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模：“10车道”的收益
记者：推广数字电视，整个产业的市场规模、商业服务等的发展将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新阶段？
黄升民：有人认为由于各地情况不一样，要在全国推行数字化电视是很困难的，这是一个误解。首先，修一条高速公路要不要投入？修了高速公路之后，你才有五块钱或十块钱的收费，那么修一条高速公路是挣钱还是亏本？谁都知道是挣钱的。这是简单的道理。数字化要不要花钱？肯定要花。那市场的收益大不大？大得多。为什么大得多？广告收入你保证了，除此之外，你新的收费频道、信息服务，多样的功能服务都可以有收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很积极参与这个事情。它不是亏本的买卖。它有非常大的产业空间。为什么？很简单，模拟频道撑死了最多也就是90个频道，频道资源奇缺。但数字化后可以增加到500个频道，甚至1000、2000个频道。就等于原来你走的只是一条乡间小路，你修整、扩大后顶多是两个车道的路，我一下扩到10车道，效益不就马上来了吗？它本身在原来有线电视的基础上做，整体的商业模式是清晰的。现在已经有很多风险投资者开始投入到数字电视产业，因为他们看到市场规模了。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IP电视、手机电视、卫星移动电视等数字新媒体不断崛起，构成了数字电视“潜在”或“显著”的竞争者。但是在我国，有线电视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手机电视还没出来，所以现在谈它没用。和它相争的是IP电视，IP电视是用电信网来传输的，互动性很好，有很大优势。但它也有缺点，它需要的投资比较高。像有线电视，一个机顶盒可能是四五百块钱，双向的话，也就一千块钱。可是一个IP电视是两千到三千块钱，成本很高。第二，IP电视是电信的网，电信网不经过改造，传输这种大流量的电视节目是有困难的。所以它的发展始终是有瓶颈的，超过多少户的时候它要增加前端，相对来说投资就高。但这个情形也不是绝对的。像在美国，IP电视发展就很快，因为美国的网络建设的基础比较好，互联网用户增加也快。在中国选择先做数字电视，是因为有线电视原来就有基础，地方又有积极性，另外它也适合大量的节目传输。从目前来讲，数字电视和IP电视之间有竞争，但这个竞争不大明显。从数字上就能说明这一点，有线电视去年发展到1200万户，但IP电视去年还没有突破100万户。虽然现在电信系统特别积极地发展IP电视，但是IP电视有个问题，它的内容平台不是由电信部门来主管的，而是由广电和上海文广来主导，所以电信发展IP电视受制于广电，它的发展不如它想像的那么好、那么快。因此，数字化的很多推广中，速度最快的还是数字电视。
未来瓶颈：内容及增值服务
记者：数字电视发展至今，面临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有哪些？如何解决？
黄升民：现在有线电视的突破已经很明显了。从硬件、网络的辐射来讲，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接下去面临的问题是内容和增值服务。你满足老百姓需求的个性化内容到底在哪里？你的增值服务到底在哪里？比如现在有些省市地区的有线电视有了电影点播节目。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去会有一百多个付费频道。如今内容和服务还比较匮乏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它刚刚才做起来，还没有很完善的功能。第二，开了这个路，车还没有往上跑呢。你现在可以点播四个电影节目，那以后可能就是整个电影频道了。此外，购物、教育、卫生什么内容都可以囊括。比如说父母亲年纪大了，有一个中老年的保健节目，你不会看，小孩也不会看，但他们会看，可能他们每个月付三块钱就能享受到这个定制服务。又比如许多老年人很喜欢钓鱼，电视上就有专门的钓鱼频道。这一切过去是没有的，现在都有了。从几个到一百多个，将来还会发展到四五百个。这不就是变化吗？
另外一个情况是，现在有些内容已经有了，但和网络的衔接有问题。分成没谈好，或者推销没做好，有些则是内容不太适合当地老百姓的需求。有些资讯服务，它做得很懒，把政府的文档往上一贴，谁也不会看。从营销角度来看，我们其实不缺乏生产能力，也不缺乏技术能力，真正缺乏的就是对于消费者需求的把握。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需要从这些方面下工夫。很多人都觉得互联网比数字电视丰富多了。那把互联网“搬”到数字电视上不就可以了吗？未来的发展，电视和网络的界限会变得模糊。
以艺术的理念思考，以全新的模式经营——访中国互动媒体集团CEO洪晃
刘景玫
洪晃：中国互动媒体集团CEO。互动媒体集团掌管着三本时尚杂志和一个卫星电视节目，其中，《世界都市》已成为中国业绩最好的独立经营的杂志之一，洪晃本人亦被誉为中国的“奥普拉”，她的经历彰显了中国媒体行业的巨变。
从第一届大山子国际艺术节开始，798艺术园区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符号，这个原来是国有798厂等电子工业企业的厂区，由于它的工业厂房被重新定义、设计和改造，已经逐渐发展成为画廊、艺术中心、艺术家工作室、设计公司、时尚店铺、餐饮酒吧等各种空间的聚集区，当代艺术、建筑空间、文化产业与城市生活环境的有机结合也使798演化为一个极具活力的中国当代文化与生活的新型模式。
洪晃女士不止一次提到创意的重要性。798只是一个废弃的厂房，是创意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也同样是它赋予了创作者创意的灵感，共同的创意成就了一种文化品质。它们彼此交融，彼此更新，创意、创新是创造性劳动，劳动光荣，而创造性劳动更具光荣。它不光承担一种使命，也在逐渐发展中引领一种产业潮流。798艺术园区不论它是以商业目的还是功利目的为驱使，但不容置疑的是，它产生了任何一个单个所无法比拟的巨大的日常化的社会影响力。它诞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品质理念，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潮流。调查显示，中国的文化消费连续7年以25％的幅度增长，虽然文化消费在总量上与发达国家仍相距甚远，但这里蕴涵着巨大的市场潜力。798艺术园区的繁荣对引导国内文化消费以及文化产品的出口起着重要的作用。《三联生活周刊》文化部主笔舒可文曾说，“798文化产业园是北京一道非规划的野生风景，它是北京城市故事的一个重要情节。”“越是有活力的城市，越应该有属于自己的‘野生风景’，巴黎、纽约、伦敦无不如此。”
第二次互动的延伸
“任何一个创意文化的诞生和发展，都因为有这个能量的一个群体存在，可以捧出一个房地产的园区，而不是任何一个房地产项目，捧出来一帮艺术家。”
探悉798艺术园区现象，洪晃女士首先谈到的便是人才，艺术家。
“我们现在集中要去建好多创意园区，但是建一群楼并不说明我们就能建设出来创作者，我们有了创作者，才可能化腐朽为神奇，才可能有像798，像青草地这样的地方，这个关系我们必须理解，这关系不是双向的，不是盖了一层楼，我叫创意产业园区，这些人就来了。”
艺术家是798真正的灵魂，他们赋予了798新的符号意义。谈到创作者与园区的关系，洪晃女士强调了彼此的第二次互动。创作者进入这个园区，他们看上这个园区的第一件事情，在于房子有二次创作的空间，这个空间本身赋予创作人员想象力和二次创造能力，正是由于空间和艺术家的第二次灵感交集，才延伸798的艺术概念。
经济自主下的优秀创意家
“创意产业要发展的话，也必须是一个可维持性的发展，文化产业要发展也必须是可维持性的。可维持性就意味着它可以自负盈亏，它可以自己生存下来，而不永远靠政府给钱。作为一个国家政策来讲，怎么支持这个创意产业是很重要的，创意产业不能像个惯坏了的孩子永远长不大，天天跟家长要钱，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要的，我们从政策上要考虑这个问题。”
用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来做比喻，洪晃女士虽然用寓简单，却道出了一个宏观的经济概念，对于创造者而言，尤其是对当代艺术狂热追求的艺术家，最现实与客观的处境便是大部分创作人员以及创作环境还是处于没有发展的情况下，所以价格非常重要。如何投资一个艺术园区？如何经营一个艺术空间？洪晃女士从宏观政策角度例举了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
“伦敦政府给一系列的政策，帮助他所有的小型企业，提供算账服务、财务支持，如果有艺术家联手经营一个小型工作室，没有钱雇好的律师、好的税务，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那么可以到政府某个部门，政府将专门有支撑体系，承担一切律师费用、行政费用，资助艺术家让他独立作业。而当他收入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政府就将收回费用支撑，让公司走向市场，走向正规。在伦敦这种创意产业越来越蓬勃，能占到它的GDP的20%，政府的政策非常好，鼓励你成长。他在帮助你去做一些创意产业从业人员、专业人员最不会做的事，比如行政管理、财务管理，还有一些法律上的咨询。”
“巴黎市政府则会找一些厂房，会以非常低的价格租给一些艺术家，一旦这些艺术家成名之后，就收回产业支柱。政府资助创意产业不应该是白给的，任何一个创意产业的人，如果是靠政府的救济养活，那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创意者。”
政府给的政策很重要，政府给政策的话，政府不是给养者，而是培育者。
作品：沟通理念成就繁华
“什么文化创意作品是好的？要富有人性的，要有人文精神，因为只有这个东西，人气才是通的。所以衡量一个作品，最主要不是说我喜欢保守的作品，我喜欢当代的作品，我喜欢前卫的，我喜欢传统的，而在于作品能不能沟通，它能否表达它要说什么。”
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坏作品，什么是值得资助的，最后作品归属于谁？洪晃女士面对文化作品，谈出自己独特的解释。她认为，作品如同中介，最终的问题在于沟通，无论前卫也好，古典也罢，作为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桥梁，它传播文化价值，构建文化氛围，它的沟通作用，成就艺术空间的繁华。
“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办了一场中国的歌舞晚会，里面有一个节目就是唱民歌《龙船调》，其中有句歌词‘谁来帮我？’，这个策划人创意在美国演出，有谁来帮我？能不能用英文说？这个歌唱演员高调用民歌唱辣妹子，突然间在台上说Who will help me，就造成一个笑话，他们突然觉得美丽的中国女性在台上说这句话，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是歌词的一部分，她怎么突然说需要帮助。策划人安排一个托，一个美国帅哥，说I will help you。这就是文化沟通上的一个巨大败笔，人家觉得你很可笑，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沟通。”
“我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对过就是我们的公司，门口有一个雕塑，叫《中山装》，很多人问我们办公室在哪儿，我说我们办公室在一个停车场，他们说是不是毛主席像那些，我说没有毛主席像，那是中山装。这就很有力量，通过一个体型、通过中山装，表达了一个领导人物在我们心目中深刻的印象，当你没有这个人形象的时候，只出现一件衣服，大家的联想也不会忘了他，这就是沟通，这就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作品，因为它能沟通。文化的东西应该是可以沟通的东西。”
洪晃女士用生动的例子，表现出作品的重要力度。她一再强调沟通，“我们没有成功地把中国当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跟外面沟通，而这个沟通不是靠新闻稿，不是靠发言人，这个沟通是靠文化，是靠我们能够把我们今天当代人文主义的东西拿出去，告诉他，中国人今天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就是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对于逐渐发展中的文化创意产业，洪晃女士提出，最大的文化和创意就是用作品把状态沟通出去，作为一个创作者，创意行业里面的工作人员，紧迫的任务不是如何解决创作，不是作品卖得出去卖不出去，票房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如何将繁华的艺术文化转化为成功的表现力。
知识产权：尴尬不是面对的方式
“作品在创作上有着特殊性，它是作家思维的体现，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思维表现。面对知识产权，不是尴尬和扭捏，而是突破瓶颈，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知识产权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在我国称为著作权）两部分。工业产权包括专利、商标、服务标志、厂商名称、原产地名称、制止不正当竞争等。版权是法律上规定的某一单位或个人对某项著作享有印刷出版和销售的权利，任何人要复制、翻译、改编或演出等均需要得到版权所有人的许可，否则就是对他人权利的侵权行为。知识产权的实质是把人类的智力成果作为财产来看待。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2000年召开的第三十五届成员大会上通过决议，决定从2001年起，将每年的4月26日定为“世界知识产权日”。
2006年2月15日上午10点至11点半，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做客中国政府网，围绕国家“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对于知识产权工作的要求，就如何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等话题进行讲解。
2007年11月26日和27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举办了一次知识产权经济学讨论会，与会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15位著名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