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杰、吴成娥
《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开设，是近代妇女报刊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知识精英社会意识的集中展现，有利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由于该报作为近代新思想、新观念的重要载体，见证了五四运动的演进轨迹，及时刊载时政要闻，其为有言说能力的知识女性提供一块园地，构建女性与男性沟通、互动之平台，成为研究五四时期社会性别的重要文本。
《晨报》的前身为《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后改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机关报。1916年8月，该报创刊于北京。1918年12月，改称《晨报》。从创刊之日起，《晨报》就在第七版设有副刊性质的专栏，但文稿格调不高。1919年2月7日，在李大钊的主导下，《晨报》副刊一举成为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1921年10月12日，在鲁迅的帮助下，《晨报》副刊改称为《晨报副镌》，以四开四版的单张出版，名噪一时。1928年6月，《晨报》停刊。
由于《晨报.妇女问题》专栏依托于北京地区比较知名的报纸——《晨报》，所以对妇女解放思想的提倡与言说，对妇女现实问题的关注，对社会改革的呼吁，产生深远影响。它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主流媒体的引领作用，不仅动员女性，而且也动员男性。“假设（副刊）编的好，它也有无上的权威和广大的读者群，在若干年以后，也许保留在多数人脑海的是副刊，二十年后的《民国日报》现在留在一般人的脑海的，恐怕是邵力子先生主编的《觉悟》，《晨报》时代的《晨报副镌》也是令人难忘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专栏为具有言说能力的知识女性提供了一个舞台，使新女性在主流媒体中占有一定的言说空间，使女性声音能够在主流媒体上得以展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男女共同构成历史与话语主体的时代发展趋势。
一、《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对妇女问题的探讨
1919年5月3日，《晨报》在第二版登出了《本报特别启示》：“妇女问题为今日世界上之一大问题，本报现于第七版特设妇女问题一栏，征求海内学士名媛对于本问题研究之资料从明日起逐日登载，无论赞否，两方之意见经本报认为有登载之价值者便当发表，原稿登载与否概不奉还。——本报编辑部。”
自1919年5月4日始，《晨报》开设《妇女问题》专栏，被安排在第七版，具有论坛性质。当时的《晨报》每日八版，遇重大纪念日时有增刊或专刊出版。第一版为标题、刊号和广告，以有关银行和书籍者较多；第二、三版为国内外重大新闻和时评；第四、五版为广告，以香烟和生活用品者为多；第六版为地方新闻、政府命令、专件；第七版多为文艺类，包括论坛、名著、小说、传说、常识等；第八版是广告，内容庞杂，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至1920年2月19日，《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存在9个多月，前后刊登了62期，共发表了22篇文章。
纵观《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对妇女问题的探讨，按照文章的内容可以大致分成以下几类：其一，宏观探讨妇女问题的共计10篇；其二，侧重于探索如何解决妇女问题的共计5篇；其三，反映传统性别制度中新女性命运的2篇；其四，关注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的1篇；其五，译介4篇。
《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对妇女问题的讨论亦可分为三个阶段：
1919年5月4日至6月28日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关于妇女问题的探讨，开始于男女公开社交的提倡，并涉及到大学开女禁、男女教育平权等问题。关注的主要问题为社会中严重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但对于社会性别制度等本质问题缺乏研究。从5月8日以后，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全面展开，关注的主要问题不仅涉及男女教育平权问题，还深入到妇女的职业权、继承权以及性别制度等方面。6月8日以后，《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妇女的人格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这既表现出编者和作者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关注，又折射出五四时期有关妇女问题研究的思想高度与理论深度。
第二阶段为1919年6月29日至7月31日。通过对男女关系的本源及发展趋势问题的理论探讨，进一步深化有关妇女问题的认识。这一阶段，《晨报.妇女问题》专栏连续刊登《男女关系论》一文，以性欲为切入点，分析这一自然纯美之男女关系成为不洁象征的原因，提倡对儿童进行早期性教育，以达到将自然的性欲逐渐转变为受道德制约的精神情感的目的。作者认为，伴随着财产私有观念、财产私有制度的产生，女子逐渐失去了社会的主体地位，成为男子的奴隶，因此提倡妇女应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妇女解放，不是简单的独立运动所能获得的，应该对社会进行变革。可是作者还倾向于以男人塑造新妇人形象，显然是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误导。对于传统的婚姻制度，作者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真正的结婚为男女同心一体的结合，表现对传统的婚姻制度与民俗的否定。
1919年10月1日至1920年1月19日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关注妇女解放的具体手段，如出版妇女刊物，向女界发出呐喊；成立女子成美会，对冲破性别牢笼的新女性提供帮助等。《晨报.妇女问题》专栏为新女性提供一个发声的场所，关注传统性别制度中新女性的不幸命运，扩展了研究领域。
除《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外，《晨报》还有许多涉及到妇女问题的文章散落于各期的不同专栏内，如家庭问题、男女社交问题、婚姻问题、论坛、研究、译著、译述、是非之林、杂感、讲演录、经济界、时装之变迁、娼妓、娼妓文学、新妇女与新生活、妇女运动与家庭等。本文以《晨报.妇女问题》专栏为研究文本，梳理该专栏的编辑与作者群对妇女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讨，重现被民主与科学这一主流话语过滤的历史细节，展现五四时期丰富多彩的历史场景，凸显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性别意识与观念的多元性。
二、关于妇女问题的理论探讨
1.从男女公开交际到大学应开女禁
1919年5月4日，《晨报.妇女问题》刊登了徐彦之的《男女交际问题杂感》一文，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并引发了一场有关妇女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以男女隔离这一社会现象为出发点，进而扩展到妇女问题的诸多方面，涉及到男女教育平权、经济平权、法律平权、人格平等问题。
徐彦之在《男女交际问题杂感》一文中，主要围绕男女社交公开问题展开论述。作者认为男女正常交往本是人之常情，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是作者结婚以后，竟然因为“和一女子有了两次谈话”而遭受非议，甚至自己的朋友也认为“无论如何，总是你自己的不检点”。这反映出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为人们广泛接受，成为规范性别关系的行为准则，因此男女正当交往问题应该也必须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作者认为，解决男女交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男女同校：“即不许男女同校，又不为女子开办大学，使女子欲求高深学问者陷于绝境，然则为什么不给女子以平等的机会？世之右‘男尊女卑’之说，每引‘女子无知’为口实，就今日实事而论，诚有如此，然此果也非因也。既不与以求学之机会如何能责他无知！如若反转过来，止许女子求学而限止或不许男子求学则如何？”
《晨报.妇女问题》的开篇之作，即从社会普遍关注的男女交际问题入手，真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反映出编者和作者抢夺“舆论大旗”之雄心。而徐彦之对男女公开交往的提倡，也引发社会的思考，受到了社会的关注。
5月6日至10日，《晨报.妇女问题》专栏连续刊载了《大学宜首开女禁》一文。作者康白情从两个方面阐明自己的主张：一是男女交际；一是大学开女禁。在他看来，“开女禁的第一着，又不可不属意于全国最高学府最高修养的大学，就是说大学要对女子开放门户。”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大学首先应对女子开放，从而把男女交际问题深入到大学开女禁这一层面。作者提出大学开女禁的两点好处：其一，丰富青年的物质精神生活。“青年在物质方面的堕落莫过于吃酒打牌逛窑子了”，这是因为他们“觉得过于无聊”。“现在大学生在精神方面的堕落就是无志气”，原因在于“没有女朋友奋勉他们，慰藉他们所收的恶果”。
其二，完善青年的学业道德。作者认为男女同校“并不会使学生的道德堕落，而且足以完成他们的道德，更足以涵育他们的品性；并不会使他们的学业荒落，而且足以促进他们的学业，更足以感发他们的才智。”这里，作者并没有放弃男子的文化本位与性别等级观念，甚至处处维护男性性别特权，体现觉悟的男性知识精英思想中充满了矛盾。事实上，转型时期的潮流引领者，时常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对现代的最终选择成就了他们时代精英的社会身份。
《晨报.妇女问题》专栏所热衷谈论的大学开女禁的话题，也使更多的作者撰写文章，参加讨论。1919年5月11日，该专栏刊登了《大学应当为女子开放》一文。作者罗家伦从世界女权运动发展情况入手，阐明妇女解放已经成为一股时代的潮流。然而反观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不禁令人慨叹：“可怜我们中国的女子，不但参政种种的梦没有做，就是连一个求高等学问的机会都没有，只是被男子愚弄，受男子压制。男子看女子，只是他自己的妻，他儿女的母，为他的幸福而有的！总而言之，不承认女子有人格！”作者借助中西对比，发现男女性别关系中所存在的巨大差距，说明妇女解放的迫切性。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开始把研究视角转移到妇女的人格问题，代表了这一时期人们所能达到的理论深度。
事实上，有关大学开女禁的讨论早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妇女杂志》刊载了王卓民的《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一文。他主要是通过对女子社会职能及就业前景的分析，认定女子无须接受高等教育。这一观点，遭到北京大学学生康白情的反对。康白情撰文对王卓民的文章进行反驳，阐释了男女同校的可行性和必要性。1919年3月，蔡元培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有关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之演说，主张效仿西方，实行社交公开、男女同校、平等互助。徐彦之由此引发进一步思考，提出男女交际的公开是人类自然现象，也是必须的，男女同校为改良男女关系的较好方式。作者讨论的主题为男女社交公开，并把这一议题向男女同校方面延伸。对此，康白情继续发表意见，明确提出大学应开女禁。作者对社会上严重存在的青年堕落问题，以及男女同校与青年成长的关系问题展开论述。罗家伦进一步发展了大学开女禁这一想法，但是却侧重于对女性觉醒的探讨，表明作者对妇女问题极为关注、以及对社会性别制度的某种否定。
虽然说，这一阶段《晨报.妇女问题》专栏的作者们所关注的多为妇女问题中的个别现象或个别问题，但是却涉及妇女解放及其历史命运的大问题。经由女性的参与，及男女知识精英的共同奋斗，在这方面确实取得一定成效。如甘肃的女学生邓春兰读到蔡元培的讲演稿后，深受启发和鼓舞，写信给蔡元培要求北京大学招收女生。邓春兰发出的女子要求入大学的呐喊，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社会进步舆论和蔡元培的支持下，从1920年新学期开始，王兰、邓春兰等9名女生进入北京大学旁听。1920年寒假后，北京大学正式招收女学生。接着，一些中学也仿效实行。男女同校的风气逐渐形成。
2.“女子问题”的理论思考
1919年5月18日和19日，《晨报.妇女问题》专栏刊载了君左的来稿——《何谓“女子问题”》。在文章中，作者明确提出妇女问题是二十世纪人类两大问题之一。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作者提出“男子和女子除生理上的外，本无何等区别，何谓谁优谁劣，谁智谁愚，平心而论，是不能下一个精确的定义的。”作者认为“女子问题”的本质为男女差别撤废问题，从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妇女问题的实质，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传统性别等级制度和观念。
此外，作者还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妇女问题：
其一，教育问题。中国对女子的传统教育是奴化教育，“三从之道”是从思想上束缚妇女的自由，使妇女一辈子做男子的奴隶，以此来强化中国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制度。事实上，在中国的等级制度中，除了性别关系，还有其他的社会关系如辈分、年龄等，共同参与对人的身份、等级的界定。
其二，职业问题。“中国女子三分之二，是以服从男子为职业，三分之一，是以女红缝纫为职业。”由于缺乏独立的社会身份，妇女们无权涉足于公共领域，只能以服从男子为最大的职业，职业制度中充满性别歧视。因此，家务劳动与其他类型的劳动一样，共同为社会创造财富，但是却得不到尊重和承认，所以作者认为人们有关妇女职业问题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