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耐人寻味的是，李提摩太孜孜以求的是播撒上帝的福音，但他的传教事业却几乎乏善可陈，反而在世俗事务中取得世人的认同，甚至成为中国改革先驱的思想资源；他自西而东趸来的宗教没给中国社会留下多少痕迹，而那些夹带来的科学却给后世中国带来了长远影响；他没能导引中国人走向上帝天国，却给了中国人以科学的现代启迪从而使中国迈上复兴的康庄大道。
李提摩太在世俗上的成功远远大于宗教传播，他在华之时得到了相当的敬重，然而，他生前的成功却难以掩盖成功背后的酸涩。
如果想到这些，逝去80多载的李提摩太和他的在天之灵还会欣慰么？
究竟是“得”还是“失”？是成还是败？
这一历史的悖论缘于李提摩太遭遇了世俗与信仰、文化隔膜这样内在的双重困境。
传教是李提摩太在华的主要工作也是他肩负的历史使命。然而，他个人的品行与近代中国国势杌陧、列强以强凌弱、东西方文明与文化发生激烈碰撞与冲突、中华文化式微的大背景密不可分。这样，他个人的活动，他的宗教信仰不可避免与基督教文化的侵略性混杂在一起，与现实发生矛盾。
李提摩太的传教事业不能说没有成绩，在山西，人们对传教士、对基督教从陌生、排拒到朴素的信任，与他在山西赈灾中树立的救世形象密切相关。正如他自己所说：“中国人也许不接受写在纸面上的基督教的真理，但当他们陷于困境时对他们提供的帮助，却会成为我们宗教之动机的不容反驳的证据。”不过，这些工作对于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却没起多少作用，甚至收效甚微。在山西，民教虽然相安二十年，但却无法避免1900年爆发的激烈冲突；在山东，甚至连短时期的相安也没能出现。传教取得的些微进展和微小成果顷刻之间就在侵略和文化冲突中消解。
通过救济赈灾，李提摩太为上帝吸收了不少教徒，但多半是处于极端贫困线上的下层民众，还有一些属于“吃教”人员，用李鸿章的话是，“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散而去”。李鸿章告诉他，“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这句话让李提摩太触动很深。从此，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必须改变策略，进入中国知识层、官吏层，找到掌握话语权的主流社会并改变他们的信仰。
必须找到一块敲门砖。显然，宗教本身不是开启中国知识阶级思想世界的利器。
李提摩太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作一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我就能够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一条利用蕴涵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把宗教传播与西方文化的推介、现代科学的推广、现代新发明新技术结合起来，敦促清政府进行积极改革，建立现代教育……那样，基督教必将自然而然地伴随着科学的引进而引进。到那时，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受，便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1881年至1884年，李提摩太在山西、山东、北京、南京等地，为地方官吏、士大夫开办讲座，讲授的内容包括哥白尼的天文学知识，化学，车床、缝纫机、自行车等机械设备，蒸汽机，电能，摄影术，医学等。他又先后撰写了一系列宗教、人文学科、教育学科方面的文章或小册子，分赠各级官吏以延展他们的视野。1887年，他到天津办报，1890年，出任《时报》的主笔。
李提摩太越是热衷于这些超出传教之外的科学传播、知识普及和思想启蒙工作，就越和他的宗教历史使命疏远。换一句话说，李提摩太越成功其实就意味着越失败，虽说这是一种二律背悖反。
不过，李提摩太自己却被这种成功所蒙蔽。
1891年，他接替韦廉臣担任同文书会督办，并将其改名为广学会，他部署了庞大的工作规划，准备出期刊、发行丛书和宣传手册、设奖学金、办大众启蒙场所（包括博物馆、阅览室等）、在科举考试场所销售西学读物、组织中国人的各种学会等，以此影响民众和有识之士。
李提摩太在广学会的25年中，主持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两千余种书籍，成为重要的传播西学、新知的基地。这些出版物，逐步得到中国开明知识分子、诸多官员的关注、认可和支持。成为近代中国改革的思想资源。
李提摩太目睹了甲午战争对中国各级官员和士大夫的刺激，回忆录的第10章专门谈到他在这一时期的所见所闻。1895年2月，李提摩太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等待张之洞接见的时候，一位高级官员对他说：“中国正处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之中，不知道何去何从。”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李提摩太出入厅堂，直接游说中国政府高官，提出一揽子改革方略。1895年到20世纪初的数年间，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达到顶峰。这也意味着，他对世俗事务的介入达到顶峰。
据说，当时“京外大小各官，因地大十倍之中国，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也，莫不欲究其所以致此之故，求新之意，因此而起。而又惜讲求外事之书，寥寥无几”。遍寻不着时，人们转而向广学会“购办西学书籍”。“购阅者大都达官贵介、名士富绅，故京师及各直省，阀阅高门，……案头多置此一编，其销路之广，更远至海外之美、澳二洲。”其中，“《自西徂东》、《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格物探源》、《时事新论》、《列国变通兴盛记》及《万国公报》诸书……几乎四海风行。”据李提摩太统计，广学会1893年售书所得只有洋银800余圆，至1896年增至5000余圆，1898年则高达18000余圆，竟“徒增20倍不止”。
如果说，李提摩太对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这类高官的影响多少还受政治因素的制约，那么，对康梁维新派的影响却超越了中外政治，成为他们的顾问、思想资源，关系也形如师徒了。
维新派对他的思想崇拜，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康有为“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康有为自己也毫不讳言，他维新思想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归功李提摩太和林乐知。回忆录第12章谈到，强学会办报之初不仅所用名称完全借用《万国公报》，而且内容也几乎照抄广学会的各种刊物。1898年2月出版的《时论新编》，编辑了梁启超44篇、康有为38篇文章，直接出自李提摩太之手的则占31篇，即使是康梁写的那些，主要思想也多来自李的启迪。这一时期，李提摩太对维新运动的发展和传教事业的开拓充满着希望。梁启超曾经自告奋勇承担了李提摩太在京期间的秘书工作。另一个维新派骨干谭嗣同，也深受《万国公报》的影响。1894年，李提摩太撰写了《中国失地失人失财论》，提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实行变法。谭嗣同读后深受启发，随之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他说：“英教士李提摩太者，著《中国失地失人失财之论》，其略曰：‘西北边地，为俄国陆续侵占者，可方六千里。此失地也，而知之者百无一人也。中国五十年前，人民已四百二十兆口，以西法养民之政计之，每岁生死相抵外，百人中可多一人，然至今初无增益也。此失人也，而知之者千无一人也。又以西法阜财之政计之，每岁五口之家，可共生利一铤，然中国日贫一日也。此失财也，而知之者竟无其人也。’审是，则中国尚得谓有士乎？嗣同深有痛于此，常耿耿不能下脐。……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即寝而复兴……，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积，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而必变法始能复古……”
维新派的绝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议，李提摩太在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计划后，给妻子写信说道：“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之深。
当维新派和李提摩太踌躇满志的时候，慈禧和顽固派发动了政变。京城弥漫着腥风血雨，危难中，正是李提摩太伸出援手，竭尽全力保护变法志士。他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说：“我通过在京的一位朋友，能够做到的都做了。”“至于另一问题，即拯救中国的问题，我正在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信中他明显地表达了对中国前途的忧心和对顽固势力的憎恶。
此后，李提摩太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转入渐衰期。
三
在各种内在困境中，李提摩太是幸运的。历史不期而然地给他不少机会（真可谓天赐良机），当他初到山东传教，一时站不住脚，巧遇华北大旱而“绝路逢生”；有了一定声望之后，刚好碰上“同文书会”主持者韦廉臣去世，他接任并改组“广学会”，从此有了扩大影响的阵地；而当他大张旗鼓展开改革宣传之日，中国的维新运动又恰逢其时。如果说后者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那么前者则纯属于巧合和机遇了。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给读者展现了一位传教士在华半个世纪的生活图卷。这里充满着信仰与世俗事务之间的矛盾，充满异种文化间的隔膜与冲突，也包括了李提摩太内心深处的种种无奈。1912年，他曾经给朋友写信谈及内心的无奈，他说：“我没能得到年轻的中国方面的令人愉快的合作，我极其痛心地看到，竟然有这样多的学识拙劣的人出来指手画脚，可是他们毫无能力以崇高的榜样引导或博得自己同胞的信任。”他的朋友评论说：“李提摩太牧师为中国和中国人做了许多好事。当地人不能体会他的工作的真正价值，但后代将懂得如何评价他的崇高无私的基督教精神的贡献”。
然而，后世中国人对他又有多少理解呢？
相当多研究者因为李提摩太晚年曾经否定孙中山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而低估他的影响、他的历史作用。我觉得与其研究他因为思想上更接近改良派、支持中国的维新运动而与“蓬勃兴起的革命洪流背道而驰”，不如研究他为什么这样做。研究他的宗教背景、他的英国母体文化因素、他温和宽厚的性格特征，也许，这些是理解他的一把钥匙。
李提摩太对中国思想启蒙、政治改革、新闻出版事业、现代学校、赈灾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建立、国际贸易的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有些还是开创性的。他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在华所办活动也有声有色。当时人郑观应、曾纪泽、康有为、梁启超等对他评价甚高。难道身处困境中的中国人尚能客观审视一部分外国传教士的善意，而远离当时历史情景的我们反而不能客观、清醒，反而更情绪化么？
当然，对近代中国一些特殊人物的研究不能过多带着感情色彩。批评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同情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近代中国是一段特殊的岁月，面对列强的欺侮，外国势力的盛气凌人，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我们很难平心静气。况且，仅凭当事人自己的一部回忆录也不可能得出客观审慎的结论，但是，我们需要变换一种思维，从多维文化的角度，对历史，对人物做出更合理的解读。
[作者简介：孙燕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