经济等五道；第三场考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取消小楷文艺之类，宗旨是“博之以经济，约之以道德，学堂有登进之路，科目无无用之人”。这样一来，经学在科举中的比例就大大减轻了。该奏获准，但维新很快失败，故此奏未见施行。
20世纪初年，清政府重提“新政”，张之洞与刘坤一上“江楚会奏三折”，其中提出了完整的新教育体系，从蒙学堂到大学堂，经学仅是教学内容之一，而且，三折中提出了递减以至停止科举的建议。此后，张之洞又与张百熙等人几次提出递减科举取士员额的建议，均获采纳。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之洞、袁世凯等会衔上奏，要求朝廷“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清廷接受建议，宣布自丙午（1906）科起废止科举，自隋朝以来实行1300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告终。张之洞对科举制度的废除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时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领导新政实施，初由奕劻、李鸿章领衔，后由袁世凯、张之洞主其事。在科举的存废问题上，虽不能说袁世凯“于文教一窍不通”，但由于他没有功名，因此不便深论科举利弊，所以这方面的建议均是张之洞作主，袁世凯列名而已。此前，张之洞主持制定了“癸卯学制”，虽然保留了经学的内容，但已退居其次。总之，从此经学不仅不再是中国士大夫谋仕途的唯一途径，而且也不是主要途径，这样一来，经学的社会基础就被拆散了，虽然经学还是国家法令下的独尊之学，但这种尊奉是抽象的，士大夫逐渐对其敬而远之，而新型知识分子则对其不屑一顾了。可以肯定，废科举一事是经学衰落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无论是清王朝还是张之洞对此都有所认识，所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王朝宣布提升孔子地位，拟重订祀孔典礼，同时张之洞创设存古学堂，但这些措施已无补于经学的江河日下了。
张之洞这些改革的举措并没有背离中体西用的大原则，终其一生，他对儒学的信奉无可置疑，但其举措客观上加速了经学的衰落也是不争的事实，怎样解释这一矛盾呢？笔者认为张之洞始终处在一个矛盾怪圈之中：他认识到要想保住儒学道统不失，就必须保住清王朝不亡；而保住清王朝不亡，就不得不引进西学。即其所云：“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但引进西学，又不能不威胁到儒学的地位。总之，他认为保国是卫道的前提，为了保国就不得不进行改革，为了改革就不得不使经学作出一些牺牲，只要清王朝不倒，经学殿堂即使再冷落一些，也不致断了香火，恐怕张之洞认为这是一种两全之策吧。当然，经学的没落，客观上带给中国社会不乏积极的影响，但对于毕生以儒臣自命，以卫道自任的张之洞来说，则是一场悲剧。
（二）康有为、章太炎与经学的衰落
康有为与章太炎均为晚清著名文化保守思想家，然而，与张之洞一样，其文化保守的思想与实践客观上也推动了经学的衰落。
康有为一生致力于儒学的改造，为此以“圣人”自居，被誉为“孔教之马丁.路德”。其努力的目的无疑是为了使儒学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从而焕发生机，但其对传统儒学的打击也是巨大的。这主要表现于两方面：对古文经的全盘否定；对今文经的累及。
首先，康有为首次对古文经作了全盘的否定。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刻成《新学伪经考》，该书对中国经学中的骨干——古文经作了彻底的否定，否定的手段简单而笼统，即指古文经为伪经，认为是刘歆出于佐王莽篡汉的目的而伪造的。他还大胆地断定中国两千年的礼乐制度均是伪经余绪。此书一出，天下大哗，经学中人大起恐慌，不分汉宋群起而攻。
如果说《新学伪经考》即可推翻古文经学，无疑是夸张之辞，并且该书武断之处不少，已为学界共识。但这无异是对古文经学的宣战书，而且书中充分揭露古文经学的弊病，一些观点不乏深识。如他认为秦代焚书没有也不可能将儒书悉数焚毁，已为学界肯定。他断定古文经学为刘歆伪作，也未必尽为妄言。直到20世纪60年代，顾颉刚先生还指出：《新学伪经考》“有一点价值，即是说古文学派的经书，有一部分是伪造的。当然不是全部伪造。刘歆的确有伪造，他的伪造，是为了把自己联系上孔子的经书，为的托古，以取得对他本人的信仰”。总之，康有为把古文经的弊端悉数列举，加以夸大，展示于世人面前，并发出全盘铲除古文经的信号，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次，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家，他对今文经学的衰亡在客观上应负较大责任。由于变法失败，以致累及今文经学，不仅结束了今文经学政论派的历史，也使今文经丧失了来自官方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