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还是不做？已成为承担着不同社会角色的职业女性内心拷问的真实写照。因为，不论媒介女性在工作时如何地风风火火，到了一定的阶段，她们必然要面对一个男性无需考虑的问题，那就是成为母亲。从家庭走向社会，从职业女性成为工作母亲，职业女性面临的这个选择，很难做。
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每个人在事业和生活的旅途中，都难免受到社会环境、社会习惯、社会观念的影响。成了家的女性往往被分成三类：舍己为家的生活型、全心工作的事业型、还有生活和事业都想要的兼顾型。很显然，有相当数量的女性会选择最后一种。理由很简单，一方面，女性要自立、自强、赢得他人的尊重，就应该有事业上的追求；另一方面，在女性柔软的心底，总会需要一个温馨的家以及相爱的家人，或许这样的人生才算完美。那么，与很多职业女性一样，从事新闻工作的许多女性当然也想拥有这样一个美丽人生。
然而，从职业角色的种类划分来看，媒介女性应属于“自致角色”，也叫“进取角色”、“获得角色”或“成就角色”。也就是说，它要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奋斗才能获得，且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做保障。
有一段话这样描述新闻记者这份职业——如果她很有事业上的野心，那最好不要从事护理类的工作；如果她独立性太强，那对婚姻就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如果她精力充沛、富有好奇心，且勇敢又忠诚，那就去当记者吧。为了自己的志趣，她一定会在生命的长河中努力打拼，谨慎地对待每一次风浪，即使，有时也会被重重地摔倒。
看过上面的文字，我们了解到了做一名记者需要具备的素质——执著、勇敢、独立、忠诚，也体会到了做这一行要面对的艰辛和危险。
在通常的情况下，女性用于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即比男性少，因为生育、家务劳动、早退休等等因素，让女性感到了时间上的紧迫和精力上的不足；那么，对于有着上述职业期待的媒介女性而言，在这样的压力下再想及时更新专业知识、提高职业技能，谈何容易！
☆多拉·里贾纳（Dora Dibney）：“无论已婚还是未婚，女性应享有工作的权利。”
二战期间，担任CWPC主席的多拉·里贾纳——人们也称她为格兰特·赖特夫人，（那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她和丈夫生活在不列颠哥伦比亚一个遥远的海滨基地里。）但只要是在工作的状态下，她永远都是多拉·里贾纳小姐。可以看出，她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性，她的成功不靠任何人，全凭自己的努力奋斗。她是唯一一名获得英国新闻部邀请得以采访战后美国的加拿大女记者。
或许，多拉·里贾纳独立坚强的性格，源于她年少时的坎坷经历。
十岁时，多拉·里贾纳跟随父亲来到了加拿大温尼伯。一年后，父亲却撒手人寰，继母返回英国，将她孤身一人留在了加拿大。
多拉·里贾纳知道，她要凭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了。于是，她靠打小工，做女佣，干跑腿的差事，供自己读完了高中。毕业后，她在《曼尼托巴自由报》找到了一份电报编辑的活儿。后来，到二战爆发时，她已经成为一家报纸的发行人。
即便如此，还是有同行评价她“丝毫没有女强人的感觉，只是一个工作着的女人。”
玛丽-罗斯·图科特Marie-Rose Turcot：“已婚女性继续工作，是自私的一种表现。”
Marie是一名未婚女性，为法语电台撰写节目脚本。她认为：“对于那些借口自己有商业头脑和经商能力，不理会家庭，而执意工作的女性；对于那些心里只想拥有远离家务的自由，而不愿承担起妻子和母亲角色的女性，不要奢望自己能与正常的社会环境相调和。”
显然，媒介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发生了冲突。难怪有人说，家庭、儿女、还有健康，对于一个女记者的发展，阻碍是太大了。
1931年和1941年在加拿大工作的记者、编辑、撰稿人的婚姻状况：
·未婚的媒介女性，数量在增加；
·已婚的媒介女性，数量在减少；
·鳏寡/离异的媒介女性，数量在减少；
·媒介女性的总体人数在增长。
1997年，据罗宾逊提供的调查结果表明，在从业的女记者当中，已婚者占65%，而在男记者中，已婚比例高达81%。在结婚的人群当中，有三分之二的女记者没有孩子，而只有三分之一的男记者没有孩子。在有孩子的从业记者当中，只有14%的女记者有两个或者更多，而在男性当中，则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小孩。要处理好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对于任何已为父母的人来说都很难。
在天平的一边，是她们热爱的新闻事业，使她们难以割舍。为了打磨出一篇好稿子，她们挑灯夜战；为了能想出一条好导语，她们可以彻夜不眠；为了忠诚于自己的职业，她们可以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不懈怠。
莉莲·福斯特(Lillian Foster)为《多伦多电信报》工作45年，直至去世前，她还在伏案工作；
贝茜·高恩·弗格森(Bessie Gowan Ferguson)先后在汉密尔顿的《旁观者》、多伦多的《邮件与王国》以及《环球与邮报》工作。她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她可以一生从事她喜欢的新闻事业。
科拉·辛德(E.Cora Hind)同样是把新闻工作当成毕生事业的女性。她说：“除了工作，我一无所有。时间不允许我进行社会交际。”在科拉·辛德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二字，而且她憎恶这个念头。在她去世前的一个星期里，她还在工作。
已到了古稀之年的安妮·马修森(Annie Mathewson)，为报社工作了50个春秋。对于退休，她也没有什么概念。作为城市版编辑，她几乎从未休息过。在这份对待工作的热情中，我们了解到安妮·马修森除了对工作的一份责任以外，经济上保持独立是她生活的准则。
同样，玛丽亚·劳森(Maria Lawson)也不愿停止她手头的工作，CWPC授予她“加拿大工作最久的女记者”称号。
在天平的另一边，是她们挚爱的家庭，又怎能轻言放弃？！在没有充裕时间和充沛精力的保障下，她们如何找到事业和生活中的平衡点？
200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Laraine T.Zappert出版了自己的新书《做出正确的选择：看职业母亲如何成功接受生活、家庭、事业的挑战》(Getting It Right：How Working Mothers Successfully Take Up the Challenge of Life，Family，and Career）。书中，Zappert博士公布了一份有针对性的调查报告——以了解做母亲对职业女性造成的影响，接受调查的是斯坦福大学300多名正在攻读MBA学位的女学生。
调查结果表明，有40%的女性认为，既然做了母亲，那么在工作方面，女性一定会有所妥协；可也有48%的人认为，做了母亲的职业女性，更能掌握好工作的节奏；此外，还有相当部分的被调查者认为，职业母亲会在人际交流和情绪管理上表现得更加成熟，这对日后的职业生涯极有帮助。
无疑，这样的调查结果会令职业母亲们信心大增。在面临家庭和事业的选择时，在处理职场压力和子女养育的关系时，不会再感到软弱无力，无所适从。
在此，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现如今在加拿大，自由撰稿人的队伍越发迅速增长起来，成为人数增长最快的一支生力军。其工作特点为独立、灵活、随意、不稳定、易受伤害。那么，早在20世纪初的加拿大新闻界里，女性自由撰稿人的数量就要比男性多。在有偿雇佣的女编辑、女记者、女撰稿人当中，约有四分之一是自由撰稿人；而在有偿雇佣的男编辑、男记者、男撰稿人当中，自由职业者仅占八分之一。可以理解，相比之下，自由撰稿人的时间较宽松，关键是日常安排也较灵活，因此这类工作对于又想工作、又想照顾家庭的女性来说，颇具吸引力。据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在所有从事兼职工作的劳动者中，女性占了70%，且这个比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西门菲沙大学（Simon Fraser）从事政治学和女性研究的马乔里·格里芬·科里(Marjorie Griffin Cohen)教授认为，在如今的加拿大劳动力中，女性占了48%，且大多处于育龄阶段。如果社会缺少这样一个群体的就业参与，那么加拿大的经济生活简直无法运转。
事实上，在今天的加拿大，人们正充分利用互联网站这个平台，将自由撰稿人这个身份推而广之，为已婚妈妈重返社会，兼职就业寻找机会。有一个网站的名字稚气十足，叫做YUMMY MUMMY CAREERS。在该网站的主页上，表明了其服务的宗旨，即帮助已婚妈妈平衡好家庭和事业的关系。现在，在这家网站登记注册的有几十家公司，公司老板们都表示事先已知道自己的招聘对象均为已婚妈妈。他们认为，已婚妈妈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愿意做兼职，愿意在周末工作；工作时，她们待人热情，与人沟通容易且融洽。
还有一些公司还向这些已婚妈妈保证，只要工作完成，且保证工作质量，就可以晚来早走；如果孩子生病了，可以请假带孩子去看病；每个月有一天照看日，可以在那一天安排需要办的事；可以帮助忙碌的职员送取干洗衣服、洗车；遇到特殊情况，还可将孩子带到办公室来，连洗手间的台子都是可调节的，等等。维利亚·麦尔斯(Victoria Miles)就是这样幸运的母亲，她有两个孩子，一个7岁，另一个仅有1岁半。
研究者们认为，女性步入社会，扮演一定的职业角色，实质上是在重新分配社会权利与资源，是无意中动摇着男权社会的根基。那么，两性在感受冲突、交流思想的过程中，也是从不平等走向平等的过程，其中必然要经历女性从单纯的家庭价值向社会与家庭双重价值的转变。这样看来，在此之前职业女性所面临的种种选择以及由此生成的无奈和不安，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必走的路了。
2006年8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版的主编克里斯蒂娜·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发表了一篇名为《女性：经济增长的“隐形”发动机》的文章，文中提到：职业女性是二战以后推动世界经济突飞猛进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是市场经济的力量，将女性推到了拥有强大权利的位置上。
强调这段话，只是为了给在职场中奋斗的女性们一点力量和鼓励，用这些饱含积极进取意味的文字，让职业女性能暂时忘记选择的两难，忘记现实工作中仍然存在的矛盾和不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