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名凯先生把语体称为“言语风格”“言语方言”，认为“尽管言语体裁或言语形式和言语风格及言语方言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作为划分风格及其表达形式系统的言语方言的类型的标准只能是功能原则，即以交际场合、交际目的、交际任务的不同所产生的言语功能上的差别为标准”。高先生认为“从大处着眼”分成不同类型：（一）一般的交际功能的言语风格及言语方言；（二）文艺作品的言语风格及言语方言；（三）附加的个人的言语风格及个人方言。高先生以“外交辞令”、“时评社论”、“科学论著”、“新闻报道”、“大字报”、“宗教仪式”、“社会事务”等为例，说明一般的交际功能的言语风格及言语方言；在论述了存在于文艺作品中的“艺术的言语气氛”之后，进一步指出文艺的言语方言“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风格手段系统”，“形象性、表情性、具体性，这些是文艺作品的言语风格的特点”，“因此，它就具备多样化的言语风格”，“这正是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具有所谓‘多风格’的特点的缘故。”此外，高先生还特别指出：“所谓‘新语言学’的信徒们过分强调个人言语风格即个人方言的作用，认为指导语言的是创造个人性格及个人方言的意志和想象力，认为语言新结构的形成和流行、文艺言语风格及文艺言语方言的形成和流行是和妇女的时装一样，是以个人的美学嗜好为基础的。这种看法显然是唯心主义的”。“恶劣的个人言语风格及个人方言并不会引起人们的欣赏，反而会被社会所唾弃”。这一点虽然不在语体问题论列之中，却也是重要的参照。
陈望道先生和高名凯先生的这些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现代、当代的语言学家们，对于“语体”所做的深入探讨，给我们研究话语样式，特别是语体类型，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从而使我们可以进行“立体化”辨析。
三
由于语体受各方面的制约，我们不得不分别阐释。仅以普通话为例，说明如下：
从话语主体来看。“谁”在说话？说话者的身份是什么？这是首先要考察的。不同的说话者说出的话一定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因此，话语中流露出来的“身份感”，决定了语体的言语风格特点。像教师一样，传播者必须保持自己的真实身份，一定要说那些发自肺腑的话、真诚的话，引导人们积极向上的话。这里的“我”、“我们”，是节目所需要的那部分“自我”，而不是生活中全部的“自我”。“自我”应该根据节目的内容和形式，进行调节。这调节，完全不能表演。社会学中的“角色转换”，完全不同于表演中的“角色扮演”。根据话语主体的不同“身份感”，就会有“教训语体”、“批判语体”、“启发语体”、“乞求语体”、“调侃语体”等的区别。
从话语本体来看。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的词语范围主要是些什么行当术语？大体显露出来的话语体系是什么样子？是否可以分为新闻报道语体、文学艺术语体、科学技术语体、政治公务语体、时事评论语体、经济态势语体、社会服务语体、法律诉讼语体、军事行为语体、外事交流语体、体育竞技语体、广告信息语体。这十二种语体，虽然各有交叉、重叠，但是并不影响它们的话语独立风格体系、词语范围的行当色彩。高名凯先生指出：“风格的表达手段是全民共同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交际的功能上的不同（包括交际场合、交际目的、交际任务的不同）而产生的变体或变形。”因此“应当把它看成整套特殊的表达手段或语言要素的运用所形成的整个的言语气氛”。这就是说，某个语体的特征，主要是看为完成一定的任务所组合起来的相关词语量的大小，形成了接近哪种“言语气氛”的格调。如新闻报道语体，不论是报道什么事件，都具有新闻的基本要素（即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何果），都表现出新鲜、迅捷的“言语气氛”的格调。如社会服务语体，不管是衣食住行，都具有服务的基本要素（即专注点、关爱点、切近点、契合点、宣泄点、明示点），都表现出周到、温馨的“言语气氛”的格调。
从话语环境来看。所谓“语境”，既有主观语境，又有客观语境；既有宏观语境，又有微观语境。一般影响话语风格体系的因素，是“当下场景”。如：自然语境的春夏秋冬、风雪雷电、日夜晨昏、东南西北……社会语境的城乡厂矿、亭台殿宇、节庆典礼、琴棋书画……广播电视的传播语境，除了一般的具体场合（如室内室外）、具体人物关系（话语主体、话语对象）之外，正处在“当下”的自然语境和社会语境的结节点上，成为主观和客观语境、宏观和微观语境的融合物，进而影响传播主体的话语风格体系。这种“当下场景”，主要是营造了某种氛围，因而使得某种语体呈现出相应的特殊气氛格调。大体上，可以分为：高雅郑重语体、平实正规语体、通俗活泼语体、消闲随意语体，（还有狂放恣肆语体、佶屈聱牙语体，虽不属于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之列，但却是一种传播现象）。如体现国家形象、地域形象、团体形象的“公告”、“声明”、“命令”、“讲话”、“社论”、“报告”以及重大活动的报道，都应使用高雅郑重的语体；那些礼仪性、可信性、欣赏性、召唤性的话语，总是使用平时正规的语体；在比较宽松、自如的环境下，常常使用通俗活泼的语体；而在比较封闭、自由的环境里，那亲密无间的话语便会使用消闲随意语体。至于脱离环境的氛围，无所顾忌，大而无当、华而不实，妄自尊大、旁若无人、出口不逊，这种话语，就属于狂放恣肆语体（如忘乎所以的“群星乱叫”）；至于那些一味显示“才华”、张扬“个性”的人们，也不容易根据环境调整话语，而是使用大量的莫名其妙、深不可测的词语（如“港台腔”、“洋泾浜”），只能称其为佶屈聱牙语体。
从话语对象来看。话语的功能主要是传达思想感情，交换信息，是要让听话的人清楚地了解话语的意思，包括“言外之意”。那么，话语主体就要针对话语对象的具体情况，采取一定的话语样式，这也涉及语体问题。最明显的是对小孩儿说话，几乎不能用跟大人说话的口气，于是便形成了特定的少年儿童“言语风格”“言语方言”体系。就此，我们又可以分为：老年语体、青年语体、少年儿童语体；还可以分为：女性语体、工人语体、农民语体、军人语体。如对老年人的尊称、敬语、赡养、关怀；如话语中表现出军人“土气则不乏灵气，粗俗却见智慧”的“言语风格”“言语方言”体系。
从话语工具来看。除了广播语体、电视语体之外，还有正在形成的网络语体。其实，大众传播媒体的传播手段虽然有别，传播模式虽然有变（单向传播和双向互动），究其实质，对于语体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语体分类的影响并不算大。
这样看来，话语样式是十分复杂的，牵扯到各个方面的制约因素。面对如此纷繁的情况，我们究竟怎样去把握呢？
四
美国的语言学家、翻译学家尤金·奈达于1983年9月在北京大学作学术讲演时，十分明确地指出：“社会语言学……最基本的方面就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去考察语言交际。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并且得到什么结果。”他列举了“语言中存在各种变素”、“交谈涉及的一些主要民俗因素”等。他还强调指出：“一般地说，任何人都掌握不同的语体，使用何种语体主要取决于场合。”他认为“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似乎可以分成五种语体：（1）礼仪的（或刻板的），（2）正式的，（3）非正式的，（4）随便的，（5）亲切的”。这些内容，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语体的功能，既不要把它琐细化，又不要把它笼统化。
我们反复说明，语体问题，关系到怎样说话才达到“恰当”的要求。到底怎样来分类，特别是从总体上分类，才接近语言社会功能的具体实际呢？
由于语言的使用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事实上必然存在着“融合”现象，即：话语范围语体、话语主体语体、话语环境语体、话语对象语体呈现交互渗透、错杂对位的格局。我们的认识是：应该以“当下场景”为核心，以“主体身份”为依托，以“话语样式”为显现，来判断语体的气氛和格调，并划分类型。
我们认为，话语样式只有四大类：宣读式、讲解式、谈话式、朗诵式。每一样式中，又可以分为高雅郑重格调、平实正规格调、通俗活泼格调、消闲随意格调四种样态。综合起来，我们就得到了十六种类型，或“语体”。简单说，高雅郑重地宣读、平实正规地宣读、通俗活泼地宣读、消闲随意地宣读，显示出不同的功能效果。同理，高雅郑重地谈话、平实正规地谈话、通俗活泼地谈话、消闲随意地谈话，又呈现另一种功能效果。讲解式和朗诵式也是如此。而这十六种类型又是可以互相交叠融通的。在一个节目里，一段宣读式转为下一段的讲解式，在一篇话语中，在谈话式中穿插宣读式、朗诵式……在新闻节目里，允许使用各种表达式，既可以宣读、朗诵，又可以讲解、谈话；既可以高雅郑重，也可以通俗活泼……不一而足。重要的是，这种语体划分，完全符合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规律，既能达到播音语言特点的要求：规范性、庄重性、鼓动性、时代感、分寸感、亲切感；又能体现播音语言表达规律：思维反应律、词语感受律、对比推进律、情声和谐律、呼吸自如律、自我调控律。
我们这样划分语体的理由是：
语体并不是文体，完全不应依赖文体的类型划分规则，只能从有声语言的实际出发。语体是一种体式，完全不应屈从行业的类型划分标准，只能走语言效果的显现之路。语体是一种变式，其内涵必须符合灵活适应的变化性，既可包括多种情状，又不显得烦琐。可有可无、可此可彼，会令人无所适从。
语体属于表达式，其样态应该在同义或近义词语的替换中变更，词语的替换，必定导致表达的变化，从而呈现不同的“气氛”、“格调”。
语体可以融合，但不能因此而芜杂，甚至造成主体缺席，既使人们难于分辨，又会造成某种混乱，违背了研究语体的初衷。
语体只属于有声语言，不能属于某个群体，更不属于某个个人。由于受教育程度、文化修养、语言功力、受众接受的制约，不可能达到全社会每个个体都掌握驾驭各种语体的能力，所以，语体不是“不学而能”的，而是“非下苦功不可”。
有人提出“广播电视语体”，还有人提出“主持人语体”，这大概无法为其定义。广播电视传播的是大千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物与法，怎能单以传播手段而一统“语体”？“节目主持人”只是一个具体岗位，节目形态各式各样，话语主体参差不齐，怎能用“人”来定“语”？主持人不仅仅是“谈话式”，宣读式、讲解式、朗诵式都应该在他们的语言功力之中。有人说，“说”新闻是创新，那是不懂历史。古代另论，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和江苏都出现过“说新闻”的节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内蒙和吉林的播音员就提出过“说新闻”的问题，还实践过、讨论过。“说”，叫什么创新？“说”，有什么语体意义？不能因为“当下”“时尚”就趋之若鹜。“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话也对，但是，合理的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正确的更不一定就是经典的。“追时髦”同“看食槽”一样，急功近利，并不见佳。
德国的语言学家洪堡特说：“语言是世界观”，夸大了；斯大林说：“语言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缩小了。语言和语言学的发展证明，使用语言和研究语言都得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汉民族的语言，博大精深，至今，我们还在使用《马氏文通》、《修辞学发凡》的原则和观点，语体问题仍在摸索当中，实在汗颜。本人不揣浅陋，大胆妄言，无非是想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以期引起进一步讨论。我期待着。
2001年8月26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