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话语传播的虚拟性特征，主要表现在“语境营造”的推进过程中。人们从打开收音机、电视机的刹那，就进入了传播者营造语境的实施方略途径之内。那声音是如此真实美妙，那画面是如此清晰实在，那人物是如此情真意切，那语言是如此声情并茂，那事件是如此新鲜多样，那场景是如此形态万千……但是，这一切都是传播者有意为之，所反映的“现实”，都经过了筛选加工，我们听到、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全豹。即使是新闻事件、新闻现场，任何传播媒介都无法全方位、整景观地再现全部信息及其意义。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总是很小的，而水下的部分只能通过那水上部分加以推测和想象，给出整体的判断和描摹。怎样把传播的信息容量扩大，从中“留白”，让受众以自己的想象、联想进行填充和丰富，这取决于传播者对于受众的具体把握，拓展“关联域”，加深受众的理解和感受，而不是仅仅传播那些表象，受众只能听到“众语喧哗”，看到“浮光掠影”。这就要求传播者认真提炼“典型”，悉心精选“细节”，以便使之具有真实的“代表性”，具有视听的“延展性”。正是源于广大受众对于现实真实的多角度、多层次的不同理解和不同感受，我们才需要在传播中给出尽可能多样的形态和尽可能深刻的思想，以满足人们的各种认知水平和各种欣赏习惯。虚拟，绝非虚构，但也并非“全真”。这一点，迥异于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万不可混淆它们的区别。
第三，面对广大受众，有声语言必须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面对着祖国的文化……讲一种语言就是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弗朗兹·法侬语，我们的广播电视担负着民族文化历史传承的社会责任，这个责任远比课堂上、家庭中所进行的语言教化责任更为重大、更为崇高。目前，个别地方广播中，“方言播音”随着“民生新闻”的走红而受到宠爱，并且开始炒作。这真是一种文化的无奈之举，也是一种语言的弱智行为。“民生新闻”的产生，确实表达了老百姓身边的柴米油盐、即时的喜怒哀乐，但那就是真正的“贴近”么？人人都去如此贴近，国家大事、世界风云，老百姓还有必要去关心吗？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普通话的言说，为什么肯定会造成“压抑感”呢？方言土语难道具有这样巨大的社会功能？
如果全国的老百姓都认为使用自己熟悉的方言才会产生“老百姓”的感觉，各个方言区的人都各行其道，都一起“拒绝规范”，那么，“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理应落实到各种方言的话语传播上来，报纸、书刊、广播、电视……都只能用方言去书写和说话了，那么，语言文字规范、推广普通话等等，就成了压抑遏制平民百姓的桎梏，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连秦始皇的“书同文”都应该被抛弃了！把方言土语的地域文化，连同它的落后性、封闭性，都夸大为社会生活的精神寄托，确定为文化观念的历史结晶，我们的“汉民族共同语”也就土崩瓦解了，我们推广普通话几十年的心血也就付诸东流了！鼓吹方言至上的人们，对于推广普通话的反感和厌恶，大约不自今日始，所以才在“民生新闻”之后，紧锣密鼓地宣扬“民生语言”，竭力声讨普通话的“强势语言”地位，还要代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呐喊。这种呐喊，听来相当耳熟，它同早先就有的“普通话规范走上了贵族化的道路”不是如出一辙么！国家的昌盛、经济的发达、社会的和谐、交往的频繁，已经开通了全球化、国际间的“高速公路”，联合国确定的五种语言之一的普通话，也已经引动了“华语热”。当前，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不断深入、日益丰富，各种语言观相互融合、碰撞，并不是坏事，但是，规范却是大势所趋，有识者还是要谨慎行事为好。
话语传播的范式，应该继续探讨，不过，那逻辑起点是含糊不得的，更不能走向急功近利、浮躁低俗的目的地。
话语传播的内涵非常厚重、深奥，本文旨在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参考。
传媒语言引领价值的本土意义
我国广播电视的语言传播，已经走过了八十年。人民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历史，也有六十多年了。虽然有过曲折和反复，但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汲取域外文明精华、坚持先进文化导向，仍然是一条时隐时显的核心脉络。
改革开放的大局，造就了我国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总趋势。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为我国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增添了万紫千红的无限生机，为我国的国际信义和声誉的远播树立了伟岸的大国形象。促使中国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也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了中国。这中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传承和普及，集中体现在传媒语言的规范化和吸引力上，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精神引领功能和文化导向作用。
目前，我们需要正视发展中的缺失，克服前进中的阻力，而不能满足于成绩的辉煌，事业的繁荣。我认为应该着重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广播电视的根本属性、语言传播的重要地位和有声语言的个性把握。三者相互关联，互相制约，共生共荣。
一、“喉舌”的当代价值
“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既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生动写照，也显示了我国广播电视的根本属性。“打破喉舌论”的声音，从未中断过，但几乎没有一个类似的声音进入理论的语域。因为不管表述如何不同，都无法改变“喉舌”的深刻内涵。其他国家，各强势媒体，都在事实上维护着“喉舌”原则，只是不便或不愿公开申明而已。“美国之音”每天总要播出特意声明“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节目，似乎其他节目就不反映美国政府的立场了，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数。各个国家的媒体，都在维护着自己的“国家利益”、“集团利益”，成为国家或集团的喉舌，无数事实早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广播电视，也必须维护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捍卫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保障伟大祖国的文化安全，不是题中应有之义吗？所谓受众必须接受“最大量的”、“全面的”信息，人们应该被“全面告知”，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脱离了“管理”和“引导”的权力掌控，就会陷入媒介乌托邦。因此，希冀当代媒介从喉舌向“知情权保障”转型，却不知道让谁知情？知什么情？如何去保障？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党、政府”同“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喉舌”仅仅理解成只是党和政府的，而不是人民的，并力图代表人民要求什么知情权“保障”。由于各个媒体都有“过滤”权，选择权，通过媒体传播的信息，不可能“全面”，也不可能把所有重要信息都“全面告知”给所有受众，从而也就无法给以“保障”。如果说，目前的媒介存在着信息流向不够平衡、信息内容不够完整、重大信息传播偶有疏漏等欠缺，急需加以弥补和纠正，那是完全应该的，但这并非根本属性的“转型”，不应偏离“党性”的原则，不能偏离“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
对于喉舌的误解，大概存有古代对于“喉舌”的解释：“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诗经》），比喻国家的重要官员，后多指“尚书”。也有指口才、言辞的。新中国成立后，一时进入“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极左理论，只说“党的喉舌”、“党的宣传员”等，这种说法本身就造成了党同广大人民群众似乎存在着某种分离的印象。现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仍然认为广播电视只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成为“人民的喉舌”，不过是表面文章，说说而已。这是因为我们的广播电视在反映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和正义呼声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在体现人民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鲜明色彩和厚重分量上，显得拘谨和单调。因此，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应该研究如何当好喉舌，为维护“国家利益”，为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统一性、主导性，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起到正确引导的作用。
其实，广播电视传播，尤其是语言传播，必须重视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正确处理“灌输”和“满足”的关系。
首先，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政府的所有重要举措，各个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以及全世界进行宣传，做到渠道畅通、准确及时。各个媒体还应该努力汇聚、选取世界风云态势和人类文明结晶，撷英集萃地向广大受众（既包括各级党政领导，也包括工农兵学商等）传播，做到“汇天下之精华，扬独家之优势”。这一切，都属于“应知”范围，是一种“灌输”。
其次，很多信息是广大受众“欲知”的范围，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地给予“满足”。我们要努力了解广大受众（既包括各级党政领导，也包括工农兵学商等）的需要，通过各种形式，尽量满足他们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和生产生活需求，以及进行决策和指导实践的真实国情民意。如各类新闻、专题、体育、服务、综艺、广告等版面、节目或栏目。
再次，无论是“灌输”，还是“满足”，都有“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两个方面，都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各取所需的。二者并非绝对的、对立的，更不是只对下不对上。有的意在灌输，却恰是许多受众“欲知”的，对他们正好是“满足”；有的意在“满足”，正是许多受众“应知”的，恰是一种“灌输”，如此等等。关键是不夸张、去粉饰，实事求是，努力追求“真、善、美、新、雅、精”。
最后，全部传播，特别是语言传播，一定要力求“艺术地”进行。不要“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应该“更加莎士比亚化”。这样，“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马克思致斐·拉萨尔》）。我们的灌输和满足的意义表达，往往显得生硬和苍白，这恐怕和内容的不够丰厚、形式的不够多样都有关系。
二是正确处理“导向”和“取向”的关系。
任何国家，都有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主导的价值取向。我国的多元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就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当前的价值导向。其他的价值取向，只能处于次要的、共存的、与主流意识形态并行不悖的地位，而不应喧宾夺主，更不应南辕北辙。
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要勇于坚持“国家意识”，要大力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要奏响主旋律的黄钟大吕，创造多样化的金声玉振，排除不谐和音的干扰，摒弃靡靡之音的诱惑。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多元化、文化的本土化、精神的伦理化，造成了众语喧哗，也容易呈现杂多的价值取向。这时，强势传媒对于某种历史文化、思想道德观念和思潮的强力传播，往往使人们在“求异思维”和“浮躁心态”之下，不知不觉地受到异样的引领和感化。如拜金主义、宿命论、官能刺激快感等，销蚀崇高感和进取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如何凸显“喉舌”的时代最强音，便成为不可回避、无可逃遁的唯一进路。
二、重点在“怎样传播”
人类已经处于“地球村”中信息几乎没有遮蔽的高速传播时代。传播什么，实际上正在让位于怎样传播的信息整合进程。我们可以做到信息“保密”，可以“遗弃”那些垃圾信息，但是，别的传媒却可以“揭秘”，可以“搜罗”。哪一个传媒都不能“一手遮天”或者“造谣生事”，因为，你不报道，别人报道，你拒绝，他张扬，人们总是在涉猎中比较，在比较中判别，希冀得到最真实、最准确、最丰富、最隐秘的信息。信息大战的态势，逼迫你只有走主动报道这一条路，否则，可能会“事与愿违”，造成更大的“异化”，给人们扭曲的、错误的信息又无从比对和鉴别，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因此，当前，我们必须着重研究“怎样传播”。信息的过滤与选取，不可或缺，这是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的重要前提。那些与国家民族的发展、与人民大众的期待相悖谬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必须给以批判的辨别，以分清是非；那些世界范围内令人瞩目的事件和问题，必须进行关注，并且用我们的价值体系加以剖析；那些突发事件，也要及时地、客观地或简要或详细地报道，并随着事态进程逐步阐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而不急于马上作出评价。我们的价值体系，是发现、报道和评判的核心，由此辐射出各个层面、各个角度的具体解说话语，就直接成为“怎样传播”的叙述方式和表达样态，而怎样传播，也就在这个时候发挥出不同凡响的导引力和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