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公共领域：监督权力与民主参与功能的一种认知体现
市民社会的粘合机制除了利益同盟外，还需要沟通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中介才得以实现。这个中介就是以新闻为主要载体的、哈贝马斯定义的“公共领域”概念。这时，新闻的社会功用才得以完全的理论体现，这也是西方国家为什么如此重视新闻的建设性作用的理性源泉。而在这方面的思考时，有一个无法绕开的基本问题：现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
在传统社会之中，政治上的正当来源于道德价值体系中的善。在古希腊人那里，城邦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道德的社群，政治权威之所以是正当的、应该服从的，乃是因为它体现了城邦的公共的善。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时代，上帝的意志替代了城邦的至善，成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渊源。而现代社会是个世俗化的社会，当“上帝已死”，由什么来替代上帝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现代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强有力的论证：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人民的同意。
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继续发展了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他区分了现代政治两个不同的过程。一个是以选择政治代表和政治领袖为中心的民主选举，这当然是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仅仅有民主选举是不够的，还不足构成权力合法性的“神意”基础——这一“神意”基础在现代社会已经世俗化，为一般公众的“公共意志”（General Will）所替代。而“公共意志”的产生，不是在政治选举之中，而是在政治领域的外部——公共领域之中，由自由的公众，通过公共讨论和社会批评而实现的。也就是说，公共领域不是政治领域，它与一般的政治投票相区别；也不同于私人领域，它与以市场为核心的市民社会也不是一回事。公共领域介于这二者之间，是“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并对政治权力通过社会舆论进行公共监督和批评。这一以公众舆论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正是公共领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在阐明公共领域的演化过程上，哈贝马斯突出了新闻出版物对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冲击力。在他看来，为了追求出版而写小道消息的人使得信息本身商品化，而政府则将新闻媒体转变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报纸开始对宫廷活动进行报导并刊登出统治者发布的命令。当新闻媒体完全被用来维护政治统治时，市民作为一个新闻阅读群体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是公共权力的对立面，意识到自己是正在形成当中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公众……市民社会对私人领域的公共兴趣不仅要受到政府当局的关注，而且要引起民众的注意，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事情”，这样“政府当局与广大民众之间也就真正形成了公共管理和私人自律的紧张关系。”除资产阶级的生产活动之外，民众的消费和生活也为国家所左右，其典型方式即税收。在公共权力不断作用于私人领域时，一个批判空间形成了，其中的批评主体是公众，而工具则是新闻媒体。但这时的新闻媒体必须在功能上发生转变，即评论的矛头指向发布命令的统治者。统治者当然不甘心这种失败，他们开始运用权力规定可以刊登出来的内容。在短期的忧虑之后，市民社会表现出对这种禁令的反对，他们公开地对公共领域——公共权力领域——进行评论，并“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手抄的和印刷的杂志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哈贝马斯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
1.2.3解释模式与实体结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以上历史的宏观回顾和既有理论阐释，不仅已经给出了新闻行使监督权力、民主参与两项功能在宏观环境中的学理定位——作为公共领域的主要运转机制，成为联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结构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思想界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架构：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架构；二是黑格尔所倡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框架。两者各有利弊，前者容易产生对无政府状态的误导：国家充其量只是“守夜人”，整个市民社会的兴衰都取决于盲目性、因果性的“看不见的手”，结果是导致经济领域间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悬殊，因少数垄断的出现而导致的透过经济权力对人的自由的控制。后者则更为严重：尽管具有一定现实合理性，但隐含着国家权力可以无所不及和社会可以被完全政治化的逻辑，而这种观点及其隐含的逻辑往往趋于被用来作极权或集权的统治的张目。（参见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对新闻功能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但采信何种架构或另予创设，对新闻行使两种功能的权责范围自然不可或缺，不过因为本文此处在于探讨新闻功能扩张的现实基础，即“实然”而非“应然”，故在此不作说明，后文待述。的主要承担者，同时再次清晰了两项功能的出现的社会动因和成功条件的经验规律：当自由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即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成为社会经济活动基础，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契约性关系成为社会内在关系，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基本权利成为基本的法制原则，出现社会成员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基础，并有意愿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的市民社会萌芽时，新闻这两项功能才具备成功扩张的必要条件，并最终在社会主流思潮的路径导引下，在市民社会具备雏形时被巩固确认。
这样的经验规律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新闻改革而言，至少具有两种基本的价值：第一，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对目前新闻改革的吁求内容、改革时机、进程、结果作出经验式的判断；第二，作为一种实体结构，对目前新闻改革的操作内容、方式、步骤作参照性的安排。
但是，尽管人类社会具有某些共通的规律，但以上的经验认知毕竟是得自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总结。而对中国而言，首先社会文化资源独具特点，其次社会结构又有着与西方社会演化不尽相同的历程。至少自鸦片战争始，中国现代化发展便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现代化的后进国家，中国现代化的展开，并不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进程，而是迫于外力倾轧强制实施的社会结构改变。并且在这一引入种种并不与其历史文化协调的现代性的变革过程中，政治和社会结构总是在进行着以容纳和推进这种现代化发展的被动调整，进而逐渐丧失既有权威的合法性危机，最终导致社会结构解体、社会普遍失范，甚至国家分裂。作为对这种失序及失范状态的回应和救济，政治结构往往转而诉诸传统文化的、军事的、象征性符号等资源来解决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又使政治、社会及经济的变革中途夭亡。
而在1949年以后，在高度政治化和计划经济安排的架构中，由于经济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逐渐交相恶化，以及周边国际环境的示范、对比效应，政权的权威性受到毋庸讳言的削弱。到了1978年经济改革以后，在效率优先指针下公平原则渐渐衰隐，丛林法则日趋盛行，政治、经济领域寻租导致腐败蔓延，以及当代世界普遍的社会偏离——卖淫、赌博、吸毒、不当行为、犯罪、抛弃弱势群体等，以及一些中国特有的问题，诸如对稳定社会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消耗与真空、缺少共识导致的建设性主流思潮缺失以及道德（包括宗教）的涣散、人口超饱和、地区发展失衡、民族问题、国际环境问题、环保问题等等，都易使来自西方的经验规律出现橘生淮北的尴尬。
事实上，对于公共领域理论的跨文化应用问题，哈贝马斯本人也非常谨慎，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初版序言中就已谈到，不能把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与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历史发展隔离开来，并作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中去。尽管如此，自该书出版以来，国际学术界依然用公共领域理论来分析和解释众多非欧洲的历史，包括当代东欧的变迁以及中国的近代史研究。这表明，公共领域如同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理性性、工业化等等概念一样，已经从一个特殊的经验分析，演化为一个拥有广泛解释力的理想类型，它从欧洲的历史中被抽象出来，成为一个与现代性问题相关联的普世性的解释框架。
之所以能够如此，学者们认为，凡是作为一种知性的分析方式，比如公共领域理论的生成，尽管从特殊的经验事实提炼而来，但由于其高度的抽象性，可以超越一定程度的文化和历史语境，有效地说明跨语境的历史中某些共同的、普遍性的要素和特质。本文前述从经济基础入手对日本的史实回顾，并得出与德国相似的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一点。还以公共领域为例，其经验基础虽然仅仅局限于欧洲18世纪的历史，但由于它涉及到上面所说的现代政治合法性这一跨文化的普遍性问题，因而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普遍有效的分析概念。对于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在于，作为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只要在整个社会建制之中出现对政治合法性以及对与政治控制有关的其他社会领域改革，对公共领域的产生、运动、讨论都将无可避免。
但是，以上对于公共领域理论的重点阐述，并不表示本文将仅以此为理论工具，全程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实际上，由于封建专制统治遗产未能彻底清算，传统文化的某些负面因素导致的国民性格以及参政文化、行为、能力的不足，使得公共领域理论更多是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理想类型在本文随后的论述中出现，这也是本文不同于以往单纯采用该理论建构中国当下新闻改革目标之处。应该看到，公共领域的理论可以“跨文化”，无法彻底的“超文化”。当对它进行规范论证的时候，一旦具体应用于某个地域，比如中国的时候，概念的有效性必须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并且通过跨文化的历史比较，看看同一个公共领域的事实，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是如何呈现出不同的特殊性面貌的。所以，本文还将从经济体制变迁和社会文化背景切入，本着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对自由经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及后文借用的诸理论做有鉴别的运用，在经验规律和具体国情间做谨慎的思考、取舍、补充，以求适用于、同时也有助于对当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作出较为透彻的历史把握，最终力争作出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观念、制度准备。
因此，我们认为新闻的监督权力、民主参与功能成功扩张的必要条件是：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成为社会经济活动基础，平等自治契约性关系成为社会内在关系，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基本权利成为基本的法制原则，出现社会成员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基础，并有意愿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的市民社会萌芽之时。
自由经济、公民社会、公共领域框架为评价我国的新闻功能演变提供了的一种认识参照。
【第二章】聚焦：近代以来中国新闻功能的屈与张
自晚清以降，中国近代新闻业诞生、成长，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三种政权更替，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相异、频变的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鱼龙混杂的传统积淀，以及破门而入的外来文化，都使得新闻功能的扩张在中国有了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社会背景。同时还因为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不得不使任何新闻改革的意图，既要考虑新闻作为文明进程中客观存在的共性，更要考虑到所处社会系统吸纳、派生出的个性。
简略回顾中国新闻功能扩张历史以盘点历史遗产，将有助于在研究当代新闻改革时保持考察的连续性、预见性和决策的科学性。
2.1近现代中国新闻扩张动力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
百多年来的中国新闻功能扩张史，如同一棵先天根系不良、后天光照偏向的树：发芽于内忧外患、小农经济的晚清，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的土壤，也就失去了公民社会的滋养；羸弱的主干在亡国灭种险境下的民国艰难成长，中国共产党的壮大、民族资本的发展，使新闻功能在民国晚期发展出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两大分支；及至新中国成立后，在极左思潮的主导下，自由主义的一支被砍斫，唯余宣传功能一支独大。
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变迁而言，其诱因无外乎外部压力和国内矛盾两种。具体到中国，不像欧洲尤其是西欧那样小国林立，往来频繁，由此各国无法掩饰示范效应和由此带来的技术、制度的模仿、革新与竞争。中国地域庞大且海洋、高山环囿，在晚清以前，社会变迁一直是国内矛盾激化产生的动力为主，延续着内陆型帝国的轨道，直到西方列强借助自由经济膨胀起来的军力，强行叩开国门，才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此带来中国近代新闻业功能扩张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是：它并非英法那样由自由经济勃发而内生，而是在几欲致命的外族入侵下压迫而出。这种新闻功能扩张的基础决定了这样一种宿命：当外力由于各种原因消失，内在的支撑力由于各种原因发育不良时，新闻功能的扩张延续必然成为无源之水，萎缩凋零。而对于当代中国，这样的内力和外力是否存在，或是同时存在，也需我们爬梳思索，以史为鉴。
激发新闻功能扩张的外来动力，自近代中国以来的反侵略史已有详细记载，无需赘述。而作为当时内生动力的萌生、发展状况，并未因时间的流逝、政权的更迭而彻底丧失对当代新闻改革的借鉴意义和潜在影响。以下，我们把晚清、民国、新中国的新闻功能扩张想象为一棵根、干、枝不断成长的大树，勾勒出一百多年来我国新闻事业的总体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