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播音的降调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广播电台的播音质量有所回升。但是，继续提高播音质量，既是广大听众的强烈呼声，也是我们播音员的普遍愿望。对降调问题的研究、探索，正是由此而来的。
我们的人民广播，历史不算长，却有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人民广播事业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播音又怎能例外？“不喊不革命”，这就是原则；“调高情亦高”，这就是标准。喊得头昏眼花，还得接着喊；已经声嘶力竭，仍然不许降调。喊不上去了吗？“不怕牺牲”！喊不出来了吗？“靠边站”！喊，成了最时髦的东西，连舞台上、银幕上，也是喊声震天的！如今，随着林彪、“四人帮”的覆灭，随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逐步恢复和发扬，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党的期望和人民的意愿。人民厌恶假话、大话、绝话和屁话，当然，也从来没有喜欢过“喊”话。那令人不能忍受的、不堪入耳的嗓音高调，连同那令人不能容忍的、不堪出口的毒言恶语一起，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历史的谴责和抨击。
于是，降调被鲜明地提出来，并且在播音实践中被愈来愈多的播音员同志所重视、所追求。这种追求，正标志着我国播音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也意味着向广播语言艺术高峰开始了可喜的登攀。
一
究竟怎样理解“降调”呢？
有的同志可能说：降调降调，自然是把调降下来，有什么不清楚的！
那么，如果进一步问：所谓“降下来”是指什么呢？怎样降下来呢？
事实上，就是因为对“降调”的理解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才产生了不太理想的效果。例如，有的同志就认为：降调显然是对高调的否定。那么，这种否定显然是越彻底越好。于是，在播音时就得尽量低，似乎一点儿高音也不能有，有一点儿高音便看做是高调的影子和痕迹，就必须立即加以荡平。这种认识，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不一定那样清晰和强调，但或多或少是起了作用的。因之，我们听到某些播音，低是低了，不过却显得那样平，连应有的高音和棱角都几乎被磨光了。对这样的“降调”，有许多异议那是自然的。还有的同志认为，高调是费力不讨好的事，而降调却可以事半功倍，自己播音时，只要松弛省力，听众就容易听得进去。基于这样的认识，播音时的确松弛了，省力了，不过却显得那样淡，几乎听不出播音员的播讲愿望，感受不到那蓬勃的朝气，反而给人以松松垮垮、无精打采、冷若冰霜的印象。对这样的“降调”，我想也不会有多少人赞同吧。
实际上我们播送每一篇稿件都有一定的宣传目的，它总要体现在播音的具体过程中。我们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表达思想感情的各种方法，都受到宣传目的的统帅和制约。凡是由于某种干扰，正确的宣传目的被削弱，甚至被其他目的替代了，这就是目的转移。如果为降调而降调，使降调作为手段的性质变为目的，就是喧宾夺主。这同在话筒前想技巧、改毛病、装样子等，殊途而同归。在这个问题上，有意无意地把降调作为目的，的确是一大障碍，必然会导致播音的失败。
降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只是为了更好地为宣传目的服务，只是为了“使人愿意接受”而被我们赋予了存在的价值。否则，它的命运不会比使人听而厌之的高调的命运好多少。为了避免出现“降调情亦降”的效果，而忽视宣传目的的作用，无疑是缘木求鱼；即使详谈其他细微末节，也不会产生纲举目张的作用。这是为众多的事例已经或正在证明的。
二
不少播音员同行在探索降调的实践中，对存在的问题和听众的反应很伤脑筋。听众不愿意听高调，可是对当前的降调又觉得平淡无味，松软无力。在这方面，当然不应以听众的这些意见作为否定降调的理由，应当在我们自己身上找一找原因，认真研究一下如何降调的问题。
我认为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降到什么程度；二是降成什么样子。
先谈降到什么程度。
高调，经常使用极限高音、强音，令人震耳欲聋。但如果过低，一味使用极限低音，反而会使人感到压抑、窒息。二者都会造成外在、强制、生涩、吃力的印象。在生活中，在艺术上，那最丰富、最生动、最悦耳、最诱人的声音，肯定是自如的声音。我们降调，就是降到自己的自如声区，充分发挥自如声区的特色和表现力。
自如声区，有其最高点和最强点，也有其最低点和最弱点。这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最强点和最弱点之间，便是自如声区。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最高”，不是极高，不是到了极限的高音；所谓“最低”，也不是极低，不是到了极限的低音。“最强”、“最弱”的意思也一样。自如声区里，高低强弱都是自如的，没有任何做作力量。
自如声区的范围，有其相对性。有的人，自如声区大部分在高声区；有的人，自如声区大部分在中声区，或在低声区；某个人自如声区的最低音，可能是另一个自如声区里的最高音；某个人自如声区的高低幅度可能相当于两个半八度音阶，另一个人自如声区的高低幅度可能只有两个八度音阶，如此等等。这种自如声区的相对性，正是每个播音员自己的自如声区的个性。要确定和把握自己自如声区的个性，摸索出运用它的规律，取其长，补其短，才能在降调过程中有所突破，才能逐渐形成自己的播音风格。
把握住自己自如声区的个性，还要防止那种脱离自己自如声区的声音的模仿，防止使用自己自如声区以外的声音。例如，有的同志自如声区偏高，为了降调，就故意压低声音；有的同志为了追求某种“理想”的声音，改变正常的发声状态，改变自如声区的特色，等等。
另外，由于稿件内容的千差万别，在考虑稿件基调的时候，也要适当考虑播送全篇稿件的“使用声区”。播某些稿件，要更多地使用自如声区中偏高的部分；播某些稿件，又偏重于自如声区中较低的部分，等等。“使用声区”一般总是小于自如声区，充其量也只能等于自如声区，而绝不能大于自如声区。
上面着重谈的是自如声区的高低音域，其实，自如声区是一个立体概念，还包括强弱、明暗、宽窄、圆扁、润干等。如有的同志自如声区的高音有时变窄、变干了，这种高音就是有缺欠的、不完美的。如果经过持之以恒的科学的训练仍不能解决，就要在使用时注意“避其短”。
降调，只要能降到这种立体概念的自如声区里，就会如鱼得水了。
下面再谈谈降成什么样子。
降调要降到自如声区，只是第一步，接着还要把握降成什么样子才能“使人愿意接受”。我认为至少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做到无一字无依据。我们把文字稿件转换为有声语言，最忌“睁眼看稿不动脑，张嘴念字不动心”的机械状态，而应准确地表现稿件的思想感情，充分发挥我们再创造的主观能动性，完美地达到宣传目的。这方面一般初学播音的同志容易产生问题。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未能完全从内容出发的、走向主观随意性的播音。似乎在动脑，在动心，但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与稿件内容是游离的，色彩不吻合，分寸不贴切。这是初步掌握了播音的主动权之后容易产生的问题。
在播音中，我们要经常注意避免出现机械状态和随意状态。胜利的途径唯有“无一字无依据”。我们形之于声的每一层、每一段、每一句、每一字都要从稿件内容出发，都要以符合稿件内容的内在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为依据。“无依据”有时是理解不深，有时是表达不当；有的是生活经验不足，有的是语言习惯未改；也还有一些别的原因。这要具体分析。
为降调而降调的表现之一，就是脱离了内容，失去了依据，只注意降调，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效果。说穿了，也还逃不脱“八股调”。这就像有一个人想把浮躁的作风变得扎实起来，光注意于举手投足是不够的，先得让内心扎实起来。这样，扎实的作风才有依据，也才能真正形成起来。
第二，要做到无一处无变化。我们播送到每一篇稿件，从内容到形式，从层次到语句，从色彩到分寸，都是有变化的。要做到“无一字无依据”的表达，必须使这些变化自然地显露在有声语言中。为变化而变化，没有依据的随意变化，当然不妥；但是，因担心无依据而不变化，成为无依据的单调，同样为我们所不取。
有声语言是诉诸于听觉的。要使听觉永远处于积极、敏感的状态，就要求声音的不断变化。这似乎是一条普遍的规律。这和视觉要求色彩的变化相同，感情色彩、声音色彩就是一种向视觉的借用。在歌德和艾克曼的对话中，曾由颜色学而涉及声音、舞蹈、戏剧的变换规律。艾克曼还指出，在这条规律下“我们乐意避免方才听过的同一种声音”(《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一册，第215页)。这个见解虽然显得笼统，但对我们还是有启发的。
要求变化，在有声语言的运用中，正是对单调的否定。人的听觉之所以不愿承受单一性的刺激，就因为刺激的单一性少有色彩和分寸的有依据的变化，少有主次分明、上下衔接、浑然一体的转换。平淡、呆板、僵直、生硬，永远使人厌烦，并会受到听觉的抵制。
有声语言的变化，有的如“吹皱一池春水”，有的如“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有的如“铁骑突出刀枪鸣”，有的如“夜半钟声到客船”。降调，正是为了克服单一性，加强丰富性。
毛泽东同志曾深刻地指出：“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1页)有声语言的变化。就是要把握思想感情的曲折性，把握声音形式的波浪式。这正是我们所说的“降成什么样子”的“样子”。
在声音形式上，重视语音要素各自的相对性是极端重要的。在有声语言的运动中，音色、音高、音强、音长都是在比较中显现出区别来的。我们常说的虚实、起伏、刚柔、快慢等，怎能切实做到“降而不懈，降而不僵，降而不抻，降而不软”，健康的而不是畸形的体魄便会应运而生了。这“一朝分娩”的缘由，并非造物的神通，恰是“十月怀胎”的孕育。这中间，废寝忘食自不必说，仅那失败的苦痛就比成功的欢欣要多出多少倍！
第三，无一言无对象。为了降调而降调的播音，往往失去对象感。就像高调的“对空训人”，降调而无对象犹如自言自语，听众会觉得你的话与我无关。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研究如何设想对象。
我认为，设想对象要具体，要力图符合宣传目的，并尽量联系与稿件内容有关的、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但是，具体设想时，既不要太广大，似乎是千万人端坐细听，也不要太狭小，好像只播给一两个近亲好友听。以有利于唤起播讲愿望，达到宣传目的为原则。如果不但能做到“心中有人”，而且能做到心中有听众的反应，把每句话都流畅自然地送到听众的耳朵里，送到听众的心坎上，那么，降调便增添了新的活力。
困难的是新闻、评论的播音。这当然同我们对两种体裁的看法有关系。它们的政治性、政策性、指导性、鼓动性，把我们搞得谨小慎微，前怕狼后怕虎，甚至手足无措了。不是吗？有的同志播起科学常识来，自如得很，一旦拿起了新闻、评论来，似乎就登上了什么宝座，端着个架子，拿着个调子，真是正襟危坐，照本宣科。这些同志完全是出于好心，不过多为习惯使然，弄得事与愿违，效果不佳。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设想的具体对象，大多是工农兵和知识分子。我们向他们作宣传，虽然不必是事事商量，小心求教，但也不应把他们看做一无所知。新闻、评论，难道不是摆事实，以事明理，讲道理，以理服人吗？对敌人，轻蔑比目眦尽裂更有力量。
诚然，有一种意见并不正确。这种意见认为，听众对我们宣传的内容完全了解。这样想，常常会削弱甚至取消宣传的必要性，削弱甚至取消播讲的迫切性。在我们设想具体对象时，要恰当选择才是。
正确地设想对象，牢固地获得恰当的对象感，将帮助我们调降而情不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