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交流充满变量，以至在大陆布局的不少台湾业者，觉得有志难抒，惶惑不安，因而重新思考大陆发展计划。明显的动作，包括缩减大陆办事处规模，更审慎评估合作对象，减少授权以降低收益的损失等。另外一个较积极的动作，则是将业务拓展转向东南亚等其他市场，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其实，东南亚国家原本就有相当比例的华人人口，只是过去当地政府大多不主张华文教育，以致华文阅读难以推广。现在兴起“全球学中文”的浪潮，东南亚国家也开始鼓励民众跟进，使中文书籍的需求明显增加。近几年，日本纪伊国屋书店、新加坡大众集团等业者，在开发东南亚的华文阅读上动作频频，也成为重要助力。
新加坡大众集团旗下专营图书批发的诺文文化公司，最近也向台湾出版界招手，希望作为台湾图书营销星马地区的推手。该公司预估星马华文图书市场每年销售业绩超过25亿台币，尤其当地政府制定出“推广华文教育”的政策，民众阅读华文的水平持续提高，由此分析星马市场未来可能取代香港，成为大陆及台湾以外最大的华文图书市场。东南亚华文阅读人口的增长，说明那是一块腹地，台湾出版人应化被动为主动，将此视为大陆之外值得开发的另一新兴市场。
台湾的童书外销海外，近年取得了巨大成效，海外主流书评媒体频频推荐台湾作家。2005年台湾绘本作家陈致元的作品备受关注，他的《小鱼散步》（英文版)，美国《出版家周刊》和《纽约时报》书评版都刊出了书评，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的另一部作品——Guji Guji（英文版)，更是开创了台湾英译童书的销售纪录，二度跃居《纽约时报》畅销童书排行榜。2005年1月，Guji Guji在法国又推出法文版Bili Bili。同时，台湾另一知名绘本作家赖马的《帕拉帕拉山的妖怪》，近日也推出了日文版。
过去以代工为主的台湾动画界，已逐渐开始走向品牌外销之路。由知名漫画家蔡志忠创作的《孙子兵法》、《水浒传》、《孔子》、《韩非子》、《庄子》等25部中华文史哲学经典动画已成功销往海外，目前正在香港有线儿童台播出，下一步还将进军美、日、韩和中国内地市场。香港有线电视公司除了买下蔡志忠系列动画播映权外，还专门派了两位主持人来台湾采访蔡志忠和渔夫，制作专辑。据介绍，蔡志忠还将进一步把该系列动画卖到美、日、韩和大陆。由于蔡志忠的一系列漫画在海外销售情形非常良好，公司也计划让动画以及漫画等周边产品一起到海外上市，创造更多的附加价值以及互相提升的作用。因此，数字内容产业要获得成功，必须具备体裁本地化、故事国际化的先决条件，运用大家都懂的艺术来讲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
3.台湾图书市场发展对策
近几年台湾的网络出版呈现了上升趋势，但对于整个出版业来说，仍始终处于不景气状态。在台湾有很多出版人都是因为爱写书、爱看书而有了一股热情去搞出版，而不是一开始就把出版当做一种专业来经营，所以并不很是重视出版的管理效益与未来发展趋势。
台湾出版社的出书量非常之大，图书多到书店放不下，退书率节节升高，究其原因，是出版属于毛利率高（一般印书的毛利率约在六成多）、进入障碍却很低的行业。从台湾出版业的出版社、发行商和零售通路进行分析，台湾书业主要应采取以下发展对策：
（1）出版社集团化运营，提高营销管理能力，积极发展大陆市场
目前台湾出版社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出书量太大，退书率太高，图书营销重总量而不求单本书销量，经营成本太高等。
①图书印数太多，退书率太高，严重侵蚀了高毛利率。过去图书必须铺到实体书店才有机会让消费者看到买到，但如今，面对整体图书市场近50%的平均退书率，出版社必须严格控制退书率，印数不能根据书店预订量来决定，更不能还抱着“印得多发得多就会卖得多”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书店有一定程度的退书率是可以接受的（例如20%以内），但是超过的部分应当有罚则（例如提高折扣数），否则就会发生零售书店看好就抢，看坏就退，不必负担任何风险责任，当然出版社损失更大。
②营销不在量多而在精准。面对市面上已经这么多的出版物，如何能在选题与营销上发展差异化，并找到真正需要这本书的读者，将是出版社未来生存发展的关键。
③发展知识管理，提升人员的生产力与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
④预防倒账风险。出版社对于销售商应有风险防范意识。例如台湾某大型连锁卖场的实际资产净值已经是负几亿，如果其一旦倒闭，将会使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出版社受到剧烈冲击。
⑤积极发展大陆市场。单单从事版权买卖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全面与大陆的销售商往来。这就需要出版社拥有更大的经营团队与经济规模。从另一方面来说，两岸的印刷与纸张成本是一样的，未来台湾书的价格会与内地书趋于一致。由于岛内市场狭小，台湾出版的希望只能在于发展大陆市场来提高销售规模。
⑥要提升管理质量，发展大陆市场，就必须扩大资本规模，吸收多元化的人才，这就需要出版社集结资本成为出版集团，才有发展未来各种商机的可能。
（2）发行代理商赢利附加值不高，必须积极转型
发行商基于经济规模的优势，提供出版社的许多附加值服务，如订单管理、书籍联合配送、书店查补、货款结算、退货处理、资金融资、书店倒闭的风险承担等。
但是，许多大型甚至中型出版社几乎都是自办发行，例如远流、时报、希代、高宝、联经、九歌、圆神方智等出版社，因为这些附加值服务的赢利价值并不高，而长期以来发行商的服务质量也不够好，服务费用又太贵，略有经济规模的出版社当然会选择自己发书来控制，所以发行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
①订单管理不良，退书率太高。
②书籍配送效率与准确性不够高，代销的书种也不够完整。
③人工查补书籍成本太高，而且面对这么多种书要照顾，会发生顾此失彼、效率不高的问题，已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
④尤其重要的是，发行商没有发挥营销宣传的价值，这个过去得不到重视、现在要重视也没有找到适当途径的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以上都是管理的问题，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提高管理效率，降低成本和服务收费。当然，代理商物流服务的共同集团化也是势在必行。
（3）传统零售书店经营成本高，必须提升服务质量
书店的价值是面对读者时能提供贴心的服务与购书建议，让消费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但是，能做到这点的书店很少。
（4）网络书店是最好的书籍媒体
已经成立很多年的台湾博客来网络书店是很好的一例。但它直到最近几年其每年营业额才有大幅增长，其市场影响力与大型连锁书店相当时，才受到出版社的真正重视。根本原因就是书店为读者提供了好的服务，积累了台湾最完整的图书信息情报并加以分类整理，同时每天精心挑选各类好书推荐给读者，运用网络的信息便利与专业物流的便利，让没有多余时间的消费者能够很方便地找图书信息并进而购书。
（二）中国香港和澳门图书市场
中国香港和澳门图书市场相对于内地图书市场来讲，虽然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其权重都是比较小的，但却是中国整体图书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且，港澳的图书业有其独有的特色。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旗下38家门市2006年上半年的销售情况表明，目前，虽然内地版图书在价格上占有极大的竞争优势，但仍不及香港图书销售总量的一成。原因一是香港市民仍习惯阅读繁体字；二是内地版发行渠道不畅，资讯不足。但同时，内地版图书在香港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如历史文化知识、医药保健、太极武术类图书是市场上的常胜军，学术类图书品种丰富，大大弥补了港台书的不足，日常生活与消费模式与港台地区的差异也越来越小。香港回归、自由行、内地新移民增加、港人北上工作等，改变了香港市民对内地的认知，也改变了他们对简体字的态度。
1.中国香港图书市场
中国香港图书市场从其发展来看是呈逐步上升趋势的，但是整体来讲一直处于一种低迷状态。
香港图书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经过二十年的发展，该集团的业务一直持续增长与壮大，2004年的营业规模达到33亿港元左右。但是，其大约一半收入是来自印刷业务，而出版发行与书店零售只是大约各占1/4。为了开辟内地图书市场，集团在几年前就在深圳建立了一个后援性质的编辑工作室，两地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共同缔造香港的出版优势。
2004年，联合出版集团在发行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一是在香港建立了联合图书物流有限公司，将原来分散的五家储运合并成一个物流平台；二是在内地建立了一个广东发行公司，这是国家批准的第一个港资独资发行公司；三是在台湾成立发行代表机构。三家新公司将组成一个庞大的出版网络，有利于强化三个中文出版基地的地方采购、物流、推广与发行能力，以便更好地实现为全世界中文读者服务的理想。
2.中国澳门图书市场
20世纪80年代以前，葡萄牙政府是采取比较殖民化的方式来管治澳门的，对中国文化、华文出版并不提倡、支持和扶持，甚至连中文的法定地位都是一直到澳门回归前后才得以合法化。再加上澳门本土市场狭小，出版如果缺乏官方协助，纯粹以商业行为来运营，是举步维艰的。当时民间出版在数量上寥寥可数，出版物的编印水平也比较原始，多是单行本或成本较低来制作。
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葡萄牙革命后，开明的文官主政，对海外的殖民统治政策才有了较大的改变。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要将葡国的文化、欧洲的影响在海外各管理地保留；另一方面又对当地的传统文化、教育开始给予协助。主要表现在：澳门政府决定，从澳门赌博业税收中(占澳门税收总额的50%以上)，拨出3%用作支持发展本土的文化教育事业，并成立东方基金会、澳门基金会等组织具体执行这一政策。
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大部分有志出版个人专集的作家、专业人士、学者、艺术家，都可申请赞助，而且成功的比率很高。这段时期，澳门居民只要有志出书，愿望都能达到。末代“总督”韦其纳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澳门回归前夕不足十年内，大力度从建设和资金上协助民间团体开办学校，或扩建校舍，令澳门长期学位不足、教育设施落后的情况迅速扭转，从而为澳门的华文图书、出版业营造了一个有利的发展条件。一个前所未有的出版小绿洲，在回归前数年开始显现。根据澳门图书管理协会统计，澳门回归前数年，澳门本土每年出版的书籍多达两三百种，再加上回归效应，外地出版的澳门题材的书籍近五百种。具体情况如下：
回归前一年即1998年时，出版专著一类的有155种、期刊24种、小册子44种、展览专刊26种，全年共计314种。由于澳门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环境，即使在回归前夕出版的书籍，仍有不少是中、葡双语甚至是中、英、葡三语的，不过葡文、中文书籍明显出现此消彼长的状态。
1998年出版的中文书籍有151种，1999年增加至212种；中、葡双语书籍1998年是82种，1999年为67种；中、英双语书籍1998年是9种，1999年为11种；中、英、葡三语书籍1998年是20种，1999年为23种。在这个澳门出版小阳春时期，教育、艺术、文学类图书占主导地位。
1999年，前五种主要出版类别是：教育类86种，占27.7%；艺术类44种，占14%；文学类31种，占9.96%；史地类29种，占9.32%；政治及公共行政类22种，占7.07%。出版单位在回归当年增至111个，其中官方的有45个。
除了出版物、出版机构开创了新纪录外，在这片细小的市场也首次出现出版物可平衡甚至略有盈余的令人鼓舞的现象。例如澳门日报社出版的大型画册《中国澳门》，除了首版全部售罄外，其印刷、编辑制作水平亦有了质的飞跃，令很多外地同业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叹。再如由澳门文化广场出版的当地教科书——中学一至三年级的《道德与公民教育》也深受各学校的欢迎，迈出了不完全依赖香港课本的第一步。
2004年在广州举办的首届“泛珠三角出版论坛”，使澳门加入了由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省区出版行政部门、出版产业部门和香港组成的“泛珠三角”出版带，更进一步促进了澳门图书及版权产业的发展后劲。澳门与“泛珠三角”九省和香港形成了合作框架，在开发出版资源、丰富内容生产、壮大印刷复制、拓展市场营销等多方面形成了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局面。同时澳门也成为“泛珠三角”区域出版业合作不可或缺的引擎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