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认为，因为北京奥运临近，世界更关注北京，“北京已经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大幕正在拉开，灯光正在打亮，我们要抓住机遇，让世界了解真实的北京”。为加大奥运宣传，北京新闻办在原有7种外宣刊物基础上，又推出了一批北京奥运会的外宣品。其中的图片生动、鲜活，深受外国受众的喜爱。那是因为北京新闻办每年都邀请国际顶级摄影师来北京拍照片。《聚焦北京》活动从2004年开始，一下子就轰动了。这缘于王惠的一次“淘宝”。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王惠发现了一百多张一百年前由法国摄影师拍摄的北京老照片，当时她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对外宣极其敏感的她，决定为这些照片举办一次展览，就叫“法国摄影师眼中的北京”，但不能只展览这些老照片，于是北京新闻办邀请了一个法国年轻的摄影师来北京，在同一个机位，用同一个视点，再拍北京。当这个百年前后对比、黑白彩色反差的北京图片展在法国展出时，展厅外的法国人排着拐弯的长队，出去一个才能进来一个，场面颇为壮观。年轻的法国摄影师拍的照片里，倒茶的、卖糖葫芦的景况已经物是人非，城墙边的骆驼也已经变成了汽车。展览中，王惠随着观众一起品味着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过去和现在，看着看着，她流泪了。“我们十分渺小，但在表述这座伟大的城市时，我们必须先体会她的伟大。”王惠动情地说。
8点半的北京奥组委大楼，距上班时间还有半小时，许多员工在吃着简单的早点。而他们说从没有看到王部长吃早点，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吃的早点，每天这时，她开始批、发电子文件，并已经处理了好几件事情。往返于北京奥组委和北京奥运新闻中心工作的王惠总是表现出精力充沛的状态。北京奥运新闻中心的人说，在这里加班是常态，而深夜回家，对王惠来说，也是常态，而且她中午从不休息。有同事说王惠对工作的要求太高，一点错都逃不过她的眼睛，而且记忆力超常。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和奥运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经常在多头工作、全线压境的状态下运作，高效的同时还不能出错，怎么办？王惠说：“不是我的记性好，而是我睡不好，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习惯地想工作的事，想到一件，就写下一件，第二天一早就处理。说这是责任感也好，是笨鸟先飞也好，总之，我们的工作就是不能出错，出错了，瞬间小小的失误就会被媒体无限放大，影响的是国家形象。”外宣工作是个创新的工作，经常会遇到前所未遇的难题和挑战。有同事评价王惠睿智，不怕挑战。王惠常说，“中国人没办过奥运会，也没有奥运外宣的经验，对我们来说这的确是个挑战，但我们可以在干中学。超越挑战，战胜挑战，才是我们外宣人存在的价值。”几年前，王惠的英语口语接近于零，到奥组委工作后，她意识到英语是与国际奥委会沟通的重要工具，开始学习英语。现在的她不仅可以在新年联欢会上用英文致辞，而且在国外的宣传活动中，她也多次用英语介绍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情况。她还用英语接受了英国BBC、美国NBC和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的采访。她幽默地告诉记者，她把每三个月一次在国际奥委会协调会议上的陈述当成是她的口语考试。
面对即将到来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面对将有3万名外国记者来到北京，王惠呼唤每一个人都应有外宣意识，每个新闻发言人都能微笑着面对媒体。
邓亚萍：为奥运会服务令我拥有一次无价的人生体验，这种荣耀丝毫不逊色于夺取奥运冠军
邓亚萍，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中国体育史上获奥运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之一，第二十九届北京奥运会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并在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任职。
邓亚萍5岁进入业余体校开始打球，9岁进入省体工大队乒乓球集训队，10岁进入市体委乒乓球队。因为身材矮小，成绩优秀的邓亚萍一直无缘进入河南省乒乓球队。她的父亲，同时也是一名乒乓球教练对她说，要打球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球速问题，身材不高，就必须把球打得快，这样才有进攻性；二是步伐问题，你个子矮，别人跑一步，你就要跑两步，所以你一定要跑得快。否则就不要打了。1986年在郑州市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13岁的邓亚萍创造了击败世界女子冠军的奇迹。1987年进入中国青年乒乓球队。一般来说，能拿全国冠军的队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基本上都能顺其自然地进国家队。但到了邓亚萍这儿，又是个例外。她只进了国家二队——中国青年队。一年之中，5次全国尖子选手比拼的队内大循环比赛，邓亚萍取得了4次第一，1次第二的优异成绩。一年后，一波三折地，邓亚萍终于进入国家队。当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邓亚萍以她过硬的技术夺得女双、女单冠军，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个身材矮小的乒乓球运动员。她也创造出一个邓亚萍时代：曾获4枚奥运会金牌，14次获得世界冠军头衔，连续8年女乒世界排名第一，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蝉联奥运会乒乓球单打冠军的运动员。
1997年邓亚萍选择了退役，很多人问她退役的原因，邓亚萍很平静地说：“我去和别人竞争，或者我走到社会，我会什么，我能做什么？”1996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提名邓亚萍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委员会委员。这对当时的邓亚萍来说，“既是国际奥委会的重用和信任，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因为奥委会的办公语言是英语和法语，然而当时邓亚萍的英语基础水平几乎是零。面对这样的情况，她可谓是心急如焚。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后，邓亚萍以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身份进入清华，而她的第一堂课就从写26个英文字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不足，邓亚萍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一切从零开始，坚持三个第一：从课本第一页学起，从第一个字母、第一个单词背起；一天必须保证1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每天5点准时起床，读音标、背单词、练听力，直到正式上课；晚上整理讲义，温习功课，直到深夜12点。“虽然都是一个‘苦’字，但此时的我却有不一样的感受：以前当运动员，训练累得实在动不了，只要一听到加油声，一咬牙，挺过来了；遇到了难题、关坎，教练一点拨，通了；比赛遇到困难，观众一阵吼声，劲头上来了，转危为安。但读书呢，常常要一个人孤零零面壁苦思，那种清苦、孤独是另一种折磨，没意志、没恒心是坚持不下去的。”为了尽快掌握英语，邓亚萍前往剑桥大学学习。回国后，毕业时的邓亚萍已经能用流利的英语向老师致词。2001年9月邓亚萍从清华走进英国诺丁汉大学学习。克服重重困难的一年后，邓亚萍面对严格的考官，用英语宣读了3万5千字的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以翔实生动的材料和清晰有力的论点论述了中国妇女及中国妇女体育的巨大发展和变化。临场考官的一致结论是：无条件一次通过！2002年12月22日，她如愿获得硕士学位。萨马兰奇先生称赞她“拥有了打开世界大门的钥匙”。获得硕士学位的邓亚萍并不满足。2002年，她如同一个长跑运动员，又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始新的拼搏——满怀信心地攻读剑桥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2008奥运会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如果亚运会、世乒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是她乒乓球生涯的三大满贯，那么在清华大学获得学士学位、诺丁汉大学硕士毕业和取得剑桥博士，就是她要完成的另一项大满贯。
在申奥期间，她曾用售货员的故事打动世界。2000年底的一天，邓亚萍到超市买东西，这时一个售货员跑过来，拉起她的手，热切地说：“你是形象大使，一定努力让北京申办成功，好吗？”“为什么？”“如果北京举办奥运会，我家的房子就能拆迁了，就能住漂亮的新楼了。”简单的几句话，让邓亚萍感慨不已。“我觉得这个售货员代表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千千万万最底层的北京老百姓。他们自己无力改变生活的现状，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奥运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上，我一下觉得肩上沉甸甸的。”于是，她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所有她负责公关的十几个委员听。她甚至在见到卢森堡大公的时候，也给他讲了这个故事，大公非常感动。大公的态度，能影响很多人。她的方式很有效。“第一次的经验，让我们知道了游戏规则，以及同委员们打交道争取赞成票的潜规则。也有了更多的国际视野，因此第二次我们的工作更细致，更人性化。我做的工作同其他人比起来微不足道，我只是要尽力让我负责的委员从点滴中感受到中国人的真诚。”按照规定，委员们不能到申办国去，而委员们有一多半人从未来过中国。“不了解怎么投票？于是我就跑到他们的国家去，为他们讲述北京的变化与发展，讲述中国的经济社会形势，还有古老的文化。为此，我专门很认真地学习所有相关的知识。”邓亚萍知道外国人很重视情感的表达，于是她就把北京普通老百姓最真实的情感传达给世界。
2001年7月13日对于邓亚萍来说是个终身难忘的日子，作为申奥形象大使和运动员代表的她用流利的英语向国际奥委会委员呼吁：“请给中国运动员一个机会，让我们做一次奥运会的东道主！”当萨马兰奇宣布29届奥运会举办城市为“Beijing”时，那一瞬间她没说话，只是哭了。但邓亚萍认为自己不能一直哭，因为自己毕竟还有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以及环境委员会的身份，于是她和其余几个人进了主会场，要去答谢国际奥委会的朋友们，还要签承办的协议。邓亚萍回忆当时见了朋友也很难控制情绪，能说的话就是谢谢，他们也非常理解，因为他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现在的邓亚萍不仅仅在国际奥委会任职，同时也是北京奥委会奥运村部的副部长，兼奥运村部的新闻发言人。现在大家亲切地称她为“村长”，“做运动员，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个人价值，这是在台前；现在的我，是在台后，考虑的是怎样把台搭得更好。”作为“村长”，邓亚萍现在脑海里转悠最多的是如何让运动员更舒服。“要学习进行角色的转换。奥运的核心人群是运动员，安排好运动员的生活，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我曾作为运动员参加过悉尼、盐湖城、雅典奥运会，更知道运动员的需求。”像她的乒乓球打法创新一样，她对奥运村建设的完善与创新也有自己的看法：奥运虽注重传承，但并不排斥创新，在遵循奥运手册的指导之外，融入我们的人文、绿色、科技三大奥运理念，让各国运动员充分感受中国文化独特的东西，也是一大快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