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锋、曲洪波
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协办的“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全国规模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大型学术研讨会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召开过两次，对于当时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开展起过良好的推动作用。此后二十余年间，全国性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会议一直没有举行，而学界关于近代文化的研究日新月异，相关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在此情况下，再次举办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以总结经验，继往开来，成为许多学者的共同心声。
为了进一步推进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发起举办本次会议。包括中国近代史学界金冲及、李文海、胡绳武、龚书铎、刘桂生、张海鹏、耿云志等著名学者在内的国内百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共提交学术论文七十余篇。研讨会以“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为主题，主旨鲜明，涵盖面广，为与会学者展开学术交流提供了广阔的交流空间。在为期三天时间的会议里，与会学者在近代社会思潮与文化观念、近代学术、近代文化与社会等方面展开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兹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近代社会思潮与文化观念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急剧，各种新的思想学说、社会思潮层出不穷，五彩纷呈。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文化论争和文化冲突也随之出现。这些思想学说和社会思潮一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本次研讨会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在考察近代社会思潮的历史变动方面，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指出，“一战”后的欧洲，人们对社会文化危机的反省存在两个取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一是反省现代性，集中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批判理性对人性的禁锢，转而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随着这些思潮的传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提出发展中国民族的新文化，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并助益于世界。国人追求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思潮并存，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长期以来，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潮东渐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对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的反响，研究却相对薄弱。他的论文对“一战”前后国人文化思想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梳理了在欧战背景下国人的文化反思，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社会变化与文化反思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郑大华、谭庆辉对20世纪30年代中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表现和特点作了考察，认为相比于五四时期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二是缺少学理上的建树。黑龙江大学张锡勤全面考察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兴起及发展过程，梳理了近代国人关于国民性改造的各种思想主张及近代改革者在这一问题上所做出的努力。辽宁师范大学喻大华认为，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与近代儒学的新陈代谢有着重要的关系，他们作为中国文化的忠诚信奉者和坚定捍卫者，试图通过改造儒学使之重获生机与活力，结果却加速了儒学的衰落。清华大学胡伟希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与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比较分析，认为这两种思潮与知识分子在哲学观念、行为模式以及价值取向上有互相对应的关系，从知识分子心态入手，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进行分析，可以解释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在近现代中国兴起、演化以及此消彼长的原因，并揭示它们彼此相互转化的机理。鲁东大学俞祖华、赵慧峰认为，近代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三大文化思潮，都包含了现代性思想元素，它们对于现代化变革都采取了开放的态度，但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不同特点。
本次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是讨论近代政治家、学者等的思想主张，以及知识群体在近代中国的新思想动向。南京大学史全生在考察孙中山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态度的基础上，对其文化观作了概括和肯定。河北师范大学王宏斌则探讨了孙中山经济主张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及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之间的思想联系，指出其对欧洲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与批判。北京大学欧阳哲生考察了作为科学家的丁文江介入国内政治生活、做出政治选择时所表现出的矛盾思想，通过对其留学时期的政治态度，20年代参与组织努力社、创办《努力周刊》，30年代在《独立评论》发表政论等活动的分析，对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活动进行了论述。中山大学孙宏云的论文剖析了邓演达的职业代表制思想，不仅有助于具体呈现邓演达的思想特征，也为认识职业代表制移植中国后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影响，提供了相关说明与启示。
辽宁师范大学刘贵福的论文考察了钱玄同对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的认识和态度，阐述了如何理性地对待宗教问题。国家博物馆侯春燕审视了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思想，认为其所热衷的科学救国事业在促进民族解放和现代化进程方面，与当时的革命救亡运动有着殊途同归之效。中国人民大学郭双林深入研究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重要流派——“甲寅派”这一概念的内涵、“甲寅派”在不同时期成员的构成及其变化，着重诠释了前期“甲寅派”与后期“甲寅派”的不同与变化，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有助于厘清以往对“甲寅派”认识上的混乱。湖北大学何晓明则运用“条约口岸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对晚清时期生活在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士人这一特殊群体进行深入研究考察后认为，他们在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变革中担负了前驱先路的角色，他们具有中国本土的文化底蕴，并初步体会到了西方文化的真髓及中西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产生了危机意识、改革意向和寻求富强的愿望。
在文化价值观的研究方面，河北师范大学武吉庆指出，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激进的新文化派，还是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抗争和奋斗的重要性。他们通过反思以往的改革和革命，认识到如果没有国人价值观念的根本变革，任何改造社会的努力都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中共中央党校张卫波的论文重现了民国初年道德重建论者与新文化派，围绕道德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新旧道德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所展开的激烈讨论。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北京师范大学朱志敏、北京印刷学院王瑞等人的论文，也分别论述了近代国人文化观念方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