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由于“游戏人生”、“潇洒走一回”的理念和对于思想教育生硬灌输的反抗，在综艺节目的创意中，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着“寓教于乐”这一艺术原则，而且，即使力图着意遵循，也会感到难以如愿以偿。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教”什么？如何“教”？确实没有可供选择的现成公式。于是，在综艺节目里，我们经常觉得有某种欠缺，不是过于严肃，甚至呆板，就是过分浅薄，甚至低俗。过于严肃、呆板的，很快就被淘汰了，而虽然浅薄、低俗的，反会因为逗人发笑、得到快感，能够不断变换着花样，一路走下来。现在，人们不再期待从中获得什么教益了，已经习惯于一笑了之、看过便忘了。哪个节目如果有几句涉及正面思想教育的话语，肯定会被认为是反面台词。
电视综艺节目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到今天，确实遇到了一座关隘——浅薄和低俗。如何摆脱这个处境？怎样提升艺术品位？难道传播者就没有责任么？传播者理应力挽狂澜，焕发电视综艺节目的艺术青春。
二
不论哪一种艺术形式，都会有自身的局限与欠缺。关键在于创作者和表演者如何以自己深厚的功底和高超的技艺去突破、去弥补，使之特色鲜明、风格各异。其中，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遵循艺术规律，在继承中力求创新。不过，这需要积累和磨炼，需要钻研和推敲。电视综艺节目之所以滑入低俗的态势，节目制作者、传播者方面未能恪尽职守，未能尽心尽责，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说法，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委屈，甚至十分反感。大环境和某些体制确实没有形成提升综艺节目质量、加强审美走势的推力。但是，大众传播的“舆论导向”和“先进文化”，难道不是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宽松和谐的氛围么？没有人硬性规定必须走向低俗啊！
原来，市场经济的利刃正在把社会历史文化的内涵给切割出“传播效果”，而增添了感官刺激和拜金主义的双重诱惑，竟使得农业社会的人们迷恋上了后工业社会人们的灯红酒绿，成了巨商大贾的消费对象，从而逼迫得制作者、传播者开始了经营思路的苦苦追随，处于艺术与商品夹缝中无奈的两难选择之中。
原来，资本帝国“恩赐”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们的“插科打诨”、“集怪猎奇”混合上色情暴力、纸醉金迷，也召唤着人们日益沉沦，远离了英雄主义、国家利益、民族精神、人文关怀。除了个人奋斗、个人私欲、个人利害、个人安危，以及眼前的“食槽”、身边的琐事，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关心的了。这些，正是对于“接班人演变”的寄托，也是贪污腐败风气的温床！
原来，已经封闭了多年的人们，产生了在电视里出头露面的强烈愿望，有一种不可遏止的“表现欲”、“表演欲”。电视综艺节目的“互动”形态，恰好迎合了他们的这种心态，于是，争先恐后地蜂拥而至，摩拳擦掌地跃跃欲试。这就使制作者、传播者热衷于此，千方百计动员，尽其所能取悦，希冀于多多益善，期待那滚滚人流和滚滚财源“双喜临门”。
原来，社会竞争潮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人们渴望消解和释放，希求在生活中更多一些松弛和愉悦。那些新颖奇特的节目内容和嬉笑打闹的形式，就适合了人们的期待，满足了人们的愿望。即使浅薄低俗一些，也能够勉强接受，甚至并不当真，玩笑而已。
如此这般，应该说，电视综艺节目的“身不由己”，是一种“多元文化”的边缘化过程，可以任其自生自灭。不过，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从来都是既“独立自主”，又“海纳百川”的，我们应该有能力“因势利导”、“改弦更张”。
三
根据现在的态势，我们是否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继续坚持“高雅品位”同“通俗品位”并存，已有的雅俗共赏的节目，毫不动摇地办下去，并且不断加强。大力弘扬民族美德和审美自觉，用最具典范意义的美学理想、美学精神，引导全社会进入崇高的美学境界，让中华文化的血脉继往开来地传承下去，让广大受众长期接受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和感染。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必须承受“收视率下降”的暂时危险，但要坚信，假以时日，必将兴旺。
第二种办法，电视综艺节目的制作者、传播者中，有志者会夜以继日地勤奋学习，研究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和全球发展态势，把别人的先进经验借鉴过来，为我所用，努力创新，不再吃别人嚼剩的馍，走出自己的电视综艺之路。要有特立独行的勇气，不图眼前的轰动效应，不图到手的高额赢利。这是培养队伍和发挥潜力的根本途径。
第三种办法，加强播出之前的监审，把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节目创作文本、节目录制现场，都应该有人把关，那些低俗的东西，只要一露面，就马上纠正。例如，有的主持人，袒胸露腹，发型怪异，卖弄风骚，谈吐庸俗；还有的主持人，狂妄自大，戏弄观众，自我膨胀，毫无节制。这既是主持人的综合素质问题，也是把关人的如何要求问题。“制造气氛”、“张扬个性”、“打破框框”、“吸引眼球”等等，强迫主持人无所不用其极，难道只怪主持人的修为么？当然，主持人也完全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品德素养，否则，就会丧失本身的“人格”，损害屏幕形象。
第四种办法，在整合媒体各种运营体制的过程中，先行改善频道或节目内部的操作机制，以改革小环境和局部的运行策略来带动和促进大环境和整体的体制。特别是评价体系方面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指标，不要随波逐流，而要努力科学化、现代化。电视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屏幕形象，既要保有落落大方、高雅爽朗、轻松潇洒、睿智宽容的共性特征，又要提倡扬长避短、特点鲜明、真切坦诚、热情洋溢的个性风采。千万不要追逐时髦、迎合媚俗，更不要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在当前，我们还是应该注重策划、研究时尚、引导受众、愉悦身心。
以上只是挂一漏万的几点想法，供参考而已。
四
我们从来都认为，电视综艺节目是大有作为的，她不该衰落。现在，一定不要怨天尤人，而是应该反躬自省、反躬自问：我们尽到了媒体的传播责任了吗？
我国的传播媒体，必须成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现代化工具。我们只有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以高尚的情操陶冶人”，用健康向上的理趣和情趣，提高节目的水准和品位，使广大受众从中得到美感享受，才符合大众传播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才是有“艺术良心”的表现。
西方的有识之士，总是坚持自己的操守，不为时尚和流行所动，不为名声和利益所累，很值得我们思考。如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丹·拉瑟就说过：“我宁可冒着收视率降低的危险，也决不搞新闻节目的娱乐化！”而我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被脂粉气和铜臭味弄得头晕眼花，而不知其所止。西方的综艺节目，确实有不堪入目者，也有低迷沉沦者，但是，那是完全被市场经济、商品推销所左右的结果。市场经济肯定会“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共产党宣言》），我们的广播电视，属于主流媒体，怎么能够完全被市场经济所左右，走“小报化”、“娱乐新闻”的路呢？如果长期走下去，边缘化和另类表达占据了主流位置，必然导致“数典忘祖”、“玩物丧志”，这不是十分危险的事吗？
广播电视节目的“克隆”现象，在貌似敏感和求新的自我感觉里，已经逐渐养成了某种惰性和惯性，从而极大地忽视了“原创性”。我们的责任，好像就在于无休止地“完成任务”、“按时播出”，好像来不及进一步去思考、研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再也无力寻求新的动力和资源。正应了老子的话：“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老子·第十二章》），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竞争激烈的传播媒体，真是目不暇接、耳不暇听，多的是“热运行”，少的是“冷思考”。泱泱大国，难道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直闹得大人孩子都去追著名的“星”，造自己的“星”，并且乐此不疲。艺术被削平，崇高被放逐，我们总有一天会后悔的。1992年，钱钟书先生有感于当时文化领域的商业化倾向，在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采访时说过：“崇高的理想，凝重的节操和博大精深的科学、超凡脱俗的艺术，均具有非商业化的特质，强求人类的文化精粹，去符合某种市场价值价格的规则，那只会使科学和文艺都‘市侩化’。丧失其真正进步的可能和希望。历史上和现代的这种事例还少吗？我们必须提高觉悟，纠正‘市侩化’的短视和浅见。”“文化周刊”。钱先生语重心长的话语，说过十多年了，“市侩化”现象仍然相当严重，我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也仍然相当强烈，这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啊！
自古以来，我们的民族，一直崇尚“言行一致”、“修辞立其诚”，一直厌恶“口是心非”、“言而无信”。为什么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呢？对受众负责，对人民负责，是要落实到节目策划、节目制作中去的。如果公开申明，我的节目就是为了自己赚钱，也好识别；却往往冠以堂而皇之的名目，好像一切都是为了广大的观众：为你服务，请你参加，让你欢乐，给你大奖（形象的包装，物质的刺激）。这种诱惑，不过是扩大了的“娱乐推销”，只是通过“媒体霸权”，显得更张扬、更铺排；进入“公众形象”，显得更加光鲜、更有魅力。而这，对于人们心灵的躁动、物欲的膨胀，恐怕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兴奋剂。
媒体的责任，是社会历史的赋予，是时代大潮的期许。内容的铁律，不仅是方针政策的贯彻，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感情的肝胆相照。形式的反作用，只能推进内涵的深化，绝对不应该让羸弱的身躯套上奇装异服。多样化，是允许主流之外的边缘样态存在的，可是，不应吸纳污泥浊水。“把关人”，不能做“旁观者”，更不能当制卖假冒伪劣的“当家人”。我们不但有责任把握前进的大方向，还要尽心竭力地去“防微杜渐”。
电视综艺节目走向低俗化，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的生活，的确需要更多的欢声笑语，的确需要更好的赏心悦目。我们寄希望于大众传播媒体的策划者、制作者、管理者，相信他们一定会坚定地向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奋步疾飞，开拓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传播新形态，逐步实现电视综艺节目的民族化、审美化，展现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时代风采。
2005年8月25日于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
论语言传播的三重空间
语言的社会性、人文性在语言学研究中应该成为重要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在工具性和技术性层面阐释中，更要给以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只有如此，才可以打破“语言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的视阈，提升到“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个高度上来。在语言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表现出了相当明显的稳定性，也表现出相对活跃的变异性。长期以来，我们十分重视文字、文字语言和书面作品的研究，而不大重视甚至轻视口语、有声语言、口头创作的研究。因此，口语作为书面语的根本，似乎一直徘徊在语言学研究的殿堂之外，甚至认为口语不能登大雅之堂，我们的语言史几乎成了文字语言史。
当然，汉字的发展，便于记录、考证；汉语积字成篇，意象铺排，不重形态；书面语与口语分离……至今仍存在“重文轻语”的现象，表明了语言学研究的难度，不过我们是否在“工具论”的影响下，局限于历史流变的形式，拘泥于一般语言的规则，精于微观技术辨析而疏于宏观人文关怀呢？
语言学研究，必须从社会语言现象入手，去观察、去搜集材料，去进行历时性、共时性研究，不这样做就无法占有广泛的素材、数据，就无法对比、描写。但这只是一个客观分析的角度，只是一种结果性探索。语言的主体性和内省性却提出了另一种主观分析的角度，也可以说是原因性探索。只有研究了语言的主体性和内省性的这个重要方面，才有利于解释语言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有利于描述语言的个别性和一般性的关系，从而深入探寻语言的规律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