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在社会经济领域从事实业经营的新式知识分子。民国初年，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许多在国外留学学习经济、金融等学科的知识分子先后学成归国，进入实业经营领域。这些人进入实业界带来了西方经济学思想和社会学思想，极其推崇社会调查对经济经营的作用。如近代中国著名的企业家穆藕初，他于1909-1914年在美国留学，先后学习农学、纺织和企业管理。归国后，先后创办和经营了“德大”、“厚生”、“豫丰”等庞大的纺织企业，并主持创办了上海纱布交易所、中华劝工银行。他在美国期间结识美国科学管理理论创始人泰勒及其弟子吉尔培莱斯，先后多次与他们一起探讨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问题。归国后还把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翻译成中文。在经营实业的过程中，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回国创业之初，他首先做了实业现状、发展前景的社会调查。对于选点建厂、劳力供应等各方面也一一调查。他说：“有调查报告，则做事有根据、补救有途径，其失败当可以减少。”他激烈批评中国旧式经营不重调查的陋习，“凡百事业之最大缺点，在乎无调查。无调查，则此盈彼绌，不相调剂。
商业中人大都昧乎供求之比例，暗中摸索，类无把握，事业之盈亏，付之天命，良可慨也。”近代中国民办银行业的杰出代表陈光甫也极其重视社会调查对企业经营的重要作用。他早年留学美国学习银行学，回国后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由于经营得法，发展十分迅速。他在银行内部特设调查部，专事金融商情调查。他认为“调查部为银行之最重要部门，每星期刊行金融商情周报，调查至为明晰，而判断亦确有见地”。“鄙人所指调查为重要部门者，盖某一事项非经调查不能明了，非明了不能判断。”陈光甫对调查研究的范围作了详细规定，并规定调查结果均需作系统的记录。在上海银行的带动下，许多银行都开展了社会调查。上海银行界的专门刊物《银行周报》刊登了多篇文章，专门阐述信用调查与银行的关系、信用调查之价值、银行信用调查部的设置等问题，并刊登多篇社会调查报告。银行界的社会调查之风甚至还影响到了一贯以旧式作风营生意的钱庄，钱业公会主持发行的《钱业月报》也聘请特约通讯员调查各地钱业的情况并予以刊发。
三是从事各类科学研究的学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人主持的调查感到不满足。费孝通曾回忆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部分不满足于社会工作的师生，我也是其中之一，提出了‘要理论’的愿望。但是又感到英美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不合中国情况；怎么办呢？于是想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当时又认为甘博尔布济斯以及清河和定县这类社会调查太肤浅，解决不了问题，想另求出路。”随着中国社会学教学、科研队伍的逐步形成和教学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成立，中国社会学者也开始有条件作自己的尝试，致力于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全国性的调查研究机构逐步建立，主要有“社会调查所”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调查所的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1929年更名为社会调查所，所长为陶孟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由陈翰笙、王际昌主持。两个研究机构都对农村生活和都市情况做了大量调查，发表了一批含有丰富实证材料的调查报告。从学术目的出发进行社会调查的还有大量在各高校任教的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和学生。
另外，还有不少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也进行了社会调查。例如，山东大学化学社就曾经对山东的形胜、气候、地质构造、工农经济各业等各方面的情况做过全面调查，他们宣称化学社“以扶助国内实业之发展及研究化学实际问题为职志。但欲从事实业之改良及发展，对原料成品之产量品质及目前之实际状况，非先有调查及统计工作以为研究之借镜不为功”。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创办的黄海化学工业社也以为化工生产服务为目的，组织学者对各地的传统工业——酿酒业、制盐业、酿醋业、制铝业等等进行调查，并撰写刊发了“研究调查报告”共39号。这些学者使用的调查方法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使用的方法大体一致，所不同的是，在他们的报告中往往会包括所调查物产的原料、产品的构成分析，甚至还有经过实验后得出的化学分子式。
上述三类知识分子开展社会调查各有各之目的。以社会经济调查为例，上述三类人的调查中均涉及了社会经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查的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所以，调查中更注重社会阶级的动向，社会阶级构成的经济基础。
企业家的社会经济调查显然首先是为企业经营服务的，陈光甫的话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其目的，“本行既为商业银行，所办之事皆为商业之事，则一举一动皆应与商情合拍方不愧商业二字”，所以“举凡涨落之比较，销路之淡旺，时间之关系，市面之需要，无不加以彻底研究，俾本行得此应有之知识，庶几应付环境较为敏捷。”《银行周报》则撰文说“各银行依照其信用调查部之调查报告，小之则可据此决定放款贴现之方针，大则营业之前途均以此为转移之趋势，故信用调查部，其事情极为重要”，“实为增进安全之幸福，足以预防市场之恐慌”。虽然企业家之社会调查有明显的经济目的，但他们的经营大多揭橥服务社会的旗帜，含有解决社会问题之目的。例如，在30年代的农村金融恐慌中，大多数银行曾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农业贷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宣称“本行为繁荣农村，增进生产起见，故有农业合作贷款之试办。其目的：以商业银行立场，使资金流入内地，以辅助农村经济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