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台及其广播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播电台是在1940年12月30日诞生的。其间因为战争环境的困难暂时中断了一段时间，到了1945年8月下旬又开始试播，正式播音是在当年的9月5日。第一次文艺节目的播出是在1945年10月6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邀请鲁迅艺术学院文工团演播的歌曲《庆祝胜利》、《有吃有穿》、《东方红》，秧歌剧《兄妹开荒》。以后，每周都播放一次文艺节目。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演播的文艺节目受到了解放区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听众的欢迎。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东北率先获得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广播电台中，最早播出广播剧的是佳木斯东北新华广播电台。1946年7月10日，解放军撤离张家口的电文、傅作义军队进入张家口的安民告示和陆定一同志的短文《我们宁死不当亡国奴》一起传到哈尔滨后，东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台长赵乃禾正在新华社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心潮翻腾，夜不能寐，感情奔涌，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当夜即在招待所里借陆定一短文的题目构思了广播剧《我们宁死不当亡国奴》。但是，要行文书写时有纸笔而没有墨水，夜深人静不便打扰，恰巧此时发现窗台上有一瓶“二百二”红汞药水，他喜出望外，蘸着“二百二”药水，刷刷地一气呵成。第二天凌晨，他把剧本送给东北局宣传部秘书长兼东北日报社社长李常青审阅，李常青同志怀着惊喜赞赏的心情读完了剧本，高兴地在剧本上签署了意见：“可排播。常青。”剧本送回东北新华广播电台之后，赵乃禾同志立即组织排练演播，并亲自制作音响效果，在播音室直接广播了。这部广播剧演播得很成功，形象逼真、生动活泼，反映很好，李常青同志听到后也很满意。
该剧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在傅作义的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时，有一些日伪时期的流亡青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突围战斗。这些青年具有朴素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已经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发动战争，又要把中国人民拖进亡国奴的境地的险恶用心。他们毅然行动起来，反对内战，决心宁死不当亡国奴。在突围中，一名战士为救战友而牺牲。突围之后，人们找到他的尸体的时候，他的战友报告了他牺牲的情形。“他仇恨地指向国民党，指向屠杀同胞的蒋介石，说道：‘祖国的年青一代，就像东北的高粱一样，是砍不尽、杀不绝的！xxx已经提前打到南京总统府去了！’”[5]
1946年底，东北解放区的延吉新华广播电台也播出了广播剧《黎明前的黑暗》。该剧是由顾秀林根据发表在《吉林日报》上的一个生动的拥军小故事编写的。剧中主人公是游击区的农民，他把受伤的解放军安置在他家的地窖里养伤。敌人发现后，他受到种种迫害，以至牺牲，终于保住了伤员。该剧歌颂了解放区和游击区的群众不惧艰难险阻，克服困难，支援八路军取得抗战胜利，解放全中国的事迹，揭露了敌人的凶暴、残忍。之后，该台还播送过《留下他打老蒋吧》等剧目。
1947年1月21日，据延吉《人民日报》报道：延吉新华广播电台为庆祝1947年胜利，特于春节广播节目中播出三幕播音剧《天堂地狱》和秧歌剧《兄妹开荒》等节目。之后，郝吉明又取材于《东北日报》发表的一位女作家写的小说，改编成广播剧《田炮手》，是以猎户救抗联为内容的故事。
1947年8月1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纪念南昌起义播出了根据话剧剧本改编的广播剧《红军回来了》。参加演播的是电台编播人员，有左荧、黄灼、杨兆磷、叶华等人。
1948年7月以后，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也开始计划成立一个像样子的“广播剧团”，以便有效地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做好党的宣传工作，使我们的电台播出的节目内容更为活泼，具有新的风格，把解放区的文艺活动介绍出去。但因解放战争进展很快，这一计划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还没有来得及实施。1949年3月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往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同年10月成立了广播文工团合唱团和广播剧组。
1949年12月5日，经中央批准，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50年2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纪念“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播出了由文艺科编辑陈开、顾湘根据报上发表的通讯报道作为素材，又亲自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进行采访而编写的广播剧《一万块夹板》，该剧由胡旭、张权导演，广播文工团演员演播，内容是反映铁路工人修复铁路支援国家建设的故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央台播出的第一部广播剧。之后，由广播文工团剧组的张庆仁编写了广播剧《潘秀芝》，由胡旭、张权导演，1950年3月17日播出，内容是反映在包办婚姻的桎梏下，潘秀芝受到的种种迫害，丈夫去世也不准改嫁。《婚姻法》颁布之后，潘秀芝获得了解放并且当上了工厂的女工，后经人介绍与小学教师结婚。婚后生活美满融洽，潘秀芝在丈夫的帮助下也学会了读书看报。她经常给工人读报，工作上积极肯干，被评为工厂里的先进工作者。这个剧本是采用第一人称编写的，语言朴实、亲切。
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播出了《朝鲜丹娘——金玉姬》、《小人书》、《哈尔滨之夜》等创作剧目。
在《一万块夹板》和《潘秀芝》之前，我国的广播剧都是采用直接播出的办法，剧目无法保存下来。抗美援朝开始，广播剧改变了直接演播的方式，而采用蜡片进行录制（蜡片是在铝质薄板上涂一层树脂，通过话筒的声音振荡把语言、音乐、音响效果划录在上面）。这种蜡片录制后不能改动，使用寿命也不长，而且成本很高，后来被钢丝录音机所代替。
1949年11月至1954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剧团演播了广播剧《感谢斯大林》、《邹玉梅》、《三千里江山》等剧目。他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整理了《关于广播剧》的理论文章（发表在《人民戏剧》第三卷第五期上），对广播剧诉诸听觉的艺术特点做了概述，并且以剧团的创作、演播的剧目为实例，初步探讨了广播剧的编剧和演播等问题。
1950年，上海总工会劳动出版社出版了《工人广播剧》，提供给基层工会开展文艺宣传活动时选用，在编者的话中提到：“广播剧是听的不是看的。上海有不少工厂都有话筒和播音喇叭，广播剧是合用的，而且倘若把舞台用幕布遮住，不善演戏的人也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在幕后演广播剧给大家听。这种方法不但别致，还可以节省布景，加以广播剧改成话剧也很容易，我们尤其希望大家把对话改用方言演出。所以只要根据这些内容，大家是可以自己设法采用的。”
1954年，中央台文艺部广播剧组和原北京市台剧团的部分成员与从上海台调来的广播剧演员合并成立了中央广播剧团。他们录制的《小燕子万里飞行记》、《蓝壁毯》被灌制了唱片在各地广播站发行。
1955年北京台文艺部的成员并到中央台文艺部后，从苏联取经回来的同志又带回苏联广播剧《走向新岸》的剧本、音乐、音响效果，广播剧团演员用中文演播了这个剧目。广播剧团经过这次“移植”，取得了不少经验，较好地发挥了广播剧艺术的特点。之后，又录制了一大批剧目，较有特色的是梅邨导演的广播剧《黎明的河边》，该剧是采用实地场景录音，听起来比在录音室录音有层次，真实感强。此外还有张庆仁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广播剧《皇帝的新装》，由王扶林和刘保毅导演。这部剧采用室内、室外相结合的录音方法，立体感强，艺术质量较高，在中央台的《联播》节目中播出。《北京文艺》发表了该剧的文学剧本，该剧也由此成为保留剧目。
1955年至1957年期间是广播剧处于上升的时期，但由于机械地学习苏联从名著中取材改编成广播剧的经验，忽视了提倡创作剧目，使广播剧没有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创作队伍。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文艺界比较萧条，广播剧也很不景气，没有留下有影响的剧目。
1958年至1959年，广播剧虽然有所回升，但却走了一条违背艺术规律的道路，粗制滥造的“剧目”占了很大的比重。1960年至1963年，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广播剧虽然数量不算多，却出现了一些思想性强、艺术性较高的剧目。如《剧本》月刊上发表了张庆仁编写的反映美国黑人受歧视的广播剧《故乡》，《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于惠罗改编的广播剧《没有织完的筒裙》，《广播业务》上发表了四川台文艺部创作的《在激流中》，中国戏剧出版社还出版了广播电视剧本《刘文学》的单行本。这以后，国民经济好转，广播电台又出现了一大批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广播剧如《杜十娘》、《红岩》、《两幅油画》等剧目，其中，《山谷红霞》一剧还被送到国外参加比赛评奖。这一时期的剧目基本上塑造了比较鲜明的艺术形象，为广播剧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基础，文艺界也开始另眼相看这一剧种。
经过十多年的认真摸索和刻苦实践，广播剧工作者基本上掌握了它的艺术规律，而且，从业务上开始总结自己的经验，发表了一批较有理论色彩的文章。正当广播剧处于风华正茂、欣欣向荣的时期，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席卷全国，广播剧被扼杀了，充塞广播电台的只有八首歌和所谓的“样板戏”。
三、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的成立及发展
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得到解放，荒芜了近十年的广播剧园地又开始了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陆续出现了《窗口》、《伤痕》、《珊瑚岛上的死光》、《项链》、《彭元帅故乡行》等一大批优秀剧目。尤其是刘保毅根据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部分章节改编的广播剧《李自成闯石门寨》，受到广大听众的好评。这个剧目还作为文化交流项目被介绍到国外。联邦德国（西德）广播电台翻译了剧本，使用了我们的音乐录制成立体声广播剧。这是我国广播剧第一次向国外的听众传播。
1978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由鄂允文、荣磊、刘保毅合写的广播剧《二泉映月》。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部创作剧目。这部广播剧播出后，深受听众的欢迎，反响非常强烈，听众纷纷来信要求重播。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把它改编成了电影。之后，熊生民、刘保毅合写的广播剧本《南宫玲霞》，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黄海、严冰合作的广播剧《当乌云密布的时候》在中央台播出后，受到影协主席夏衍的重视。在他的推荐下，《剧本》月刊发表了《南宫玲霞》的文学本。其他如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陈健秋创作的广播剧《瓜儿为什么这样甜》和吉林台徐恩志、曲方创作的广播剧《响铃公主》，也受到听众的好评，并由本省电视台组织原作者改编成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广播剧在形式上也有所发展，如中央台和地方电台先后播出了连续广播剧。这种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的作品，也很适合广播电台播出，更为听众所欢迎。
广播剧在我国虽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但比起话剧、电影来，它还显得非常年轻。它在群众中虽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还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和重视，理论研究很不够，有影响的剧作家很少编写广播剧。为了繁荣广播剧的创作，1980年11月15日在成都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广播剧交流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省、市、自治区人民广播电台、部分直辖市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等41个单位的93位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单位也派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交流的剧目都是各地电台新近制作的，这些剧目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创作剧目约占三分之一。
在编、导、演、录制技巧上，普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不少剧目做了新的探索，努力吸取其他艺术形式的长处，丰富了广播剧的表现手段。比如：湖南台制作的广播剧《支票》，吸收了湖南人民喜闻乐见的花鼓戏的喜剧特点，生动地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经济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可喜变化；上海台制作的广播剧《裂缝》，热情地歌颂了献身“四化”的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了弥合多年来极“左”路线造成的社会“裂缝”问题，主题尖锐，立意新颖，富有哲理性；甘肃台制作的广播剧《沙海魂》，再现了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的画工，为了保护中华民族艺术珍品而展开的一场英勇斗争。此外，吉林台制作的广播剧《三个孩子去蛇岛》，浙江台制作的广播剧《爱迪生的童年》等剧目，结构紧凑，语言生动，音乐感人，意境清新，也受到大家的赞扬。中央台和各地广播电台从中选择了一批剧目，在1981年元旦举行《全国广播剧展播月》中播出。
与会期间，中国戏剧家协会负责人接见了全体代表并作了讲话，充分肯定广播剧这种戏剧艺术形式。时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社长陈默决定出版我国第一部《广播剧选》，收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广播电台播出的优秀剧目和近几年来的新作。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戏剧家曹禺同志为《广播剧选》撰写了阐述广播剧艺术特征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