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把这看作是‘现实’，并以此作为判断基准，自己也采取适合于这种‘现实’的行动。这样，对一般人（观众）来说，电视也就成为社会的镜子了。”换言之，电视提供了社会“现实”。“虽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着电视的现实，但这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姿态。然而，这毕竟是电视的现实，它是由于电视摄像机的存在而成立的，电视摄像机也是这样进行拍摄的。如果把它作为节目而播出，并与摄像机所拍摄的部分相结合，就构成了独特的电视现实。
现代人一方面生活于能够以自己的感觉器官来验证的现实环境之中，另一方面又生活于这种电视现实之中。我们在作为社会人而感觉、思考并采取行动时，电视的现实(大众传播媒介的现实)就不断地表现其姿态并发挥作用。如果说，没有这种庞大的象征环境，现代人就不能在社会中生存下去，那么，对现代人来说，电视的现实(大众传播媒介的现实)的比重将更为增加，而现实环境的比重将更为减少。现代人是把大众传播媒介‘所构成的事件’当作环境而生活着的”。媒介教育旨在告诉人们这一现实构成的过程，从而使人们在判断时能够获取更多的事实参照，而不仅仅是基于媒介信息进行判断与决策。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批判意识”是媒介教育理论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便是伦敦大学的大卫·白金汉和英国电影协会的凯莉·巴塞尔格特等人发展出与莱恩·马斯特曼有异的理论，但是至少这些权威的理论家们对媒介教育中“批判意识”的坚持是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这已成为英国电影协会模式的基调。他们认为，在具备批判意识的基础上，通过相关媒介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便可以有效提升个人的媒介素养，从而驾驭信息社会中层出不穷的媒介，发展自身适应社会的能力。
3.模式的内涵
由于英国电影协会在某些方面代替英国教育部行使职能，其在教育领域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在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英国媒介教育研究和推广的核心，以至在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在推动国家课程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英国电影协会的探索自然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1991年，英国电影协会的朱莉安·布可（Julian Bowker）曾用6个问句勾勒出媒介教育理论分析的框架，其中包含着强烈的分析和批判意识，在下面的电影素养标准中则更可以看出其对发展能力的要求。这个框架就是：
·谁在传播？为何传播？（媒介机构）
·运用了何种文本？（媒介类别）
·它是如何产制出来的？（媒介技术）
·我们是如何知道文本意义的？（媒介语言）
·谁接受了文本？他们得到了何种意义？（媒介受众）
·文本怎样表现了主题？（媒介再现）
尽管较早介入媒介教育的莱恩·马斯特曼对英国电影协会的做法颇有微词，但正如巴塞尔格特在给马斯特曼的公开信中所表述的：你是一位专家而我是一名官员，你考虑的是媒介教育理论的完整性和边界，而我则要考虑其可行性和财政预算。显然，二者是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与推广媒介教育。尽管如此，英国电影协会的模式基本上已成为英国媒介教育的主导模式，我们将其称为“批判—发展模式”。“批判意识”和“发展能力”是英国媒介教育界所遵从或强调的两个重要方面：首先，对媒介“再现”的重视程度集中体现了其“批判意识”。其次，在此基础上，发展受教育者的媒介解读和应用能力。
三、美国“保护—赋权模式”
与加拿大和英国相比，美国的媒介教育不但起步稍晚，而且国内发展也极不平衡。因此，研究与讨论美国媒介教育相对比较困难。但是，由于美国商业化的媒介产业十分强大，而其教育体系又是离散的，各级各类学校又都有较大的自主权，尤其是在课程设置方面，学校独立性较强，这就使得美国与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将媒介教育纳入国家课程体系的做法很不相同。美国媒介教育课程并非国家教育体系中的独立课程，其开发推广工作也主要是由个别教师或民间组织来完成，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并不直接干预。在“保护主义”的范式下，美国媒介教育形成了从“保护”到“赋权”理念并存的主要模式。
1.“保护主义”的由来与内容
“保护主义”之所以出现在美国并一直持续到现在，与美国社会发展背景密切相关，其主要原因是人们对媒介中的“色情”、“暴力”和“健康”三类内容十分关注。
时统宇指出，美国“娱乐道德多半集中在性问题上”。“五六十年代，人们对情欲高潮的崇拜取替了对金钱的崇拜，成为美国生活中的普遍追求。”其中有代表性的便是《花花公子》杂志的大肆畅销。美国的未成年人每年在电视上平均会看到1.4万个性爱场景，而绝大多数的场景并不是必要或是自然而有责任的性行为。无可否认的是，长期而又密集的耳闻目睹影响到未成年人建立正确的性取向，并成为性犯罪的重要诱因之一。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专家们即观察到电视中存在大量暴力，尽管对暴力的定义并不统一，但是，有一项研究表明，在所有的娱乐节目中大约有57%~80%涉及暴力。60年代，美国民众普遍将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校园暴动等一系列社会暴力事件归咎于电视媒体。据媒介与公共事务中心统计，1998年最卖座的50部电影中含有2300处暴力。也就是说，影视作品中的暴力场面远远超出现实生活，人们如果据此进行判断，便有可能认为社会是不安全的。
人们看到，商业媒体的逐利本性似一股巨大的洪流冲击着道德的防线，将人们的道德拖入低俗，远离崇高。“在现代主义的衰竭和异变的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作用就是其普及化、庸俗化的一面，这是由大众传媒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文化趣味决定的，反过来又导致受众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的进一步平庸化。”为此，人们有理由对媒介中的暴力影响表示极大担忧。
关注人类健康的群体也对媒介中所传播的某些内容表示担忧与反对。人们注意到，在肥皂剧中，“疾病”与“健康”是最重要的主题。大约一半的角色会涉及与健康有关的场景，肥皂剧中几乎没有人物是自然死亡的。詹姆斯·波特指出，过度肥胖的人群在美国占到约25%~45%，但是，在电视中只是6%的男性和2%的女性属于过度肥胖，但是，这些角色食用高卡路里食物却并不增加体重！不仅如此，电视中所展现的酗酒、抽烟以及吸毒更为令人担忧。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电视中所出现的白酒饮用行为频率为咖啡和茶饮料的2倍，是软饮料的14倍，是喝水的15倍，而这种展现常常表现为社会交际需要的、令人愉快的和几乎没有什么麻烦的……电视节目中只有1%的酗酒者会出现小小的麻烦。这与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也大相径庭。
为使未成年人远离上述内容，人们也寄希望于法规和技术手段。如《1996年电信法》中第551项条款规定，电视机生产厂家必须在每一台13英寸及以上的电视机中安装V-Chip芯片，以过滤节目的淫秽、暴力和有伤风化的内容，保护儿童免受其害。但是，由于芯片只能对某些分级的内容进行“阻隔”，对其他一些则“无能为力”，况且此种保护规定与美国的言论自由宪法有某些冲突，遭到维护宪法群体的激烈反对。
显然，技术层面的保护并不是最佳选择。对未成年人进行媒介教育，使他们具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便成为更为重要的手段。在1978年美国教育部举办的全美“电视、书本与教室”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强调指出媒介教育的重要性，并在会后拨款支持四项有关电视批判观赏能力的研究计划，分别为儿童、初中生、高中生和成人开发相应课程。教师们一般在英语或社会学等相关课程中穿插一些媒介教育的内容，在课堂上同学生一起讨论，其主题涉及媒介及其对个人的影响等。然而，相对于英国摆脱了保护主义的窠臼，从总体上来看，美国的媒介教育保护主义仍然为主流理念，但已经在向“赋权”方向演进。
2.“赋权”的理念
美国是一个非常崇尚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国家。因此，对于人们与媒介的关系，尤其是未成年人接触和使用媒介内容不但无过多的干涉，而且还鼓励他们充分利用媒介，并认为这是他们的自由，具有与成年人一样的权利。为此，美国社会为未成年人接触媒介工具与内容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条件。美国的各类学校中都有媒介中心，有指导教师或工作人员帮助学生选择与使用相关资源。这种理念在90年代逐渐发生变化。正如美国学者辛蒂·舍比（Cyndy Scheibe）辛蒂·舍比为美国纽约Ithaca College心理学系教授，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媒介教育敏锐观察项目（Look Sharp Project）负责人。
该项目提出了媒介教育的12项要求：1.使用媒介训练基本观察、批判性思维、分析、选择视角和产品生产能力。2.应用媒介激发对新项目的兴趣。3.识别学生可能已经对媒介熟悉的方式。4.把媒介作为标准的教学工具；5.识别已经被媒介内容所养成的错误信仰。6.发展对媒介可信性及偏见的认知能力；7.比较不同媒介再现不同主体的方式。8.分析特定媒介历史地或跨文化地对某种事件或议题的表现效果。9.通过平面媒介（书籍、报纸、杂志）建立和养成特别的课程技巧以练习阅读以及理解能力。10.应用媒介表达学生观点，展示他们对世界的理解。11.应用媒介作为评价工具。12.应用媒介建立学生与社区联系，并朝正面方向发展。所指出的，70年代，媒介教育主要强调“保护”（针对媒介的负作用）和“辨析”（针对媒介内容的‘好’与‘坏’），其对象主要为家长。
80年代后，媒介教育重点则转向强调“赋权”，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媒介应用能力。媒介教育赋权理念主要意在使学生掌握对媒介内容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内在信息的分辨能力，最终达到有效而理智地使用媒介的效果。学者布朗（Brown）认为，媒介教育的焦点也已经开始从利用视听和印刷材料开发观看计划和教程转向了对教师的训练，并以此作为一种媒介教育进入学校的更好的方式。这不仅能训练教师在课堂上使用现成的材料，而且将鼓励他们自主开发学习材料并与相关的媒介制作与分析有机结合起来。这也进一步促使人们更多地研究儿童媒介使用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