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舆论动员在传播的时间要求上具有紧迫性和集中性的特点
舆论动员在时间上，比一般的信息传播要求具有更高的紧迫性，这是突发事件本身的客观要求。在危急时刻，有时甚至是千钧一发，必须迅速传递信息。在这次雪灾中，许多人可能对“温家宝总理专机离京时不知何处可降落”的报道反响很强烈，仅在新浪网上截至2月4日的网友留言数就有5700余条。
据报道，1月28日18时30分，在结束了一天的繁忙工作后，温家宝总理决定立即赴重灾区湖南视察；在他出发前，“连飞机能在哪儿降落，降落后再乘坐什么交通工具都不能确定”，但总理还是毅然登上了专机舷梯，目标只有一个：尽快到达灾区一线。结果，星夜兼程，几经转乘，在次日凌晨到达长沙，指挥抗灾，来到车站，慰问群众……在这样的报道中，温总理说的“解决现在的问题，不能靠等，靠拖！”的话，实际上就是实实在在的舆论动员，其紧迫性已经赫然纸上，给人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箭在弦上，立即行动。
在网络上可以读到这条新闻后面众多网友热情的回帖，表明自己受到了感动和鼓舞，这一舆论现象背后，恰恰折射出舆论动员在时间要求上的紧迫性得到及时满足后，其效果就如同久旱甘霖、雪中送炭；对于化解突发事件一时积聚的大量矛盾，是特别必要和必需的。
舆论动员在传播的时间上呈现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集中性，就是在短期内有大量的报道、评论信息集中出现，非常密集。这要求舆论传播的媒介组织形式及时改进，以满足适应这种受众需求。例如，报纸要扩大版面，进行深度报道；电视要打破原来的时间编排，全方位报道，甚至直播；广播要迅速传递信息，充分发挥互动交流的特点，及时提供各种服务；网络则要发挥其纵深、及时、互动的优势，开发海量信息，精心编排后，集中呈现在网页上。
四、舆论动员在语言和传播形式上要求具有鼓动性和贴近性的特点
舆论动员在语言上具有鲜明的特色，就是要运用鼓动性的话语，去激发大众的热情和斗志，积极投入到应对危局的过程中。同时，还要贴近大众，让他们容易理解和接受，而不是生硬的说教。在现代传播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在传播形式上也要求有鼓动力和亲和力，在理性和感情的层面同时打动大众，鼓舞起大家同舟共济。
例如，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那个《温暖2008》的诗朗诵节目配乐诗朗诵，实质上就发挥了非常好的舆论动员作用，让人记忆犹新：
【李瑞英】雪在下，雪在下，雪在下，
……
【陈道明】这场大风雪，我们相信许多人都难以忘记，
要感谢的人有许多，其中包括你自己。
【康辉】
【李瑞英】因为众志成城，
【众】彰显了和谐中国的力量！
【王刚】【徐静蕾】因为众志成城！
【众】我们迎来了温暖2008最美丽的春光！
相信无数人看后，心里会是热血沸腾的吧，其朴实自然的形式、直抒胸臆的情感、凝练生动的语言，让人由衷感动。读者如果到网上去看看一些群众感言，就容易感受到这次雪灾在整体舆论上体现出某种真情温暖，确实使得舆论动员产生了强大的破冰融雪的热力。
五、舆论动员在传播效果上要求具有组织性和行动性的特点
舆论动员要调动社会人员和资源，因此，在传播的效果上要达成组织人员、采取行动，有的表现在形成群体性的集聚活动，有的表现在大众在行为上形成协作和默契关系，总之是表现在全社会应对突发事件上形成合力，相互合作，共同面对困难。在这次雪灾中，我们在新闻报道和言论中看到的最频繁出现的词汇就是“众志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的效果。
舆论动员的行动性特点在这次雪灾中有特别生动的例子，有人在舆论的影响下，自觉地参加到抗灾救灾的行列中。例如，河北唐山玉田县13位农民自费到湖南郴州参加抗雪救灾，他们的话非常朴实：“咱农民这点钱，算个啥？对！除了出力气，咱也没啥贡献社会的！”“我们是从唐山来的，愿意义务救灾。干不了技术活，我们可以抬工具，运材料，让我们参加吧！”苏晓洲：《唐山13农民“侠客行”》，《中国青年报》2008年2月17日。
舆论动员与国家危机应对的若干关系探讨
结合2008年中国南方雪灾的舆论传播现象，以上初步分析了舆论动员的传播特点，这将有助于人们理解舆论动员在应对国家危机时的内在传播规律。然而，还有一些深层的问题需要探讨。
一、舆论动员是否要强调舆论一律？
在舆论宣传领域，有“舆论一律”的说法。那么，对于重大的关系全局的突发事件，在进行舆论动员的过程中是否要强调和遵从“舆论一律”呢？
事实上从宏观和总体的层面上，在危机面前，在进行舆论动员的时候，笔者认为需要保持上下左右的舆论一律。这是由其内在传播机制和规律决定的，不这样就不足以形成强大合力。例如，在这次雪灾中，有些有识之士指出，在抗灾过程中，个别地方的主流媒体的舆论反应迟缓，落后于中央的主流媒介，使得雪灾中普通民众的真正疾苦受到忽视，使得关注民生、预防减灾的工作没有充分抓住，在中央舆论形成声势后，才迅速转变，显得迟钝被动。如果在灾害面前，各地方和各部门的舆论动员能相互协调，迅速形成协同合作的格局，那么，突发事件的危害就能迅速化解；如果舆论动员在某些方面出现掣肘和不协调，则会在紧急时刻贻误和丧失时机，可能造成关键性的局部困难，甚至影响到全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应对危机特别需要各地方、部门的舆论动员的协作协调和内在一致性，这可以看成“舆论一律”的注脚。
在这个前提下，应当允许媒介就一些具体的危机解决方案和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时出现“舆论不一律”的状况是正常的，应当允许乃至鼓励。例如，在这次雪灾中，一些言论对于科学抗灾的观点讨论，就很有启发性。有些报道指出融雪剂在雪化后会污染水环境，应科学使用，这实际有助于灾后恢复工作。再如，《新京报》2月9日《要全民抗灾更要科技抗灾》社论：《要全民抗灾更要科技抗灾》，《新京报》2008年2月9日。的社论强调要“充分依赖科学技术，如此才能事半功倍，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局”，社论以宝鸡市供电局的“带负荷融化线路覆冰技术”为例，当地电力部门除冰只需要在办公室敲敲电脑就完成了，而且，雪灾期间秦岭重冰区的输电线安然无恙。
在突发事件基本结束之后，应该允许媒介充分发表意见，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今后克服改进。例如，在这次雪灾中，有的地方出现了有大灾无大害的结局，同样暴雪成灾的重庆市，就没有发生电网瓦解、大面积停电和抢险救灾人员伤亡事故。《新京报》2月16日社论说：“重视重庆的经验表明，只要平时未雨绸缪，危机时决策正确，自然灾害的不良影响，还是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而临时抱佛脚，事发时才采取即时措施，难免会被自然灾害所缚”。这样的言论，就很有启发意义。
二、舆论动员是否具有局限性？
那么，舆论动员是否具有局限性？是否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呢？笔者认为，结论是当然的，这是受其内在的传播规律决定的。舆论动员其实并不是在所有的突发事件出现后，都需要启动的，其实只有在突发事件出现紧急状态，与无数个人密切关联，迫切需要动员大众一起来面对的时候，启动起来才真正有效。如果是一般的应急机制就能解决问题，还是应当采用常规的方式。
在中国1998-2008年这十年间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突发性事件中，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舆论动员的只有3次：一次是1998年的长江抗洪，一次是2003年的SARS危机，还有就是这次南方雪灾。其他突发事件，在局部地区启动过类似的舆论动员，例如，浙江省应对台风灾害、2005年哈尔滨应对“水危机”的时候。在国际上，也有国家在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例如，美国在遭受“9·11”恐怖袭击后，启动了全国性的舆论动员，在卡特琳娜飓风来袭时，启动了局部性的舆论动员。
一般而言，舆论动员的启动有助于大众克服恐慌心理，获得信心和力量，投入到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于执政者和公共管理者解决问题、赢得民心，具有正面的积极作用，往往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媒介也往往非常投入。然而，即便如此，笔者认为不应该轻易启动，否则，对公众会产生疲劳感，会过度浪费资源；同时，在另一个侧面使得常规的解决机制无法顺利形成。随着中国的各项法律和社会机制的完善，一些问题已经开始能在常规机制内解决，就无须启动舆论动员。舆论动员就像是一剂猛药，对于一个健康的肌体在偶遇风寒时，是不必用的；同时，它也不是万能药，只有在危急时刻对症下药时，才派上用场，发挥特效。
三、舆论动员与舆论监督的关系
在进行舆论动员的时候，是否需要舆论监督呢？舆论动员和舆论监督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即使在舆论动员的关键时刻，仍需要舆论监督的机制。因为在突发事件中可能出现失误和问题，而且一些应对举措和行动本身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这时还是需要舆论监督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比平时更需要监督，更容易实施监督。例如，据2008年1月27日《新快报》报道，广州开往衡阳的N608次列车由于受大雪影响滞留在一个小站上，由于车上食物紧缺，路边小贩的盒饭卖到了50元。在这次雪灾中，类似这样的趁灾情严峻而发财宰客的报道并不鲜闻，这无疑会引起舆论不满。难怪有人呼吁：“无论如何，雪灾不应成为涨价的借口，必须有某种及时的监管，以杜绝发‘灾难财’的现象出现”。
在这次雪灾中，由于铁道部门在保障购票旅客顺利安全到站的过程中肩负重责，所以受到舆论的极大关注乃至监督，是很自然的。铁路部门尽管在抗击雪灾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广大铁路职工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其作为、其形象仍然在网络上受到众多网民的批评，即使在春运结束后，其表现还成为舆论讨论的焦点，甚至出现政协委员对铁路的严肃批评，这其实是颇耐人寻味的。
说到底，大众媒体对于地方和部门的监督在实质上就犹如人民群众的眼睛在关注着他们身上的责任，对于解决好问题是迫切需要和必要的，问题不解决好，就难辞其咎，受到批评是很自然的。事实上，只有监督机制的充分发挥，问题才有可能解决。再如，京珠高速公路出现大堵车，沿线6省区高速公路主管部门没有充分协调，出现“你开我关、你关我开”的情况，在舆论强烈呼吁下，才迅速在省区间建立起信息联动机制。
第四节 案例研究：汶川地震与危机传播的“中国模式”
在以上对国家危机的理论探讨后，以下将从中国汶川大地震的危机传播个案研究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曾提交2009年“中国主张：传播理论本土化的径路”博士论坛，会后吸取专家意见略有改动，以《危机传播的“中国模式”及其价值——基于四川地震灾区实地考察的理论思考》发表。中，来探讨传播与国家危机应对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国家命运最终的影响。这个案例实际是基于对四川地震灾区的实地考察，从理论视角探讨危机传播“中国模式”的可能性、特色要素、内在机制及其借鉴价值。
根据Stallings＆Schepart（1987）的观点及前面的国家危机分类，这次大地震所造成的危机是一致性国家危机，即自然灾害类危机本身的特点，使得中国的领导人、政府、媒体在应对此类危机中，有优势天然获得正当性，从而使其获得领导力、凝聚力，这是中国危机传播成功模式的基础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本案例研究中发现，危机传播“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一拖三”驱动模式，即以严密的组织性为驱动轴和纽带，把迅捷的行动性、统一的话语体系和巧妙的舆论引导结合起来，灵活运作，从而达到“化危为机”的效果。
